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许多适龄儿童不能入学，这意味着将来要有一批文盲；当社会治安不能搞好，这意味着经济运转和人民生活受到威胁；当国防不能及时加强，就可能受到外来的武力侵犯；当公务员得不到应有的薪俸，政府就可能低效和腐败。这些事情与发债相比，哪个成本更高，是一目了然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生的债务规模，比之名义债务规模大得多。用于国有企业的贷款每年形成了大量积压，其中至少有2000亿是注定不可能得到偿还的。与其这样无效花钱，不如多发公开的债务，一部分用于公共服务支出，增加社会需求，缓解企业困难，少部分则直接用于补助社会保障基金，将一些企业的职工养起来，而不是让其开工生产积压产品。
从实际操作方便的角度来考虑，可能的一个办法是把国家目前用于经营性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支出，转移为政策性银行贷款，从而加大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规模。因此而节省出来的预算内财力，可以安排到最紧张的公共服务项目上去。为解决某些基础性项目需要国家资本金投入的问题，还可以考虑通过将已有国有资产存量的一部分调整转让，获得现金注入新的项目。
还有一个越来越需要提上日程的问题，即如何考虑地方政府债券问题。许多国家通常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限度内发行债券。这也有许多好处，可以大大减轻中央的负担，分散风险，提高效益。当然也有其控制的难度。不过，我国实际早有类似的实践，例如允许地方自借自还地使用世行贷款，其实就是债务，而且是外债。这个实践，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控制地方发债规模，可以和其财政收支规模，经济发展速度、潜力，以及经济规模的大小等等指标挂起钩来。必须明确的是，地方政府发债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不能用于经常性开支。如果我们准备建立更广泛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或者是其他一种对基础设施建设有保障的融资制度(例如以项目名义发债受到优先鼓励)，我们就完全可以不必建立地方政府发债制度。 最后，还有一个国有经济资产债务重组中财政应发挥的作用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但是财政出资很少，造成国有资本金严重不足和企业对银行负债率过高。本来应当是财政通过发债或征税来建设，但我们更多地依赖于强制银行发放贷款，这使得许多关系扭曲了。财政把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一部分债务划转过来，每年只需支付很少的利息或干脆就不支付利息，因为中央银行盈利结余也还要交给财政。这样，基本关系就理顺了。商业银行拿到这部分资产(不用偿还的中央银行再贷款)，就可以补充资本金或清理其不良资产。 显然，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必须与金融改革统筹考虑。 关于发展国债市场的几点建议
关于国债发行问题，据我了解，分歧似乎并不很大。现将个人的基本看法陈述如下： 1.当前是发展国债市场的极好时机。宏观总量关系宽松，国内储蓄倾向旺盛，各方面的投资理性和风险意识大为成熟，而且国债发行和流通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起“三个体系”，其中国债市场是最有希望率先建成的一个金融市场体系。在过去十几年里，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国债的发行和流通经历了不少的困难和曲折，因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掣肘因素，现在的形势已根本好转，国债作为金融投资工具的优越性愈来愈得到承认。除非不按市场规律行事，否则不再会有发不出去，或一上市就跌破面值的现象发生。 2.增强国债的流转能力是现阶段发展和完善国债市场的关键。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债券被称之为“金边债券”，因为其风险极小(几乎等于零)，变现能力最强。当持有者需要现金或发现新的更佳投资机会时，他随时可以把国债转让给别人，因为有一个完善的国债市场，有许多金融机构参与其间。特别重要的是，当许多持有者要抛售国债时，中央银行会非常警觉，一旦它认为行情太低或有可能太低时，中央银行就会买入国债。这是它的基本职责之一，因为一方面它作为银行的银行，要对货币供应的状况负责，另一方面它作为政府的银行，必须维护国债的信誉。就是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债是最好发的债券，是发行成本最低的债券，因为它转化为现金的能力是最强的，仅次于现金本身。从理论上说，同样期限的国债比银行存款更安全，因为银行可能倒闭，国家却不可能破产。奇怪的是，在我们这里，国债的发行是个问题，而且发行成本很高。原因在于，我们的国债就总体而言，流动性还比较差，还没有形成一个允许所有金融投资者(不论是机构还是个人)自由进出的国债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国债的可流转性越高，其发行的成本就越低；其价格的确定越自由，其可流转性也就越高。无论二级市场，还是一级市场，国债的价格都可以根据市场供求来确定。这不仅是外国的经验，而且已经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总之，我们应当多发可上市流通的债券，少发不上市流通的债券，加快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