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界观的正义优先于正确
世界观作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探究的是世界的本质，揭示存在之为存在、是之为是的东西。无论是确定存在是世界的本质、还是确定思维为世界的本质，都是将存在或思维作为世界的本体。万事万物要么是从存在当中生成出来，要么是从思维当中生成出来。因此，世界观具有本体论意蕴，属于笛卡尔所说的第一哲学，即其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属于本体性的事实判断。世界观契合了世界本质之“是”，或者说客观反映了世界本质之“是”，我们就说这种世界观是正确的世界观，或者说是科学的世界观。当我们拥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或科学的世界观，能够正确或科学地看待整个世界，并能够对世界采取正确行动时，我们还需要正义吗？正确、科学，不比正义更为优先吗？事实判断不比价值判断更为优先吗？事实并不如此，世界观本身能否正确和科学是值得质疑的，而且即使正确也并不能保证正义，保证在道德上善。在当今世界，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国家都觉得自己正确的情况下，保证正确的善良性和道德性就成为关键，由此世界观的正义性就凸显出来，并且正义优先于正确就成为必然。
当康德宣布，我们对这个世界所能够知道的仅仅是世界的现象，而作为万事万物本原的“物自体”本身却是不可知的，本体论本身只不过是一种信念的表达罢了。康德的这一思想说明，世界观的正确性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世界本身是一个构成性概念，而不是一个经验性范畴。尽管黑格尔把哲学完全等同于科学，并认为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努力挽救康德对哲学形而上学的毁灭性打击，但是，其提出的作为真理之大全的、先于一切万物而存在的“绝对精神”到底是怎样自我生成的，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虽然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不算很到位，但他嘲笑黑格尔哲学是儿子生出了母亲，入木三分地暴露了“绝对精神”的非科学性。分析哲学的出现，提出“清除形而上学”，并发生哲学的语言转向，其本质是对哲学世界观的正确性表达不满。胡塞尔批判分析哲学，努力恢复哲学形而上学的权威，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不得不具有意向性构造的成分，因为任何一种世界观都无法完成对世界的直观。海德格尔把他的存在哲学称为“基础本体论”，但他又强调作为万物本体的“存在”却是不可定义的，亦即是不可言说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干脆将哲学形而上学或哲学世界观叫做“本质主义”，并认为“本质主义”的要害是通过追求世界的普遍真理而达到追求权力的目的，于是真理不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成为一种谋求的“权力”，即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说话。实际上，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无法在客观的意义上完成的，世界观的正确性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从静态的角度来说，任何人在看待世界时，都无法直观到世界整体，他只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整个世界有所解蔽而必定有所遮蔽；从动态的角度来说，对世界根本看法的正确性，只有等到整个世界的进化全部终结，世界本质全部呈现出来之后才可形成，可是到目前为止的世界还没有最终完成的迹象，仍然处在发展过程之中。如此一来，对无法直观的世界用直观语言言说，对未终结的世界用终结性的语言去表达，世界观的正确性就不可避免地陷入遭受质疑的境地。
最具有科学性的东西莫过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甚至成为真理的象征和化身。从近代开始，自然科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一轮又一轮的科学技术革命，使得对自然界的认识大到宏观宇宙，小到微观量子力学。现代自然科学给人类社会创造的丰盛财富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科学以价值中立荣耀自己，要求客观地认识自然界，但是坚持这种客观性的结果是：当现代人为能够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而欢呼雀跃时，自然界却在无奈地流血和流泪，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人们不得不感叹道，自然科学不科学，自然科学不自然。不仅如此，现代高科技的发展，还给人类社会生存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不知在哪一天，高科学技术会摧毁整个人类社会。用《风险社会》的作者贝克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19)，危险和潜在的威胁达到了前所未知的高度。科学总是意味着正确，科学总是代表着真理，可是，为什么总是正确且真理的现代科学，却造成了对自然界的巨大破坏？造成了对人类社会生存的巨大威胁？这意味着自然科学的“正确”是相对的，对某种动物、植物的基因进行转移，仅仅对该动物、该植物本身来说是正确的，是一种事实判断，但对其他生物来说并不见得是正确的，因为食用转基因的食品有可能给食用者的基因造成巨大伤害。进而言之，自然科学研究的原子化和碎片化，获得的只能是原子式、碎片化真理，但这种原子式、碎片化真理放到整个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当中，却有可能不再是真理。海德格尔就曾指认，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是对真理的探究，只不过是给人们描绘了一幅世界图像，自然科学凭借着图像把世界摆置在人面前并被人来摆置。
当代伦理学家汉斯·约纳斯认为，当代科学研究是为了技术应用，为了能够对自然世界采取改变的行动，而当代技术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要行动就必须借助技术这一工具才能前行。科学和技术的联姻，即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有科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对整个世界的无限权力和威能。这种无限权力和威能已经成为世界的命运，正带领着人类奔向灾难。“人类已经踏上了一条征服的不归路”，“他自己都为对自然的肆虐妄为而感到震惊”。由此，约纳斯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对自然秘密的任何认识和探究已经是对自然的操纵。”(20)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已经并不是为了纯粹的正确，并不是纯粹的事实判断，而是为了操纵自然，所谓对自然的正确性，目的是能够操纵自然。于是，操纵自然与认识自然联姻，不能够操纵自然，自然科学研究就没有任何价值。正是有了操纵自然的价值取向，自然科学研究的正确性才有意义。既然现代科学技术是为了操纵自然，而操纵自然的结果是给自然界造成无情的巨大伤害，使得人类社会处于毁灭的风险之中，于是预防现代科学技术的风险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基本任务。约纳斯针对这些基本任务提出，必须对道德责任发生一场革命，由原来的事后追究责任改变为事先预防的责任，对一种恶的预防优先于对某种善的追求，因为在当代等到事后再追求责任时，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当约纳斯提出道德责任优先，事先对自然科学研究承担道德责任，或者说道德责任置于自然科学研究之前，意味着价值优先于认识，责任优先于正确。这为我们提出的正义优先于正确打开了可行和可能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