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所：施拉姆几乎每年写作或编辑一本大众传播方面的著作，如《报刊的四种理论》《大众传播》《传播过程和效果》。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的传播学博士课程具有一种跨学科的方法。传播研究所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心理学 、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电子工程学都被引入传播研究之中。
斯托达德校长的下台：斯托达德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相信世界政府，参加联合国的各种活动。他动作太快，又不能容忍反对意见，最后被迫辞职。莫里被董事会任命为代校长，莫里不喜欢施拉姆，所以他逐步瓦解了施拉姆的传播帝国的零部件。最后，施拉姆离开伊利诺伊 斯坦福岁月：布什是施拉姆到斯坦福大学的主要招募者，希尔加德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作用的人。其实，这个时候斯坦福大学正试图通过从其他学校挖取人才的途径而提高它的学术地位。施拉姆在斯坦福继续他的传奇式的筹集资金的记录。
传播研究所：其目的是培养新的博士生，并且进行对大众媒体有利的问题的学术研究。施拉姆担任了传播研究所所长，在这段时期，斯坦福大学支配了美国传播学领域。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课程主要侧重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课程更加具有一种批判的视野。
“绿眼罩人”与“卡方人”之争：施拉姆培养的新的传播学博士被他们的许多新闻学院的同事称为“卡方人”。在“绿眼罩人”和“卡方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激烈的冲突，随着它被运用于大学新闻从业人员的培养，它成了有关人类传播的认识论知识基础的一场根本性的争论。“绿眼罩人”的象征是一度由报纸编辑佩戴的赛璐璐护目镜，即便在强光下进行删改。绿眼罩教授以新闻职业为方向，而不是以新的传播科学为方向。“绿眼罩人”认为，新闻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学生在报道、写作和编辑方面的实践技能，他们嘲笑年轻的传播学学者，认为他们与培养未来的新闻记者毫无关联。“卡方人”代表着一种适合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规范的新闻教育观。“绿眼罩人”反对将“新闻学”重新命名为“传播”，传播是个社会科学的名称，新闻学是一个职业名称；也反对“卡方人”所使用的定量的资料。施拉姆的传播学观是对“绿眼罩人”的一个威胁，它奠定了在一个几十年前就被“老爸”布莱尔所确立的基础之上，而且，正是布莱尔的弟子们通过新闻学院队施拉姆的观点进行了补充。
从布莱尔到施拉姆的层复一层的聚集物：关于布莱尔，施拉姆所知道的大部分事情是通过其弟子们的途径，他们是从布莱尔到施拉姆的重要的纽带。就是这些从布莱尔到施拉姆的层复一层的聚集物将两个伟人连接起来。老爸布莱尔的新闻教育观与是拉的传播学观迥然不同。布莱尔认为，除非新闻学强调它的基础在社会科学之中，通过与社会科学的联合课程授予博士学位。施拉姆要创办一个新领域。从布莱尔到施拉姆的最新近的连接时通过布什到达的，他是布莱尔的一个弟子，也是施拉姆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
国际传播：1955年，当施拉姆抵达斯坦福大学时，他开始了他事业中的国际阶段。他的第一个主要的国际研究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的。他的《世界新闻界的一天》表明，每一份报纸的意识形态立场直接影响它的报道。施拉姆的研究有助于开创国际传播领域，尤其是国际新闻流通的研究。施拉姆相信，比较传播体系的研究是一门扎实的学问，因为在某种理论的意义上，只以一个国家为中心的传播学史过于有限的。施拉姆对国际传播产生兴趣的另一个理由是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的《大众媒体和国家发展》总结了大众传播在发展中的作用。他还进行了有关发展传播学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教育性电视系统在诸如哥伦比亚等地区作为改进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教育的手段的作用。施拉姆认为这是将传播学推广到其他国家的一个途径。他帮助其他国家创建了传播研究所，计划招收了国际学生，并鼓励他们返回其本土国家开创传播学研究。1973年，施拉姆从斯坦福退休，成为东西方传播研究所所长，他的研究所为亚洲学生提供奖学金，组织亚洲和美国的传播学者会议、从事研究、出版著作和报告。
为什么施拉姆如此有影响：施拉姆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写作清晰的能力，是“伟大的概括者”。施拉姆具有涉足某一特定研究前沿的能力，快速的理解主要的问题，确认有前景的研究方向，然后，将这一认识组合成一部可读性很强的著作，其中没有难懂的话。他的这些著作对于构成传播研究的方向来说，非常由影响。他创作了一大批成文的作品。施拉姆的著作是一种手段，通过它们，他影响了传播学领域。在他发表一部有关某个新的研究方向的著作时，他就为传播学设置了议程。施拉姆具有广阔的文学和社会科学的背景，这一背景为他创建诸如传播学这样一个新的领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施拉姆是个彬彬有礼的人，待人周到礼貌。他具有一种美国中西部乡下人式的谦卑，这使他能够与其他领域的著名学者相处，并且能够帮助他获得他需要用来维持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基金。他有强烈的想象力，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积累起来的大众传播和说服研究的零散物中看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二战时期在华盛顿时，施拉姆获得了将当时杰出的社会学家融合在一起的极佳机会。