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3、超我，是人格的社会成分，代表着自我控制。弗洛伊德还发明了“利比多”，它被包括在本我之中。性始终处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心。弗洛伊德将性看作是个体失调的一个原因。
精神病学在欧洲的兴起：布罗伊尔、弗利斯等一群规模迅速扩大的追随者。弗洛伊德的星期三晚间小组重新命名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弗洛伊德是个和善的人，也是一个很专制的领导者，这是导致弗洛伊德与他的主要追随者之间的冲突的一个原因。最后每个追随者都与他决裂。
精神分析理论向美国的转移：1909年，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做了5次演讲，代表着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美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战使得精神分析兴盛起来，因为它可以作为一种治疗患战斗疲劳症的军人的手段。促使精神分析理论得到发展的是荣格。精神分析理论开始在许多领域发挥重要的理智影响，文学、宗教、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
精神分析理论对于传播学的贡献：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儿童经历构成了成人的行为，同时无意识解释了人类行为。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传播学理论。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交往传播：帕洛阿尔托小组产生于帕洛阿尔托地区的两个更为早期的理论小组的逐渐融合，两个小组分别由贝特森领导，它以毗邻帕洛阿尔托城的门洛公园中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为中心，另一个小组由唐。杰克逊博士领导，他在帕洛阿尔托创建了精神研究所。这个小组近乎是社会运动，以作为交往着的人类行为的理论观点为中心。奠基者贝特森：在新几内亚进行人种学探讨，研究海豚之间的传播，将诸如元信息的传播、悖论和双重约束带入传播学，他是家庭治疗运动的赞助人。他有跨学科的兴趣。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传播学：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学术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学科的，打咯值了一种混合型的活力。沃茨拉维克、贝弗拉斯和杰克逊撰写了《人类传播语用学：交往模式、病理学和悖论的研究》，它是这个小组最著名的著作。小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人物是冯。福斯特。帕洛阿尔托小组并未被组织成一个大学的系或是学院，而是被组织成一个松散连接在一起的学者小圈子，这些学者从事精神健康、家庭治疗和精神分裂症等与传播学有关的问题研究。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帕洛阿尔托学派与弗洛伊德的方法形成强烈的反差，因为它在其传播思想中表现出一种系统理论的观点。帕洛阿尔托小组将焦点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作为它的分析单位。小组的关系理论内在的具有一种人际传播的性质。它反对有关治疗的医学模式。此小组最为激进的偏离的弗洛伊德对于作为一种治疗工具的“省悟”的重视。贝特森并不认为无意识能够被弄得有意识。小组相信，某个个体的问题无论起源怎样，都可以得到缓解。此小组的学者将他们的方法看作是实用主义的，因为他们的重点是有关传播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
元传播、悖论、双重约束：罗杰斯-法拉斯编码系统，1、胜人一筹2、略逊一筹3、交叉一致。
抑制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一个个体阴止某些儿时的事件和其他东西成为在自觉意识中可以获得的东西。偏见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无意识层面的神经性的、或精神的焦虑被转化为有意识的恐惧。因此，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有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之间有可能发生交换。
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对行为的一种内在考察的个体性的解释，是通过对无意识的理解而发展起来的。
弗洛伊德的创造性疾病和梦的分析
1896年，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引起了一场中年危机和神经疾病，由此导致弗洛伊德对他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在对付他自己的神经病，即一种创造性疾病（creative illness）
时，弗洛伊德开始写作《梦的释义》（1899），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随着《梦的释义》的出版，弗洛伊德的神经疾病也痊愈了。“这本书可以被称作是一部伪装起来的自传。”
1900年以后，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将这个缺乏信心的年轻开业医生变成了一个新学说和新流派的充满自信的奠基人，他相信他已经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他将这一发现视为他对这个世界所具有的使命”
弗洛依德在自己的许多梦中找到了婴儿性欲的根据，包括对父亲与弗洛伊德母亲的性关系的妒忌。
精神病学在欧洲的兴起
