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代表着价值安排，将一种价值论的东西置于世界观之中，并强调正义优先于正确，这岂不是价值论成为了本体论？关于价值论能够成为本体论的问题，当代哲学家列维纳斯已经做出了回答。他在《总体与无限》中确认，西方传统哲学都属于存在论哲学，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总体，而所有万物都包含在这个总体当中，被同一化为总体的一部分，或总体的显现者。存在论哲学主张只有作为总体的存在，才是所有存在物的意义之源，因而总体或者存在，总是被视为本体、本原，而所有万物自身作为他者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总是从总体中借来自己的存在意义。也就是只有总体才是存在，所有存在物都只不过是总体的影子或现象，没有自己的存在；它们只有被还原到总体上去，才能正确理解它们，真正理解它们。例如在黑格尔哲学中，要理解每一个存在物的意义，都必须超出这个存在物本身，从绝对精神出发，以绝对精神为本体、为根据，因为万物皆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皆是绝对精神的某个环节。由此列维纳斯指证，这种总体性，或存在论哲学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帝国主义的支配”，其充满了自我对他者的暴政。“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存在论起作用。这种关系就在于把存在者中性化，以便摧毁它或掌握它。……维持自己，反对他者，不管与他者有任何关系，都确保自我的自给自足。不可分割的主题化与概念化并不是与他者的和平相处，而是对他者的消灭或占有。”(21)列维纳斯反对这种抹杀个体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暴力，认为“权力哲学，存在论，作为并不质疑同一的第一哲学，它是一种非正义的哲学”。(22)与总体性哲学相反，他以拯救他者为己任，将他者从总体性哲学中解放出来并创建一种始于他者、关于他者的哲学。列维纳斯强调，他者具有绝对的他异性，绝对的无限性和外在性，不可能被还原到自我之中。自我与他者相遇，按照他者的要求而确定自己的行为。而他者对自我所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或命令便是：“不许杀汝”，也就是不可以把其同一化到自我当中，不可以对其施加任何暴政。他者对自我的第一个要求或命令实际是道德律令，由此，他者成为道德的诞生地，成为一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来源。“道德并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枝，而是第一哲学。”(23)第一哲学就是本体论，这样，列维纳斯就将伦理即价值论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并认定伦理“形而上学先于存在论”。
形而上学先于存在，表明伦理先于真理和正确，并为真理和正确提供基础。列维纳斯不同于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即知识”的观点，认为其表达着知识优先于伦理的含义。列维纳斯强调，自我与他人相遇不是认识关系，不是历史关系，也不是存在关系，而是一种伦理关系。正是这种伦理关系，使我们先行担负起对他人的道德责任，从而结束人的自然状态。“我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终止了我自己生存的自然权利。”(24)既然自我首先对他人承担道德责任才能够实现人之为人状态，由此，列维纳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任何人的正义观念，“正义是对他人之优先性的承认，对他人之支配性的承认。”(25)既然正义是与他者相遇而发生的，而与他者相遇是先于一切存在的原初向度，因此列维纳斯提出，正义是先于知识、先于真理而存在的，正义是使真理成为真理的先决条件，“以致真理是奠基在我们与他者的关联或正义之上”。(26)虽然笔者并不赞成列维纳斯的把他人置于自我之上的正义观，但他强调正义优先于真理、正确，却是富有启示意义的。列维纳斯的研究不仅表明价值论可以成为本体论，而且必须成为本体论。只有价值论优先于存在本体论，才能在本体论层面上形成尊重他人、尊重自然的哲学原理，在原初或原点上就克服霍布斯所言的“人对人像狼一样”的非人状态，克服人对自然的掠夺状态。
哲学世界观作为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规定着人们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责任和行为方式。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以及每个时代必定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从这一意义上讲，哲学世界观具有本体论意蕴。传统的世界观，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存在着对“他者”的暴政，都是一种不平等的主奴关系建构，其在本原处、最高处或终极处就设定了不平等为基本事实，不平等为事实判断；或者说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暗含着为不平等做本体论的道德合法性辩护。用这样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对世界采取行动，必定带来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等的非正义安排。基于此，克服世界观的本体论的不正义性，就必然需要将正义观念引入世界观之中。人们只有先行地对整个世界担负起道德责任，正义地看待世界秩序，正义地安排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人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才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正义地安排世界比正确地认识世界具有优先性。
第3篇：“政治哲学”何以成为问题
李义天
摘要作为当前学界的热门领域，政治哲学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围绕“何为政治哲学”问题，学者们已经给出诸多回答并形成一定共识。然而，政治哲学之所以作为问题被提出，却是现代哲学的内部分化以及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之间的对立分野所致。因此，对“何为政治哲学”的不同回答，不仅取决于对“何为哲学”的不同理解，而且取决于对“何为政治科学”的不同理解。来自哲学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变化，使得“政治哲学”成为一个并非自明的知识类型而亟待划界和澄清。但无论采取何种定义，“规范性”依然构成政治哲学的概念“硬核”。对“规范性”的诉求，促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自我确证和不断推广，激发了现代社会成员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自我审视和重新反思。
关键词政治哲学；政治科学；规范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后，随着译介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当代政治哲学流派被引入国内学界，各方观点和命题也激起了广泛的关注、讨论乃至争论。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和文化自信程度的提升，如何在分析这些流派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整合方案、如何在面对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反观中国古典学术的政治哲学资源、如何在思考这些命题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日益成为中国学人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然而，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清楚地知道“何为政治哲学”。毫无疑问，对于这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即便是国内学界的回答也早已汗牛充栋[1]。可是，这并不代表它不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就算是在接受了“政治哲学”的一般定义及其描述之后，我们依然可以追问的是：人们为什么会提出“何为政治哲学”这样的问题？如果该问题的答案不一而足，那么，这种多样的状况是怎么造成的？它意味着什么？如果人们在诸多答案中终究可以发现政治哲学的核心特征，那么它（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成立的？综言之，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哲学”新定义，而是为了反思既有定义的复杂性，能够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