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富、灰治村”与分利秩序的形成
面对村干部普遍的消极主义情绪，地方政府并非完全消极应对，在中央倡导的“双带”路线下，乡镇一级政府积极鼓励农村中的先富群体参政，期待通过富人的带动来克服乡村治理的危机。近年来，村庄经济分化中的先富群体纷纷登上乡村政治的舞台（见表2）。
表2 北镇村书记、村主任基本情况一览表
村别 岔村 岔村 岭村 岭村 石村 石村 福村 福村 北村 北村 由村 由村 庙村 庙村 窑村 窑村 洞村 洞村 胜村 胜村 沟村 沟村 东村
姓 名 职务 鄂伟立 书记 王河 迟正 宋军
主任 书记 主任
年龄 47 33 52 40
个人经济情况 煤老板 沙场老板 原是经商 利贷 煤老板 煤老板 煤老板 做生意 煤老板 卖轮胎、养车 衣服厂老板 原种植大棚 煤老板 老干部 老干部 煤老板 老干部 煤老板 老干部
2001年
2010年 贿选村民，并花五万买掉前任
村长，黑恶
2007年 贿选，花费十五万左右 2004年 家族
2007年 黑白两道通吃，公信力强 2010年 贿选 2010年 贿选+黑恶 2004年 黑恶 2007年 2001年 2001年 2007年 贿选 2001年 公信力+家族 2001年 富、灰黑 1998年
养林蛙，种林下参 2007年 其外甥是千万富翁且是黑恶
当选时间 当选缘由 2004年
2007年 贿选，与北镇巨富关系甚好 2010年 人品较好+家族+用钱拉票
捣煤、卖彩票、放高2010年 黑恶、家族力量、贿选
费春川 书记、主任 4 8 于昌国 副主任 曹林 王闯 张军
42
书记、主任 4 3 副主任 书记
44 44 47 53 46 60 57 47 48 49 56 52
鄂天河 主任 王国 李风 李林 都洪 何海 窦翔
副主任 书记 主任 书记 主任
李春川 书记、主任 4 6
砖瓦厂、煤矿入股 2004年 黑恶+贿选+家族
书记、主任 5 5
王成军 副主任 福生 张皇 梁财
副主任 书记
于利民 书记、主任 5 6
肖富光 主任 曾经做生意，养车 2007年 贿选 开过煤矿，老干部 2000年 家族
书记、主任 6 4
东村 周皮子 副主任
47
煤老板 2007年 贿选+黑恶
注：由于上级政府要求乡镇70%的村庄实行书记、主任一肩挑，因此，在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村庄，一般实行书记、主任一肩挑，而设一个副主任主管财经，实际上相当于“村主任”的职位。
与消极作为不同，“积极”作为指的是基层组织积极介入村庄的各种事务，以保证乡村社会的“积极”运作，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背景中，村干部积极更是积极争资跑项来推动村庄的公共建设。表1中，7个行政村申请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计划，他们的村主任全部都是当地的煤老板，且都拥有一定的社会势力。这些富人通常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名人”，不仅与地方官员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有些来往，而且与地方的灰黑势力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些富人村干部自身就是恶势力的代表。
富人主政在经济基础、社会关系与治理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治理优势。在经济方面，富人主政在富裕的村庄更为明显，这些村庄通常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撑财政奖补制度中的资金配套困境。而且，富人也有能力为一些公益事业建设垫付资金，甚至捐赠一些资金先行完成项目建设。在社会交往方面，富人老板因为有广阔的人脉关系，其中不乏各级政府官员。，这在深受私人“政缘关系”影响的体制下最易争取到项目资源的输入，尤其是一些不需要地方配套资金的分配性项目。因此，从争取项目资源来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角度来说，富人主政成为农民和乡镇的理想选择，但这也意味着没有政缘关系且村集体薄弱的村庄更加难以获得国家资源的支持。此外，由于富人本身多从灰黑势力转化而来，通常拥有一些灰黑势力的“兄弟”，在公私事务中能够摆平各种潜在的障碍，包括村庄公共建设项目中经常遭遇的“钉子户”和“上访户”。
案例2 2008年窑村铺设柏油路并拓宽，需要拆迁农户王兵的一间平房的小卖部。村干部召开班子会议之后，与王兵商议，准备对其进行照价赔偿。按照村民小组会议的估算，这间平房折价后约为3万元。不过，王兵提出10万元的赔偿要求，这是村集体出价的3倍又余。一个月内，村干部多次与王兵协商未成。2008年6月18日晚上10点，一些小混混来到王兵的小卖部，将小卖部的窗户和瓦片砸碎，然后逃离现场。王兵深知这是因为不同意拆迁惹下的祸，第二天主动跑去找“黑白两道”通吃的村主任何海协商，接受了3万元赔偿。
在案例2中，窑村村主任何海并没有直接带着小混混去砸碎农户王兵的小卖部，但村民普遍认为这是他的暗中指使。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小混混只要在老百姓面前一站，即可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更不用说采取实际行动对其进行制裁，“以恶治恶”的效果十分明显。
