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与讨论
农业税费的取消之后，国家不断输入资源以提供农村的公共服务。然而，普通的村庄既无力配套相应财力承接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输入，也无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少数谋利性的机会主义农民协商合作，从而呈现出普遍的消极主义心态。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积极鼓励先富群体参与村庄选举，一些富人与灰黑力量成为村庄主政的主体。富人与灰黑势力治村不同于普通的村干部，他们可以利用自身“黑白两道”通吃的优势，既能向上索要项目，又能通过金钱和灰色势力摆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者，实现村庄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但在资源流变的过程中，争资跑项和推动地方资源资本化的乡镇组织，富人主政的村级组织及其统辖的灰黑势力，以及少数善于抓住机会进行谋利的机会主义农民，形成了乡村社会的分利秩序，普通民众却被排除在外。这一分利秩序中的行动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相生相成，共同形成一个阻断、耗散、蚕食和分割利益的一种相对结构化的力量和状态，乡村治理内卷化。
乡村社会陷入内卷化的困境与基层治理中的利益主体的谋利型行为逻辑紧密关联，尤其是基层代理人的自利性可谓根深蒂固，但更在于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关系的再次重塑。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不再需要从农村汲取资源，从而迎来基层治理转型的契机，国家意图限制基层组织的权力滥用，推动基层组织朝向服务型政权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中，通过“目标管理责任制”为监督手段，并弱化乡村治权，以技术治理为替代，国家从间接治理走向直接治理，农民从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基层组织的高压目标没有改变，但治理能力却因此日益弱化，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利益与责任连接纽带和制衡关系发生断裂。替而代之的是，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或者消极作为，或者利用地方富人群体与灰黑势力进行更加非正式化的“积极”治理，乡村社会形成更加稳固的分利秩序，不断吸食国家与地方的公共资源，造成乡村治理内卷化。
放宽历史的视线，分利秩序的形成与基层治理内卷化并不仅仅是当前乡村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而且是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中一直面临的一个历史怪圈。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政权内卷化与1990年代末的国家政权内卷化，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对乡村社会资源的过度提取，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组织手段或者说官僚化能力进行提取，从而不得不依赖“营利性经纪”来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前30年，国家曾经利用“人民公社”这一强大的“权力的组织网络”（强世功，2003）完整的触及到了农村最底层，进而可以稳定有效且有计划、可持续的提取农村资源，并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对基层组织进行强大行政监督能力。[22]这种以组织建设替代经纪模式，成为国家政权建设中重要的一环，实现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从而避免国家陷入内卷化的困境（杜赞奇，2008；温铁军，2009）。但是，这种全能主义的高度控制却是以牺牲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经济效率。而且，对于国家政权建设来说，权力运作的有效性并不能代替的权力运作的规范性（张静，2000）。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本已摆脱了国家“压力型体制”（荣敬本、崔之远等，1998）的束缚，使得国家可以更加从容的推动基层社会向技术治理转型，以便实现公共规则之治的转变。但是，税费取消之后，“压力型体制”仍然笼罩在“争资跑项”促发展与高压维稳这一两大中心任务之中，在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张力，使得基层组织基于自利性考虑而产生目标替代。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强制性权力逐步从乡村社会推出，基层组织的治理权力大大弱化，国家与基层组织、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结与制衡纽带发生断裂。虽然国家意图通过资源输入和技术治理的转型来建构基础性权力以替代传统强制性权力的总体支配（迈克尔?曼，2002），但实际结果却是两种权力的双重弱化。基础性权力无法替代强制性权力，一方面在于基层组织在“压力型体制”下的目标责任考核中所作出的自利性消极应对，另一方面更在于国家公共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受历史和习惯的重大影响，仍然“表现出一种整体主义的特征，即其强制性和基础性两个方面关联密切，难以剥离，往往是一进俱进，一退俱退，一荣俱荣，一衰俱衰。即要么以强制性权力作支撑，
基础性权力表现得强而有力，要么当强制性权力受到约束，或有所减弱之时，基础性权力也相应地被消弱乃至崩解；反之，为了重新增强基础性权力，似乎又只有再去寻求强制性权力作支撑，哪怕因此牺牲农民的基本权利”（丁卫，2007）。
因此，对于国家来说，如何重建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联机制与制衡机制，从而克服在治理中既能够监督作为中间层的基层组织的谋利性行为，又能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克服少数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改变“压力型体制”，走出技术治理的困局，将是基层治理消除内卷化困境的根本。当然，基层社会能否实现“善治”并非是国家或者正式权力所能单向度锻造的，“技术治理”提出的原初即是对权力“总体支配”运作的一种监控，并锻造一种官民共同遵守的公共规则，达成多元主体共同协商治理的目标。但是，在急剧转型的利益流变期，如何在基层社会实现协商治理，既需要制度规则的引导，更需要拥有实现这些制度、规则的强制力作为保障。否则，协商治理终究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治理也难以逃脱单向度“管理”的意味，而回归其真正的本意，甚至难以保证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就当前实际情况来说，基层治理需要在有效性与规范性之间达成平衡，过于强调实用性将会导致权力运作的规范性遥遥无期，过于强调规范性则是脱离了乡土社会不规则的现实国情。基层治理绝不是一个应然性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国家与基层治理转型任重而道远。
* 作者：陈锋 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Author: Chen Fe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Beijing Society-Building & Social Governance；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E-mail:chenfeng-0110@163.com
** 本研究受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A06）、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14SHC025）、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X5014021201301）的资助。[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Social Science Found Major Program of Beijing（14SHC025）, the Social Science Found Program of Beijing（14SHC025）,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Program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5014021201301）.]
本文曾作为会议论文在第十一届组织社会学工作坊上、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学术研讨会宣读，感谢与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论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贺雪峰、王春光、桂华、焦长权等师友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感谢《社会》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1] 提倡富人治村这一现象在沿海地区率先推广，逐步成为全国各地普遍推行的乡村治理模式。例如，郭剑鸣（2010）在对浙江省多个村庄的实地调查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尤其是县乡主要领导在实际工作中，深切悟到富人当选村官，有利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发展村级经济，尤其是乡镇任务的落实。
[2] 内卷化，也译为过密化，最初概念来源于吉尔茨用于概括爪哇的水稻农业生产长期以来未曾发展，劳动生产率并非提高，只是简单重复生产的现象，内卷化就是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转引自计亚萍，2010)。杜赞奇将内卷化概念引入政治领域，提出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
[3] 根据学术惯例，本文所有的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4] 来自2012年3月25日对民政办李助理的访谈。
[5] 来自2011年3月18日对岭村村主任宋军的访谈。
[6] 庙村村主任个人经济基础雄厚，人脉宽广，且与D市国土局有着深厚的关系，故而为该村争取了不少项目资金。
[7] 《D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实施方案》【D政办发〔2010〕16号】指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农民自愿出资出劳和直接受益为基础，以政府奖补资金为引导，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