第4篇：通识教育理念下的大学国学教育
张磊（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山东济南250200）
摘要：国学，在当下语境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的泛称，也广泛地渗透于现代大学的人文学科中。随着通识教育的逐步推广，国学已成为所有大学生共修的内容，它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内涵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针对大学国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有必要在大学通识课程中将国学列为共同核心课程，注重对优秀的传统原典的深入解读，使国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同时，在通识课程设置中应当注意“中西并举”，开设西方文化课程，在比较视域下认清国学的当代价值，真正地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国学；通识教育；大学教育；文化自信
国学，在中国当下语境中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的统揽和泛称，是中国本身固有的“旧学”，也是相对于西学东渐之后的“新学”“西学”而言的中国之学。而国学教育，在当下语境中指的也是纳入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以国学为内容的教育。在现代大学本科的专业课程中，国学广泛地渗透于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中，比如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美术、音乐、教育等学科。如今，随着通识教育的逐步推广，国学教育已成为所有大学生共修的课程内容，它本身所包含的人文精神和内涵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进行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在通识教育的理念下，我们重新审视大学的国学教育，可认识到其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亦可在通识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予以调整和加强。
“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的提出始自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由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命名，具体指面向全体大学生进行的普遍的、共同的文化教育，其宗旨是启迪思想，形成完整人格。此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体制逐步确立，成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先驱。在我国，明确推行“通识教育”理念的是中山大学的甘阳教授，于21世纪初开始倡导，并在中山大学成立了“博雅学院”，展开了通识教育的探索和实践。此后，清华大学成立了“新雅书院”作为通识教育的实验区，北京大学设立元培学院，以通识教育为基础意图建立中国特色的博雅教育计划。至今，通识教育已在中国大学推行了十几年，其强调大学生人文教育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一理念的观照下，许多学科的课程设置与内容都亟待改革和创新，国学教育课程更是尤为迫切。
一、国学教育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产生自20世纪初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多为知识分子所诟病和批判，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先生的说法，他建议现代的年轻人尽量少地甚至完全不看中国古代的传统书籍，胡适先生亦在当时提出过“全盘西化”的观点。彼时内忧外患，国人思变心切，国学日遭怀疑，皆盼西化，以图拯救。这些观点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并非一成不变的定论。
早在1912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中曾言，“吾尝察吾国多数人之心理，有三种观念焉，由数千年之遗传熏染所构成，定为一切道德所从出，而社会赖之以维持不敝者。”[1]（195）这三种观念是，一曰报恩，返本报始不忘其初；二曰明分，使人各自尽其分内之职；三曰虑后，为将来、后代着想。梁启超先生对传统文化的体察和考量实是有助于我们认识自身，明确自祖先开始便绵延遗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这也正是今天的国学教育所致力挖掘的，国学所蕴孕的丰富内涵恰可以满足大学生求知、修身的需要。
今天我们再谈国学教育，亦是着眼于国学在当代的特殊价值。国学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内涵，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既可助于提升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亦可助于唤起我们的文化自觉，恢复我们在文化上的自信，最终实现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人文素质是素质教育中最具内涵的方面，它需要丰富的国学知识，但更来自于大学课堂对其精髓的深入阐发，以及大学环境的潜在滋养和无声润泽，强调思考重于记忆，唯日积月累，涵养内化，锻炼人格，陶冶品性，方可于无形中彰显出人文情怀，促成于人文精神。尤其当下我国存在严重的浮躁、功利主义的社会风气和倾向，大学教育亟需以人文素质的提升为目标，以国学教育为基础，致力于大学人文精神的养成。
当代的大学本科教育包括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与专业教育相对的，它是本科教育中进行专业学习的前提和基础。通识教育一方面强调大学生的全体性，兼顾文理科学生，一方面又强调知识本身的共同性，国学即符合它所要求的这一性质。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甘阳自2004年起开始大力推行通识教育，曾提出本科的教育模式应当是“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发展”之路，将通识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基石，改变以往注重专业教育缺乏通识教育的模式。[2]所以，国学教育必然要走出专业的拘囿，成为全体大学生的通识课程。
在通识教育的理念下，作为通识课程的国学也体现出了它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通识教育的概念源自西方，其“通识”意为“general”，即“总体的”，其先驱赫钦斯在1936年所写的《高等教育在美国》一书中还曾将通识教育阐释为“commoneducation”，意为“共同教育”，强调它是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学生都应当接受的共同教育。它主要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强调总体性，通识课程应该选择适当的知识内容，要求所有不同专业的大学生都来学习，学习的主体涵盖所有人；二是强调共同性，指所有人应当去学习带有普遍价值的、通用的、属于所有人的知识，即所学的内容应具有共同性。正因如此，作为通识教育先驱的美国，其大学本科通识教育课程也是以西方的经史传统为主干，尤其是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特别注重对西方历代传世经典著作的阅读和阐发，追求大学生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共同体认，有意保留自己的文明，从而为美国社会奠定共同的文化基础。从这一意义层面来说，来自于中国本土传统、非从他受的国学也正是我们的总体之学和共同之学。
所有的大学生都应该认识和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正如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在论及基督教思想对西方人的影响时所说的：“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义。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新年的真实性，但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3]（205）文化总为大众所有，且必具绵历性，不管我们对国学认同与否，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的也都是国学的观念和意识，它存在于我们每一个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和逃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如何面对它，认识它，理解它。因此，国学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国学课程也应当是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