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作用，调动农民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健全制度，探索建立新形势下政府资助、农民参与、社会支持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有效机制”。。
[8] 沟村于2010年以后进村的名义获得了40万农业产业化项目周转资金，其目的在于扶持农业的产业化，项目资金以无息借贷的形式借给农民，并在年终回收进行第二轮循环借贷。然而，两年多过去，这一笔资金却因资源分配的选择困难以及无法治理赖账户的困境，依然在沟村的集体账上按兵不动，不敢向老百姓发放。
[9] 周飞舟（2006）从税费改革改变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角度来阐释了基层政权的“悬浮”，并主要从财政关系的变化来说明当下基层政府从“收税”、“要钱”转为“跑钱”和“借债”，从而导致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变为更松散的“悬浮型”。事实上，悬浮型政权不仅仅是财政关系的变化导致的，后税费时代国家推动的治理转型，使得农民从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机会主义行为无法治理，这是基层组织“悬浮”的另一重要面向。
[10] 北镇的乡村干部普遍认为“以恶治恶”的治理方式虽然存在合法性困境，但他们觉得如若为了公共利益则具有道义性。普通的村民通常以“有理”和“无理”来辨识这样的行动，如果一些钉子户是无理的机会主义者，乡村干部动用灰黑势力出于公心，通常能够获得老百姓的认可。北镇余书记曾带着城管、武警强拆违建钉子户，并找了一些灰黑势力助阵，老百姓暗自称好。
[11] 来自2012年3月25日对北镇宣传委员江红的访谈。
[12] “村干部要想谋利，主要是两种情况：一个是在资产转让的过程中，一个是草率立项。我们村里只要有项目，就会有人主动给我打电话，村干部如果想从中谋利，当然是可能的。去年一个实际花费只需5万元的涵管建设项目，就有人让我承包给他，我没有答应，只要答应的话，可以将其变为项目支出20万元，我就可以从中获得回扣。现在不少村的项目多少都有这个问题。”来自对北镇胜村于书记2012年4月9日的访谈。
[13] 福村的村书记曾告诉笔者，“当干部不可能说毫无私心，煤矿的运营需要与上级政府十八部门打交道，公检法、林业、水利、环境等等部门我们都要认识，我们也总是会有纰漏的时候，出了问题就得找关系，你当了村长、书记，政府部门的门路也就通了，这当然对我们是有好处，尤其是在一些可办可不办、可罚可不罚的事情中就能给面子，而免遭惩罚。”东村的村主任曾经是一个地痞混混，通过开采黑煤窑发家，曾私自倒弄炸药雷管而坐过牢。在一次访谈中，他谈到：“我的钱跟谁都是花，与其像以前一样跟一些小混混一起花，不如花在政府领导这，多给我撑面子。干这活（村主任），我搭钱，但接触层面不一样，乡镇书记镇长以前都不认识，就煤安部门认识，现在接触的圈子都不一样了，你
想要进步，就得接触圈子，上哪去，就是‘村长来了’，不管这是半真半假，是好话还是讽刺，但终归是一个村长”。在访谈胜村于书记时，他也转述了周皮子的言论。“我当了5、6年的村长，利益肯定是亏本的，别的没赚着，但是改变的是我接触的人的层面。以前就是与地痞混混一起吃喝嫖赌，当了村长以后，摆脱了人渣，成为了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花钱哪都花，花在领导那也是花。”
[14] 当地一些煤矿大老板都有一些捐资助学、捐资修路的慈善举措，但据笔者调查，这些举动背后往往都暗藏另一目的，即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利益。以岭村、岔村为例，当地的一个巨富也是F市人大代表，曾对这两个村捐资修建学校、提供供暖费等共计花费约近10万元，但是这一巨富每年从这个村拉走的风化岩数十万吨，就值几十万。再如沟村的一个富人也是以捐资助学的名义给沟村，其私下却要求村干部将集体林木流转给他。
[15]在山林流转中，不少村庄的富人村干部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比如引进灰黑势力强制流转）渠道在林改中流转了不少山林。当然，这些富人村干部并不会直接以自己的身份参与，多数是以某个亲戚的名义进行山林流转，作为暗股参与，并成为主要股东。对于主政的富人村干部来说，一来可以获得资源流变的最新信息和最畅通的渠道，从而乘机而入；二来又能避免在公开的场合中
暴露自己，隐藏自己的身份对于这些富人村干部来说既可免遭一些闲言碎语，更可以有效规避自己的责任。
[16] 正如岭村一个村民对我们说的，“这项目他们自己争取下来，是他们的能耐，从中贪点拿点，我们也说不了什么，那是人家的能耐，只要不动用国家应该给我们老百姓的钱就可以了”，来自2012年7月20日对岭村5组村民王芳的访谈。
[17]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乡村治理中产生的分利集团，而国家资源在自上而下的输入过程中，在进入基层社会之前，一些掌握分配资源的上级政府、部门（从中央各部门一直到县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及其负责人，在项目分配中通常就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利用权力进行寻租的现象。
[18] 并村以后，实行财政分立，管理统一。可问题恰恰是两个距离十分遥远的村落，相互之间往来甚少，村干部对彼此的村情缺乏了解，甚至很多村民都不熟悉。用沟村（原沟村与水村合并）老百姓的话说，“书记（水村的）能够认识沟村村民十分之一就不错了，而主任（沟村）能认识水村村民二十分之一就不错了。”如此一来，村干部实际上很难能够介入合并村的整体工作，还是只能各干各村的活。但由于职数减少，一个村干部要干多种多样的活，使得他们力不从心。
[19] 1990年代末期，由于计划生育和税费征收引发干群关系激化，依法治国的理念才得以在基层治理中开始加以强调，基层组织的权力开始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国家推动乡村治理转型的第一次实践。不过，由于国家自下而上汲取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没有改变，整体性支配在提取资源能力、组织农民等方面有着较高的效率，对于一些边缘群体的不合作行为能够进行有效治理。所以，国家仍然给予了基层组织配置各种资源的空间，从根本上没有触动“整体性支配”的治理机制。
[20] 文化上的强制力量在一些宗族地区仍然存在，而在原子化地区基本上已经不存在。
[21] 以低保评选为例，低保名单严格由村民代表进行评选，但评选背后仍然深深嵌入了人情关系与利益关系的烙印，使得评选结果还是引起村民的很大争议。而当村民提出异议的时候，乡村干部通常就以“这是村民代表选出来的，我们都按照程序一项一项办”为理由进行辩驳。这样的答案显然是无法说服老百姓，老百姓需要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合理说法，对此不满者就会进行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