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服从旨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春“左联”解散，其前后活动存在6年时间，对30年代乃至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左联”的活动：
1、“左联”成立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
2、自觉地加强了与世界文学的，特别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首先，以极大的努力输入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翻译介绍到国外，得到世界的读者。
3、“左联”还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
4、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非常重视创作方法的革新，积极推行富于革命意味的新的现实主义，然而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把握却有过曲折的历程。（详见钱理群版P153—154）。
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成立后，即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于1931年11月在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左联“执委会决议中，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北斗》、《文艺新闻》、《文学导报》等刊物发表了许多参与大众化问题讨论的文章，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其中鲁迅在讨论中始终坚持了将接受外来文化与继承民族传统相统一的观点，鲁迅将这概括为“拿来主义”，强调对于古代、民间与外国文化“我们都要拿来”，“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这一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上是一个重要理论突破，对于促进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发展有重要意义。
文艺大众化运动鼓励了创作上的探求，“左联”提倡过工农兵通讯员运动，要求作家创作包括文学、演义、唱本、壁报文学在内的多种大众文艺作品，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这本也是无产阶级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众化的理论探讨仍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成功地贯彻。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由拉普提出，而于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完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替艺术方法，认为作品的成功关键在于通过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将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那么图解政治概念也就是合理的。又由于将世界观等同于创作方法，结果在批判“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创作思想情调时，连作为基本创作方法之一的浪漫主义也给否定了，创作上的主体性也不容表现了，这也使得当时众多作家都错误地以为不能再写自我的情感心理，只能写群像，写“我们”，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还是很普遍。
文艺自由论及第三种文学论：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提出后，受到了一些作家的反对和抵制。
胡秋原、苏汶等认为“艺术不是宣传，描写不是议论”，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认为创作的标准不只是“正确”，更应该考虑“真实”，如果文学所表现的生活是真实的，那么，就“必然地可以从现实生活的错误和矛盾中引出生活必须另行创造的结论来”，因此，他们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要求给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这些观点本来是针对当时国民党所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的，当然对于纠正左翼文学中存在的图解政治的倾向也有实际意义。但于客观上胡、苏的口号与主张阶级论的革命主潮相抵触，所以“左联”就群起而批判了胡、苏的“文艺自由论”以及“第三种文学论”，不能容忍胡、苏对左翼文学缺陷的指责。通过这场论争，我们也可以看出左翼文艺理论批评界的贫弱。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传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由苏联传入的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它的影响比以往其他方法更加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对这个口号及相关理论比较系统的介绍见之于1933年周扬发表的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2年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确定的。它要求文艺家从现实的革命出发，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这种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与历史具体性还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相结合。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强调“写真实”的一面，但周扬介绍这一创作方法时，仍然强调文学的政治性、育性，强调作家立场、世界观，不太重视现实主义问题。所以这个口号一传入就有些变形。不过，文章还是批评和反省了左翼文学长期存在的一种偏向，即“忽略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关系看成直线的、单纯的”。他的这篇文章几乎给此后的左翼文坛对创作方法的探求定下了调子，即既吸收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有利于现实主义恢复与发展的因素，又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机械论的束缚。
自由主义作家文艺观：
这一时期自由主义作家在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实秋、朱光潜、沈从文等。
自由主义作家在他们的理论宣言中都公开地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认为文学应该为人生，应该有思想，应该“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
在自由主义作家群中，朱光潜的下述具有总结性的观点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作家对于政治、社会、艺术的思考中带有典型性……（钱理群版P1560）
30年代初左翼作家（鲁迅）与新月派的论战：
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本质上可以说是一场双方都自觉意识到的、争夺文艺阵地与领导权的斗争，对此，新月派的主要理论家梁实秋并不讳言，新月派的目的在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理论基础。
新月派首先打出“人性”帜，抹杀左翼文学家所看重的文学的社会阶级基础，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文学”。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肯定或否定“人性”的存在，问题在于梁实秋等人是以人性的普遍存在论来反对阶级论。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梁实秋竭力说明“人生有许多方面都是超阶级的”，文学创作不应受“阶级的约束”，才能够成就伟大的作品。对此，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给予了抨击，当然，这是止于一种义愤的政治性批判。其实，鲁迅也并不赞同当时许多左翼文学家把文学阶级功利性绝对化为文学惟一特征的“左”的倾向，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的文学，“都带”着阶级性“而非”只有阶级性，鲁迅在于新月派的论战中，一开始就坚持了与“左”右两种倾向作斗争的立场。