其实，当前老百姓从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之后，他们不惧怕政府，却畏惧黑社会。富人与灰黑势力主政的村干部因为拥有灰黑势力而不害怕钉子户的阻挠，相反，一些钉子户可能借此机会示好，甚至加入灰黑势力的范围。富人村干部动用混混这一私人暴力治理钉子户之类的机会主义者，遵循的是“丛林法则”，不存在是否正义、合法的困境，“以恶治恶”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还能获得一定的道义合法性。[10]正是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十分青睐并依赖于的黑白两道通吃的富人在村庄中主政。某种意义说，这些钉子户、上访户等机会主义者的存在，正是地方政府依赖一些地方富人、灰黑社会势力对其进行治理的原因，这些富人与灰黑势力村干部的能量超过了基层组织所能动员的正式治理资源，治理效果最为快捷。
不过，富人与灰黑势力并非是为民谋福祉的乡绅。北镇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富人村干部，其中以煤老板居多，且经营着其他产业。富人主政确实很少直接从村庄集体收入中谋利，一些干部还为村集体的公益事业建设垫支资金。但是，富人主政尽管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其自身却是普遍性的通过贿选、胁选等手段进行拉票（可见表2）。诚如乡镇宣传委员
所言，“富人当干部很明显，一是国家与村里的资源，二是政治资本，三是社会地位”。[11]在当下乡村社会中，资产转让与草率立项是他们的主要获利渠道。[12]在资源输入和地方资源资本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利益流量是吸引富人老板积极参政的主要动机。富人转变身份，拓展各种人际关系，不仅能够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可以寻求更大的利益保护，为其事业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3]大量的富人群体也积极渗透基层组织，很快成为乡村干部或市、县人大代表，重构基层治理结构。他们既是致富能人，又是乡村干部，还成为了慈善家[14]，但慈善之举的背后却是大势攫取乡村社会的存量的资源。这种掠夺方式更加隐蔽，却是名利双收。
富人主政可以有效治理钉子户的问题，但却因此供养了一批地方灰黑势力。这些为富人卖命的“兄弟”，不仅在富人的私人产业领域中谋取利益，例如管理产矿、发放高利贷等，而且逐步介入到国家资源输入与地方资源资本化的过程当中。在一些村庄可支配的项目建设中，富人村干部往往也是优先考虑让其“手下”接手。以项目承包的形式获得利润使得这些灰黑势力的谋利行为正当化、合法化，也更加隐蔽化。也就是说，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过程中，以及地方资源资本化所形成的从存量资源变为流量资源的过程中[15]，乡村社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场，他们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承包商、开发商。这些资源成为滋养壮大他们势力的丰富养料。地方社会势力攫取的各种资源通常没有直接损害农民的亲身利益，使得大多数百姓对于被攫取的中间资源并不敏感。在他们的意识中，富人与灰黑势力向上级政府争取项目被认定为是他们的“本事”，农民多少还是从中获得了一些好处。[16]一些村干部贪腐的现象可能引起民众的怀疑，多也只能私下议论或者抱怨，谁也不愿、不敢得罪这些“有头有脸”的人。既有的相关研究也显示，后税费时期，乡村混混与基层组织正在日益结成同盟，共同占有和侵蚀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贺雪峰，2011；陈柏峰，2011b;李祖佩，2011；耿羽，2011）。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过程中，无论是基层组织的消极作为，还是富人与灰黑势力村干部主导下的“积极”治理，相关
利益主体之间的微妙互动正在形塑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这一分利集团，正在以各自的方式蚕食、耗散着国家资源与地方的资源。这一分利集团中，除了在争资跑项中寻租的乡村组织之外，还包括渗透进基层组织的富人、灰黑社会势力、以及日益崛起谋利型的钉子户、上访户等机会主义者，[17]几个利益行动主体之间聚合成为相互利用的稳固利益联盟。普通的农民本应作为国家资源输入与地方资源资本化的最大受益者，却被排除之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并对资源的被蚕食毫无能力，被动的享有遭遇层层侵蚀的剩余资源，落单的农民最终也就成为了真正的弱者，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
图1 资源流变过程与分利秩序形成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