精神分析理论最初是在维也纳获得发展，然后扩展到瑞士和德国。今天，欧洲将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昔日的天才来顷怀，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精神分析学。美国现在是世界精神分析的中心。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裂）两者的主要分歧涉及“利比多”的性质。对于荣格来说，“利比多”是一个一般性的生命动能。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它是一种性的动能。荣格还反对俄狄浦斯情结。他因其“类型”（archetypes）概念而广为人知，这是普遍的、原发性的概念。最终，荣格不仅中止了与弗洛伊德的关系，而且彻底离开了精神分析运动。 精神分析理论向美国的转移
可以理解的是，弗洛伊德被认为是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不过美国心理学的主流朝着不同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方向发展。现代心理学从W·冯特（Wilhelm Wundt）演化而来，冯特是实验心理学家，他于1879年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比弗洛伊德开始创立精神分析理论的时间约早10年。尽管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都注重人类行为的个体内的解释，但它们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1、心理学是以（实验室的实验）方法为中心，而精神分析理论是以（神经病）问题为中心。心理学试图通过使用实验的方法而成为科学的学科，但这对于精神分析理论来说是不适合的（舒尔茨，1975）。
2、受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的影响，心理学的资料是定量的，而精神分析理论涉及个体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使用取自深入的案例研究的定性资料。
3、心理学的时间框架是实验的此时此刻，而精神分析理论与个体以前的生活有关，利用回忆童年时期的事件来解释成人的神经病。
4、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主要感兴趣的个体是正常的成人或儿童：精神分析家则涉及神经病患者。
精神分析理论对于传播学的贡献
对于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S·弗洛伊德是自19世纪以来欧洲的三个影响力量之一。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处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而弗洛伊德的思想是个体性的，是在个体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个体的儿童经历——它们掩盖在无意识之中——之年寻求对于行为的解释。
精神分析理论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存在于个体之中，特别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今天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传播学理论都在个体当中寻求推动行为变化的力量，尽管这些理论不是精神分析理论。例如F·海德（Fritz Heider）（1946）的平衡理论，L·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57）的认识不和谐理论以及佩蒂（Petty）和卡西奥普（Cacioppo）（1981，1986）的态度变化的详尽可能性模式。这些理论都假定，个体失衡的、不一致或不和谐的状态，由于对于个体来说乃是不舒适的事，所以导致了这个个体的行为和变化。人格研究的学术传统由C·I·霍夫兰所开创，这个传统是从C·赫尔的学习理论发展而来的，赫尔的学习理论反过来又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对H·D·拉斯韦尔有关政治领袖的精神分析研究产生了影响，尽管它没有同样直接地影响拉斯韦尔的传播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了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交往传播
G·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的两个交往传播小组的理论指导教师，这两个小组的学者们在他们的交往观点上是完全相容的。最终，贝特森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研究资助用完了，两组学者逐渐合并为至20世纪70年代末被称为帕洛阿尔托学派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组织（怀尔德，1979）。或许，更准确的是把这些学者称为交往传播学派，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理论侧重点。
贝特森起初是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核心人物。……这个小组近乎是一个社会运动，以作为交往者的人类传播行为的理论观点为中心。如同C·怀尔德（Carol Wilder,1979）在她关于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评论中所说：“我经常感到在追踪这个部分（她的观点），即我正在涉及的与其说是一种传播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运动——甚至是宗教运动，或许，传播意识形态是一个更加准确的术语。” G·贝特森：奠基者
贝特森是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学者，在他的知识兴趣中不存在什么界限。“就他的大部分生涯来说，G·贝特森试图发展一种普遍的认识论，它将在一个本质上是系统理论的参照框架中，对所有生物的整合信息、组织和重新组织信息、向外传播信息的能力提供一种综合性的说明”（里伯，1989）。
