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科学方法还可以包括思想史、专门史等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者承认，历史科学方法的引入，其实才是人类关于政治事务的探讨真正迈向“政治科学”的开端：“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起，在最初的400年里，继承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传统、为政治科学的复兴做出重要贡献的政治学家，几乎同时又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这些胸怀科学抱负的政治学家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结果。……他们把科学的方法理解为历史—比较的方法：通过系统地收集既存文献资料以把握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事实，并按照历史演变过程的顺序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的考察以从中发现政治生活内在的因果联系的网络；同时又通过若干国家的比较以检验在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存在的因果联系的网络是否具有普遍性，即是否普遍为真；由此建构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10]（P6）显然，这种方法之所以堪称科学，关键还是在于这种研究对经验事实与经验验证的倚重。只不过，历史科学中的经验事实，往往不是来自现实的调查收集，而是来自文献资料的记载或考古文物的证据。面对这些记载或证据，研究者的判断、推理乃至联想能力尽管变得格外重要，但他们运用这些能力的目标却依然是为了发现事实；并且，他们依然相信，自己的观点和论述在新的记载或证据出现时仍是可被证伪或证实的。
综言之，“政治科学”本身是一个颇具弹性的概念。如果“政治科学”意味着一种运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的知识类型，那么，“政治哲学”的范围就会较宽。它不仅包括前文所说的（1）对政治概念进行语词分析的政治哲学、（2）对政治现象予以整体把握的政治哲学以及（3）对政治事务做出规范评判的政治哲学，还会涉及“政治思想史”或“政治哲学史”。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政治思想/哲学史可以被认为是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政治思想在历史层面的展开，是构成政治哲学的各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的历史过程[12]（P1002）。也就是说，这类研究是在历时性而非共时性地讨论政治哲学，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揭示政治哲学各种观念的历史境遇及其当代影响①。
然而，如果“政治科学”不仅意味着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还意味着历史科学方法的运用，那么“政治哲学”的地盘就会缩减许多。因为，此时即便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会由于更注重政治理念的经验背景，而更多地体现出实证色彩，而非思辨特征[7]（前言P3-4）。相应的，在这种映射关系中出场的“政治哲学”也会更鲜明地表现出自身的整体性与规范性一面，从而与道德哲学发生更紧密的直接关联。显然，这种“政治哲学”是哲学研究者最熟悉的版本：以一种无需过多考虑历史语境或主体分歧的方式，讨论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的道德正当性与合法性，探求一种在道德上稳定的、合宜的基本制度安排，进而普遍地影响社会的公共文化、政治决策者以及普通公民。在施特劳斯看来，备受推崇的古典政治哲学就是这种范型。因为“古典政治哲学探索的是政治现象的本质以及最好的或公正的政治秩序，而不是研究同政治史相关的特殊现象——具体的政治家和国家，更不用说研究政治哲学史。比如说柏拉图……他‘不关心甚至蔑视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他认为最好的政治秩序和哲学问题‘比这个或那个人对这一最好的政治秩序的见解这一历史问题要重要得多’”[9]（P1046）。
可见，关于“何为政治哲学”的不同回答，不仅取决于对“何为哲学”的不同理解，而且取决于对“何为政治科学”的不同理解。表面上看，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别似乎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但究其实质，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别似乎也不在于研究方法的判然有别，而在于后者的研究方法要比前者更多。也就是说，政治哲学可以从纯粹的哲学思辨方法而部分地拓展到历史科学的方法，但是，政治科学却可以继续从历史科学进一步拓展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正是“政治科学”在研究工具上的多样性，使得现代人关于政治事务的探讨在内容上可以变得更丰富、更广博，也更复杂。也正是这种丰富、广博和复杂的思想状况，才使得我们这些现代研习者去追问、区分和澄清“何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变成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三、何为政治哲学：作为硬核的规范性
一方面，政治科学的范围变化虽然影响到政治哲学的外延，但它只会以更加丰富多样的知识形态来证明而不会影响政治哲学的内涵，即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事务的整体性和规范性学说，它不可能对政治现实“无动于衷”[13]（P40）。另一方面，人们对哲学的理解虽然会影响到政治哲学的内涵，但由此得出的若干种定义却必须接受其内涵中硬核部分的筛选。也就是说，并非每一种关于“何为政治哲学”的回答和界定，都能够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与广泛接受。那种基于分析哲学的狭义理解而仅对政治概念进行语词分析的政治哲学，尽管流行一时，却终究未能构成政治哲学的主流。类似地，那些试图在价值层面保持中立而只对政治现象及其运转状况作整体描述的政治哲学，其实也并不能完成“探求政治事务的整体和普遍本性”“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的理论任务。因为政治事务的本性就在于规范性，即政治事务必定蕴涵、体现或指向某种特定的价值判断或价值诉求[13]（P195-196）。这是政治哲学的“硬核”。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承认，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规范理论，人们需要去发现或建构的是一种堪称“规范的政治哲学”（normativepoliticalphilosophy）的学说[14]（P2）。
然而，什么是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或者说，政治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是“规范的”？最直白的观点认为，既然哲学需要介入生活，发挥其批判和指导功能，那么，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门类，理应对政治生活尤其是国家生活的运行方式、原则和理念有所思考、批判、引导与矫正[15]（P5）。它需要考察并提出“政治行动所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所从出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研究根据这些原则构成的社会基本制度和结构”等方面[16]。进一步地，如果政治活动还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一切实践与交往行为，那么，“政治哲学”的讨论对象还将包括与人们在公共领域不断成就自身的一切行动，并对这些行动均要有所规约和范导。概言之，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充分地体现在它能够且应当直面政治生活，引导政治事务，提供规范的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17]（P8）。正如沃林相信的那样，政治哲学家必须成为“杂乱无序的围剿者”，他们“必须修复一个意义上已支离破碎的世界及其伴随的机构性表现方式”，“必须从政治混乱中造就一种政治和谐……没有一位政治理论家鼓吹过杂乱无序的社会，也没有一位政治理论家曾把永久的革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提倡。在其最基本的含义里，秩序表示一种和平与安全的状况，它使文明生活有了可能”[18]（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