他是以一个有兴致的学生求职者的角色去接近他们，他正在吸收各种各样的观点。施拉姆对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持有老式的看法，传播学领域中的男女平等还远远没有达到。 施拉姆对传播学的贡献：施拉姆1942年二战期间在华盛顿形成了他的观念。返回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着手开创他的传播学观。除一种观念以外，施拉姆还具备创建传播学领域的其他重要素质。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来贯彻他的思想。施拉姆是一个多产而又清晰的作者，他具有与别人打交道的魅力，能够将博士申请人和研究基金吸引到他的研究机构来。他的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是新的传播学博士，这些人后呈扇形态势在全世界展开，是传播学 概念得以扩散。他开创了新的研究专业，诸如国际传播学、发展传播学以及研究电视对于儿童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施拉姆先是在伊利诺伊、后来在斯坦福创建了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的学术单位。
美国大学对于传播学的接受：排在首位的大学的一般态度似乎是，不愿冒新的学术风险而危及它们已有的名望。
大学的名望与对传播学的吸收：社会学接受中的时间方面的滞后，也同样发生在美国大学接受传播学领域的整个过程之中。对于传播学在美国大学的接受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施拉姆将他的传播学贯彻于像斯坦福大学那样一个相当有名望的大学之中。美国大学拥有传播学院和传播系的数量飙升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从那时起就一直稳步增长。过去的几十年，传播学领域是美国大学校园里发展最为迅速的学院单位之一。
是传播学适应现存的结构：传播学的主要范式，即施拉姆的传播学观，一般来说并没有导致新的大学传播系产生，相反，施拉姆的传播学观被用来与现存的言语学系和新闻学院相适应。传播学的学科领域被赋予了一种应用的方向，它与其理论方向相伴随。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传播学领域除了理论的方向以外，还有一个更加实用的视野。与一个科学学科一样，传播是一个职业领域。大众媒体产业。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传播学系：密歇根州立大学传播学系创始之初，就是纯粹的表达了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它的4个核心教师中有3个是施拉姆的门徒，其中两个来自伊利诺伊大学，另一个来自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核心课程被设在新建的传播学系中，而不是设在以前已有的新闻学院中。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从一开始，这个系和它的博士学位就被称作“传播”。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博士开始用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影响言语系，逐渐的使它们从修辞学分析转向主要关注人际传播研究。密歇根州立大学培养的博士生数量是惊人的。
技术决定论者：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呼吁学者们关注传播技术的研究方面，有两个重要的加拿大学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变化导致社会中的变化。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独特的将大众媒体的历史当做是整个文明史的中心，不仅将媒介看做是社会的技术附属物，而且看做是社会结构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英尼斯的传播技术决定论的理论由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推向前进。
哈罗德。英尼斯：英尼斯在多伦多大学接受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教职，他密切关注技术与加拿大的地理环境的交叉点。他开始研究木浆和造纸业，这一研究导致他将传播技术置于他的理论框架 中心位置。这时，他不再仅仅关注加拿大的经济，而是关注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历史分析。没解决定论者认为，一种文明的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技术是那个社会结构的中心。英尼斯将传播媒介看做是文明的真正本质。他认为，根据传播媒介允许控制时间或空间的倾向，它们成为“有偏向的”。用于古代文明中的媒介，经久耐用，但是难以运输，这些特性有利于控制时间，但不利于控制空间。这些特性是稳定的、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接近权只限于有特权的人。因此，它们是以时间为偏向的。以时间为偏向的传播媒介倾向于现在和未来。不那么耐用和容易运输的媒介，具有空间的偏向，它使远距离的运输成为可能，有利于帝国的地理延伸，也刺激了军事扩张。以空间为偏向的传播媒介的侧重点在于扩展，在于政治权威的增加，在于各种世俗机构的创立。它的社会的特性是高度有效的信息交流体系和大众传播体系。
