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学国学教育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随着通识教育的推广，大学的国学教育已经不再局限于专业教育领域，而成为面向全体大学生的通识课程。而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国学，与走在世界前列的美国通识教育相较，仍存在诸多问题，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国的大学通识教育在时间上出现得晚，且此前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所采用的前苏联的大学体制积弊很深，这种体制重专业，轻人文，完全没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区分，缺少人文教育的理念和认识，使大学生过早投入专业学习，却因此限制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展，缺少跨越性的前沿性思维。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大学才开始扭转这一局面，致力于探索大学本科教育体制的转型，从单一的专业教育转向发展大学本科的通识教育，开始矫正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文教育的严重缺失。
近年来，我国各高校多仿照美国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进行规划和设置，尤其是哈佛大学，成为竞相学习的对象。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分为7个领域：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和艺术、道德思考、社会分析、定量推论、自然科学，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课程占到将近80%，每个学生必须在7类领域的通识核心课程中每领域选修一门以上。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亦多依此分类，在课程设置中普遍加大了通识教育课程的比重，减少了专业课程的开设，且在通识教育课程中，总能瞥见国学课程的身影。比如，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大系列：中国文明及其传统、西方文明及其传统、现代社会及其问题和人文艺术与自然；山东大学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分为七大模块：国学修养、创新创业、艺术审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齐鲁师范学院在通识必修课程中也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齐鲁文化》等国学课程，通识选修课程包括了校内公共选修课程和网络通识选修课程，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艺术教育类”“体育健康类”“教师教育类”五个模块。与之对应，各种面向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国学教材也迅速问世，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中，就有《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周易〉经传十五讲》《道教文化十五讲》《中国文学十五讲》《中国古代诗学》《中国历史十五讲》《清史十五讲》《宋明理学十五讲》《唐诗宋词十五讲》《红楼梦十五讲》等国学课程。可见，在21世纪初的通识教育大潮中，国学已全面进入了大学的通识教育课堂，但尚属模仿和探索阶段，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课程花样繁多，精品课程少
通识教育强调课程内容的共同性，导致很多大学开设的通识课程面目杂多，质量参差不齐。甘阳教授认为，通识教育课程不是大杂烩，而是有灵魂有核心的，通识课程不应当过于杂多，而应当打造精品。[2]作为我们的经史传统的国学，正应该成为这样的“共同核心课程”（commoncorecourse），其核心主干地位应得到充分地突出，同时，也要打造高质量的精品国学课程。而且，在市场经济浪潮下，很多大学重视英语，而不重视中文，结果在通识教育课程中开设了过多的英语语言类课程，使国学课程的课时量被压缩。
（二）独尊国学，缺少西学观照
有的大学在通识教育课程规划中，只将国学列为核心主干课程，却毫无西方文化类课程的参照，这样无形中导致的对国学的独尊，便无法形成广阔的学术视野，更无助于对国学自身的深刻认识。而且，这样的课程设置对于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来说明显营养不够均衡。以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国学的弘扬，绝不意味着对西方文明优秀成果的摒弃。
（三）形式大于内容，教学过程不严格，教学目标不明确
在中国大学刚刚开展起来的通识教育，显然教师和学生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在大学的前两年并没有把通识教育课程作为主干课程来学习，而是将其作为专业课程的补充、知识面的拓展和个人兴趣的完善。具体到课堂上，国学通识课的学生往往人数众多，教师也多以传统的讲述和灌输为主，讨论较少。而且，通识课的考核形式相对于专业课更随意。通识课的教师往往不会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学生也常常以混学分为诉求。相比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我国大学的通识课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较大差距。比如芝加哥大学本科四年共42门课程，通识教育课程有21门，在大学本科的前两年完全当作主干课和基础课来严格地学习。由此可见我们自身的不足。
（四）概论多，深入阅读和讨论少
我国大学开设的国学通识课程多为概论式、通史类课程，对传统文化经典原作原文的深度解析不足，也常因课时量不足而无法展开讨论。而作为通识教育典范的芝加哥大学，其通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特别注重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讨论，其教学方式多为小班教学，即便是上千人的大课也会在讨论时分成小班，教师常有博士生做助教来协助完成，学生每周参与一次讨论，每两周交一次作业，教师和学生都需要全力准备和应对。
三、实施大学国学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在我国，对于国学的思考和阐述，从未中断过，前人多有著述，给予我们诸多启迪。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将天下的文化分成三类：向前进的西方文化、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和转身向后退的印度文化，这三类文化如同人生的三个路向，代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目标，也使中西文化之别一目了然。梁漱溟先生在这本书中认为西方文化的特点是意欲向前要求，“所谓向前要求，就是向着自然界要求种种东西以自奉享。”[4]（63）所以，西方的物质文明比我们发达。西方文化自两希开始，就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文化自儒家思想开始，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梁先生在阐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从来都是站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视域中来谈的，这对我们的国学教育教学也提供了可贵的参考。又如钱穆先生所言：“大抵中国主孝，欧西主爱，印度主慈。故中国之教在青年，欧西在壮年，印度在老年。”[5]（2）在这些论述中，没有西方和印度的参照，我们自身的特点就得不到彰显，所以，我们也应该在国际化的视野中学习和思考国学，从他种文化的语境下反观自身，唯此才能真正看清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我们的大学也应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语境下开展国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