贝特森论证说，人类精神不在大脑或身体的其他部位之中，而是外在于身体，在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因此有了这样的标题：“精神生态学”。这样一个概念强调个体与其他人的传播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反映了帕洛阿尔托小组的中心论题。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传播学
P·沃茨拉维克、J·B·贝弗拉斯和D·杰克逊撰写了《人类传播语用学：交往模式、病理学和悖论的研究》（1967），以便对帕洛阿尔托学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概括。这是表述交往观点的核心文献，也是这个小组最著名的著作。
帕洛阿尔托小组中的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H·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他（于1911年）生在维也纳，并在那里成长。他的叔叔就是哲学家L·维特根斯坦。 冯·福斯特指出，一个行为的观察者、被观察的现象和观察的过程构成了一个控制的体系。这个观点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一个科学家所观察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有关绝对客观性的尝试是徒劳的。
请注意：帕洛阿尔托小组并未被组织成为一个大学的系或学院——它们以单一的学科为中心——而是被组织成一个松散地连结在一起的学者小圈子，这些学者从事精神健康、家庭治疗和精神分裂症等与传播有关的问题研究。小组有一个中心问题（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它可以是限制性的），对它而言，人类传播被解释为主要的答案。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弗洛伊德的观点
帕洛阿尔托学派与弗洛伊德的方法形成强烈的反差，因为它在其传播思想中表现出一种系统理论的观点。“就控制论、信息论和一般的系统论对于贝特森的思想所产生的作用而言，很难作出过高的估计”（怀尔德，1979）。
帕洛阿尔托小组将焦点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作为它的分析单位。因此，小组的关系理论内在地具有一种人际传播的性质。“这是从个体向社会网络（从客体向模式）的焦点转变，它与把一个相关宇宙的中心从地球转向太阳的做法相类似：（它是）行为科学中的哥白尼革命。”（怀尔德，1979）
“准确说来，它们（精神研究所和贝特森的退伍军人管理局项目组）的共同特性是反对线形的、单元的、精神内部的模式，并用交往的观点取而代之。”（沃茨拉维克，1981）帕洛阿尔托小组原先的两个组成部分都共同反对有关治疗的医学模式。按照这种医疗模式，一个人可以“被改变，只要他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脱身出来，并在一个私人办公室晨或一家医院中得到个体性的治疗。一理被改变，他就会返回到他的社会环境中，他变了，因为他已被‘清除掉’造成他的困难的那些精神内部的问题……因为重要的是病人对他的真实世界的知觉，所以这个真实世界的本身就被认为是次要的了”（黑利，1971）。
帕洛阿尔托小组在医学模式上所发生的视野转换需要一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个观点以个体和他人的人际关系为中心。“始终如一地最受到欢迎的模式是一种源于控制论的系统理论。这个模式能够对付以一种自我纠正的方法彼此响应的交往要素，而家庭成员似乎就是以这种自我纠正的方法来行事的。传播技术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语言的组成部分。”（黑利，1971）
元传播、悖论和双重约束
一天，当G·贝特森在旧金山动物园观察猴子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猴子开玩笑地咬另一个猴子，两个猴子都明白这只是一个玩笑而已，尽管它看上去像是真正的战斗。贝特森（1972）得出结论说，这个咬的信息肯定是以一个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关于传播的传播）信息——它说：“这是一个玩笑，不是战斗。”——为先决条件的。
贝特森论证说，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丧失了元传播的能力，即能够理解一种情影是有约束力的，并且能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以便逃避这种约束，诸如通过说“你给了我一个混乱的讯息”（怀尔德，1979）。因此，一个个体通过重新构造传播环境而摆脱双重约束。构造一种传播交流意味着在上下文中确定它。重新构造就是改变讯息交流的上下文。 “人们不能不传播”
帕洛阿尔托学派本质上将传播等同于人类行为，正如他们的著名的格言所指出的：“人们不能不传播。”（沃茨拉维克等，1967）这个断言使我们意识到并非所有的传播都是有意图的。 作为“我们不可能不传播”的最早断言的提出者之一，J·B·贝弗拉斯（1990）希望通过确定两个子陈述——她认为这两个子陈述能澄清原意图——以修改她的最初观点：（1）“所有的行为都‘不是’传播，”但是（2）“人们在某个社会背景下可能无法避免传播。” “所有的行为并非都是传播性的，尽管它有可能是提供信息的”（贝弗拉斯，1990） 帕洛阿尔托小组对传播学的贡献 对于传播学说，从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工作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既重视假定的实在，也重视传播问题。“贝特森、沃茨拉维克等人对于悖论、混乱、操纵、不可测、甚至‘虚假信息’的重视表明一种看待人类传播的方法，它截然不同于那种一直支配着新知识的方法。”……帕洛阿尔托小组的观点要求人们意识到模棱两可的传播（贝弗拉斯等，1990），理解传播反常现象，研究诸如悖论那样的自我指认的矛盾的性质，并提出更多的与更清楚的传播是否经常发挥作用的问题。