马歇尔。麦克卢汉：英尼斯的主要感兴趣的问题是传播媒体对于社会组织的效果，麦克卢汉侧重于传播技术如何改变基本的听觉、视觉、触觉和味觉的问题。他是加拿大文学批评者和没解决定论者，他出现了对于社会变化的一种简单的、单一原因的解释倾向。他是多伦多大学文化与技术中心主任。麦克卢汉论证说，新的媒介技术的效果并不仅仅发生在知识和观念的意识层次上，这种技术也可能在感觉比例和知觉模式的潜意识层次上影响个体。 其他国家的传播学：美国传播学对欧洲的主要贡献是方法论，包括调查资料的收集、定量的资料分析，以及美国对于媒体效果的重视。许多欧洲的传播学者以某种一般的批判态度来看待美国传播学的效果方向和定量的方法，2其中，效果方向是由例如拉斯韦尔的五个问题模式所代表。今天，欧洲许多大学有了传播系，通常强调大众传播。传播学在诸如墨西哥、巴西这样的拉美国家相当流行，20世纪60年代末，传播学在这些国家作为新闻学院的一个成果而开始存在。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传播学领域得到大发展。拉美的传播学正发展成一个混合物，有些理论组成部分取自北美，有些取自欧洲，它们与拉美的某些独一无二的属性结合在一起。传播研究不仅7由大学的学者所从事，而且由各种各样的非大学的研究机构的研究者所从事。但是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的其他国家，传播领域的制度化才刚刚开始。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已经遍及世界，或是在原则上得到接受与修正，以适合当地的情况，而在其他的地方，也受到坚持不同学术传统方向的知识分子的激烈抨击。 今日的传播学学科：主要是经验的、定量的，侧重于确定传播的效果。测量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数据分析在社会科学中的普遍运用，激励了一种定量的研究风格。传播研究的大部分假说都是在统计显著性检验的基础上得到证实或否定的。拉扎斯菲尔德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在进行传播调查时，主要运用了定量的方法，但是反对使用在20世纪40年代后由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所广泛使用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勒温和霍夫兰及其同事所进行的传播研究是实验的和定量的，而霍夫兰一般都使用统计显著性检验。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开创的首批传播学博士课程，强调统计方法的培训，在这些课程中，博士生们阅读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拉斯韦尔的定量研究的著作。传播学的早期时代形成了这个领域的方向，经验的、定量的和注重于效果。主流传播学学者主要考察“是什么”，而批判学者则对“应该是什么”感兴趣。传播学领域中的另一个基本分歧以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以通常与定量的和定性的方法论相伴相随的理论观点为基础。对于传播行为的定量研究这一支配性的观点来说，解释学派是一个重要的与日得到发展的可供替代的选择。文化研究的学者经常关注那些由于种族、性别或是社会阶级等原因而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的授权问题。更加广泛的说，文化研究领域侧重文化，特别是作为影响传播的，以及被传播影响的个体文化。传播学的核心仍是以关于传播效果的定量研究为特色的。 未来的传播学：施拉姆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创立的传播学博士课程最
初是以大众传播学为方向的。施拉姆作出了这样的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在那里，现在被称为新闻学、言语学传播、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单位将被合并成被简单的成为“传播”的更大单位。
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
阿德勒：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追随者，最终于弗洛伊德断交，发展出精神分析学说的一个分支。
阿多诺：由批判学者组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成员，应拉扎斯菲尔德之邀来到美国参加广播研究项目的工作，后来参加有关偏见研究的《权威人格》的写作。
班德拉：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系统阐述了社会学习理论，个体通过这个理论来模仿他们在人际之间或在大众媒体中所观察到的其他人的行为。
贝特森：英国人类学家，具有多种学科的兴趣，他在控制论的基础上，对关系传播进行了理论阐述。作为帕洛阿尔托小组的领导人，他论述了诸如反论、双重约束、传播语义学，以及与传播行为的内容范围相对的关系等等概念。
贝雷尔森：传播领域的早期社会科学家，内容分析方法的一个先驱，与拉扎斯菲尔德合作进行了伊利县的选举行为研究。
伯洛：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个早期的传播学博士，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创建了传播学系，这个系在60年代和70年代培养了一大批传播学博士。伯洛还撰写了被广泛使用和颇具影响的教科书《传播过程》
老爸布莱尔：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院的开业教授，强调社会科学在新闻教育中的作用，并为一些人授予新闻学—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这些人后来成为各种新闻学院的带头人。布莱尔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闻教育观为以后施拉姆的传播学观的接受，做了准备工作。
布罗伊尔：一位颇有建树的维也纳医生，弗洛伊德从他那里吸收了谈话疗法，他们共同创造了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还和他一起对歇斯底里症进行理解。在对儿童诱奸作为歇斯底里症的一个起因的问题上，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最终决裂。
C.E布什：师从布莱尔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新闻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然后，引导斯坦福大学的新闻课程倾向于传播学的研究。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是与1955年聘用施拉姆。
