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三农问题之关键: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4)

三是几次面对农业科技人员的改革，使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受到削弱。江津市从2000年机构改革，辞退专业人员以来，公益性和经营性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农业科技人员偏少、技术水平偏低、年龄结构偏大，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农业发展之需。全市从事农业科技的人员1167人，其中市级271人，高、中、初级以下职称比例为2:28:70，41岁以上人员占50%以上；镇街从事农业科技的人员896人，高、中、初级以下职称比例为1:16:83，41岁以上人员占48%。
（三）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投入不足。
一是受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制约。据资料显示，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前，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平均为68.4%，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59%，也就是说地方财政用68.4%的相对财力仅负担了59%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实行分税制以来，2001年地方财政的收入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7.6%，而中央财政收入却占到了整个财政收入的52.4%。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一直维持在70%左右。这说明，实行分税制后，地方财政是用48%的相对财力支撑了70%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债务包袱越来越重，农业投入十分有限。截至2004年,江津市政府性负债达到11.2亿元，其中镇街负债3.86亿元、占34.5％，镇街平均负债1432.4万元，其中最高的达到5800万元。据农业部门反映，全市从2003年以来共推广省部级技术项目26项、江津市级传统技术项目7项，其中国家投入672万元、重庆市投入253万元、农民、业主自筹投入1690万元，而市级财政和镇街政府投入仅80万元、占总体投入的2.42%。
二是金融体制改革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减弱。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各大商业银行的网点大量收缩，面对“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少，实际投入农业资金减少，基层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同时，由于邮政储蓄改革不但没有形成农村资金的“蓄水池”，反而成为转移农村资金的“抽水机”，对原本短缺的农村资金状况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2001年至2004年，江津邮政储蓄年末存款余额依次为8.11亿元、10.26亿元、12.29亿元、15.27亿元，分别是同期农贷余额的1.98倍、1.73倍、1.67倍、2.3倍。
（四）对深化改革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力度不够。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从土地包产到户至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农村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但从1985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步由农村倾向城市，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在大力发展工业以及为工业服务的交通、建筑、采矿等行业的同时，农村改革基本处于徘徊状态。尔后，随着乡镇企业的萎缩，农村集体经济的削弱，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各种矛盾凸现。据统计，1999年至2004年，江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1%，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6.5%。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8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357元；到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535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34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年均12.6%的速度扩大。我国农村经济已到了非“反哺”不行的时候。
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相对集中，为加速农业内部的分工分业提供了保证，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支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农业产业化在实践中是一种相当丰富的现象，至今在理论上对其内涵尚无一个清晰的界定，国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方面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为此，各地在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上存在很大差异。许多地方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没有把发展农业产业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对待，忽视了对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形式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缺乏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导致了前面所述的相当部分龙头企业和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规模小、实力差，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