该小组声称，人类传播作为通向两个或以上参与者相互理解的一个步骤，不仅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和成功的。个体的信息交流也可能是非语言的、无意图的、可产生悖论的，也可用作一种治疗的手段。关系传播学学者的观点是控制论的、生态学的，以系统论为基础。它不适合传播学占统治地位的认识论，这是帕洛阿尔托小组的交往理论之所以没有对传播学产生更多影响的生个原因。传播研究的占统治地位的重点是研究效果。相反，交信理论试图回答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重要问题。
对于说服、宣传和研究大众传播效果来说，单向模式有可能是非常适用的，但是，由此类直接的模式所假定的线形因果关系并不适合作为相互关系与作为相互影响的过程的人类传播的认识。
贝特森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研究项目具有一种人类学的方向，因为它的基本方法是将传播看作是在自然背景中发生而没被调研者所闯入或干预的东西。贝特森有一种反实验方法的偏见，认为在独立和不独立的变量之间寻求因果关系是愚蠢的。考虑到他的系统理论的方向和作为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来源的人类学视野，“在双重约束理论和传播的实验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相适应的关系，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了”（怀尔德，1979）。 卡尔。马克思和批判学派
马克思生平：年轻时成为一个基督教新教徒，大学时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后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成为一个反黑格尔主义者。吸收费尔巴哈关于阶级冲突的观点。由于他是政治领袖的直言不讳的批判者，所以他进入德国大学任教的途径被阻断。他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和他的激进的作品导致他从德国被流放。马克思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一名能干的记者。《莱茵报》主编。是资本主义强烈批判者。提倡一种共产主义社会。被流放到巴黎，后迁移到比利时，在那里写了《共产党宣言》，后流放到伦敦。他说，冲突和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引擎 。列宁的十月革命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予以注意的一个转折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信仰，诸如经济力量等物质条件决定社会中的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也被称作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有赖于对于唯物主义的一种历史分析，并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
批判学派：1法兰克福学派，侧重于马克思、弗洛伊德以及先锋派的艺术和文学。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有政治目的，而且还有经济独立性。它的基本学说由以下批判所构成。1）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声称社会科学是一种虚假意识2)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它没有完全摆脱实证主义3）对于社会的批判，因为它具有引导个体对其状况采取虚假接受的态度的非理性因素。批判学派试图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入意识。因此，批判的理论家的行为旨在导致一个没有人类剥削的理想社会。在这方面，他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立场。
那些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是犹太中上层家庭的子弟。他们的犹太身份帮助他们认同了偏见的其他对象，而且更一般的认同了社会的受压迫者。学派的主要兴趣随着新成员的增加而发生变化。洛文塔尔，文学；阿多诺，音乐。他表现出一种生硬的个性和一种转弯抹角的写作风格。就将马克思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结合起来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
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结合 权威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
权威人格：反犹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统都是被他们称之为“权威主义者”的一般性格结构的组成部分。总之，《权威人格》既标志着心理测试和精神分析观点的混合，也代表者调查、临床和投射法的一个三角测量术。
返回法兰克福，返回弗洛伊德：195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恢复对于弗洛伊德的重视，这是由马尔库塞引起的。
批判学派和传播研究中的经验学派：批判的学者注重解放。
今日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运作，他反对实证主义，强调唯物主义。他希望传播成为解放性的，从其效果研究中摆脱出来。
马克思和批判学派对传播学的贡献：批判学派注重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 权威人格
有多名作者介入的著作很少是真正合作性的，但是《权威人格》看来就是这样一部著作。4个作者中有3个是犹太人，第4个人——内维特·桑福特——是一个南部的新教徒。毋庸置疑，他们的背景对他们研究的性质产生了作用。弗洛伊德的影响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入《权威人格》研究。桑福特与H·默里（Henry Murray）一起学习过，后者是一个曾在哈佛大学介绍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