V布什：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工程师，二战期间和其后的联邦政府中的一名颇有影响的科学顾问，香农的导师。
坎特里尔：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斯坦顿一起，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广播研究项目”，并有两年时间担任这个项目的副主任。在关于“火星入侵”的广播剧如何引起百万听众恐慌的调查中，坎特里尔进行了一次有关媒体强效果的重要研究。
孔德：社会学的奠基人，也是实证主义的创建者，认为科学方法可以被应用于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以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
库利：密歇根大学的早期社会学家，阐述了“首属群体”和“镜中自我”概念，对芝加哥学派的其他学者产生了影响。
达尔文：在历时5年的环球旅行所收集的生物的与地理的资料进行解释的基础上创建了进化论，他的理论发表在《物种起源》中。
杜威：20世纪之交的芝加哥大学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因其“反射弧”的概念和关于循序渐进的教育创新思想而广为人知。
涂尔干：法国早期社会学家，曾撰写《自杀》一书，因而有助于奠定经验和量化的社
会学分析方法。
恩格斯：马克思的合作者，两人一起撰写了《共产党宣言》。
费斯廷格：勒温的一个追随者，因其认知不和谐理论而闻名，这种不和谐是指个体在经历两种冲突着的认识要素时的令人不快的情景。
弗利斯：柏林医生，当弗洛伊德构建精神分析理论的细节部分时，与之进行了范围广泛的通信。
布伦维克：奥地利一位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参加了《权威人格》的调查，这是一项4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的研究。
弗洛伊德：维也纳的医生，将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一种治疗神经质者的手段而创立起来，其途径是通过长时期的深度咨询来帮助个体理解他或她的无意识。
弗洛姆：德国心理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参加法兰克福学派，但后来在美国与之分道扬镳，撰写了基本重要的著作，包括《逃避自由》。
盖洛普：民意测验研究者，1928年在衣阿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教了几年新闻学和广告学。他的许多研究都由报界和电影制片厂资助，以了解它们的受众想要获得什么。
黑格尔：马克思大学时代的主要思想影响人，后来马克思反对他的思想。
霍克海默：1930年的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所长，1934—1950年，带领研究所流亡纽约，后返回法兰克福。他是构建批判理论的关键人物，这一理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
霍夫兰：耶鲁大学实验心理学家，二战时期在五角大楼主持有关说服力的研究项目，目的是评估美国陆军训练影片的效果。1945年后，霍夫兰在耶鲁大学领导传播和态度变化的研究项目。
赫尔：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著名的资深心理学家，吸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阐述他的学习行为理论。他是霍夫兰的大学老师。
哈钦斯：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在担任这个职务时帮助创建了人类关系研究所，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参与者由赫尔、霍夫兰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哈钦斯是芝加哥大学校长，并任“大众媒体自由与责任委员会”主席。
英尼斯：加拿大的媒介决定论者，在多伦多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并影响了麦克卢汉。 詹姆斯：哈佛大学实证主义哲学家，他的1890年的著作《心理学原理》有助于对心理学领域的限定。
荣格：弗洛伊德的、以苏黎世为基地的追随者，在与弗洛伊德绝交之前，他对精神分析理论做了重要的贡献。
拉斯韦尔：在芝加哥大学被培养成为一个政治学家，在那里，他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吸纳到他有关政治领袖的研究之中。拉斯韦尔开创了关于宣传的内容分析，并创建了5个W的传播模式。
拉扎斯菲尔德：社会学方法论者，开创了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并且创建了几个大学的研究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局。
勒温：柏林大学重要的格式塔心理学家，流亡到康奈尔大学、衣阿华大学，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开创了群体动力学和群体传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利科特：节目研究处主任，该处在30年代中期至1947年是美国农业部的一个调查研究小组。1947年，它迁至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今天利科特因其“5级态度表”而闻名。
李普曼：重要的政治专栏作家，为12位总统作过顾问。撰写了颇有影响的《舆论学》一书，这部著作对公众舆论、宣传和议程设置等方面的传播研究都产生了作用。
洛文塔尔：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流亡到美国，与拉扎斯菲尔德一起从事“广播研究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