新月派第二面理论旗帜是“天才论”。梁实秋认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创造”，在他的心目中，左翼文学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延续和发展，所以他有时称左翼文学为“伤感的革命主义”或“浅薄的人道主义”。梁实秋的“天才论”典型地表现了新月派自由主义作家及其文艺思想的保守倾向和贵族色彩。不过梁实秋也看到了主流派文学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弊病，看到了他们仍是变了形的浪漫主义。从文学思潮的流脉看，梁实秋的这种批评和判断还是有眼光的，后来左翼文学也反省过“革命的浪漫蒂克”倾向。
左翼文坛与“性灵派”的论争： （钱理群版P157—158）
“京派”作家群（北方作家群）：
30年代，在中国北方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一般称为“京派”，也称“北方作家群”。
代表作家有：沈从文、萧乾、芦焚、废名等，朱光潜、沈从文是他们在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
京派作家在理论上的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在艺术观上标举健康与纯正，反对“文以载道”的浅陋，执意拉开与现实政治的距离。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继承了五四文学改造国民性的传统和“人”的观念，以人性的价值尺度严肃地表现着“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铸”的主题。在审美趣味上，京派作家崇尚和谐，鼓吹情感的节制与艺术技巧的恰当。京派作家的理论必然会与强调文学艺术与无产阶级事业密切联系，主张文艺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步伐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形成尖锐对立，于是引发了“京派”作家与左翼文坛的论争。
在京派作家中，沈从文的成就和影响最大。
刘西渭《咀华集》、《咀华二集》：
《咀华集》、《咀华二集》是刘西渭的文学批评集，他在这两本集子中所评论的对象中包含了不同政治倾向和艺术流派彼此不同的作家：曹禺、卞之琳、沈从文、废名、夏衍、萧军等，这说明了他是一个能容纳、理解不同艺术个性的作家。他精通中外文学，有极好的艺术直感，又善于体察作者创作用心与甘苦，因此，他的批评对批评对象常有深切的理解，尽管是印象
式的，却在娓娓道来的行文中，时时跳出中肯、精彩甚至令人叫绝的论断。他的批评文章本身就是一篇精妙的美文，而且能够显示批评家自己的个性。（刘西渭即李健吾）
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
对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起着重大影响的有两个因素：1、首先是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动。2、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一大批“新人”涌入到文学队伍，导致了中国作家结构的重大变化。（详见钱理群版P160）。
这一时期，在文坛上呈现出“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派别（潮流）的对峙与互渗。三大文学潮流创造了不同的文学景观，但又统一生存于30年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因而在整体文学的张力场上又显示出某些共同的趋向，在整个现代文学历史发展中展现出一种时代文学的特征：
1、首先是文学创作的题材空前规模的开拓和表现角度的新开掘。
2、文学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形式的变化，如果说注重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的“五四”是抒情的时代，着重社会解放的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就是叙事的时代。在这一时期，能够表现较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中长篇小说成为收获最丰的题材，与中长篇小说具有类似功能的多幕戏剧也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3、注重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塑造。
4、心理刻画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特别的重视与发展。 茅盾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出生于水乡乌镇。“茅盾”，是他192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幻灭》时开始使用的，后来成为他最主要的笔名。
主要作品： 《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 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子夜》 《林家铺子》 等
社会剖析小说：
社会剖析小说在30年代的迅速崛起，成为当时重要的小说流派。这些小说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创作方法上建立起了新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他们自觉将小说艺术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大规模、全景式地再现中国社会、表现各个阶段现实动向的同时，以科学理性精神侧重从经济角度对中国社会性质、会生活进行剖示。在文学观念方面，强调对社会现实进行细密的观察，注重在宏大的结构中对历史性题材作客观的描绘，善于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具有复杂性格和悲剧命运的典型人物。茅盾是社会剖析小说的开创者，他30年代创作的《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为这类小说提供了最初的范型。在茅盾小说的影响下，吴组缃、沙汀等青年作家也开始了社会剖析小说的创作。
为什么说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在30年代开创了新文学的范式？（以《子夜》为例）
答：1、茅盾的小说在内容上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而且注重从政治的经济的角度切入，表现生活形态的阶级分野及其斗争。他是彻底改变“五四”中长篇小说的幼稚状态，使之走向完善的最突出的小说家。在茅盾之前新文学小说的创作大多表现的是“难得变动”的旧中国的封建农村和生活在着农村中的愚昧的人们，或者是表达的是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和彷徨，很少有作家将笔投向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处于急剧变动中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都市生活，而这个任务正是在茅盾等人手中完成。在《子夜》中，茅盾更是自觉地展开了对于自己所处时代“全方位”的正面描绘，这里有：在帝国主义侵略下30年代经济大崩溃中的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农民的破产与暴动，中小城镇商业的凋残，市民阶层的破产，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毫无出路，以及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与爱国抗日运动的最初发动。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命运，作家准确地把握了30年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命运及其历史纠葛和流动，力求完整地反映出整个大时代的全部丰富性与复杂性，发表后轰动社会，三个月内重版了四次，成为革命现实主义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2、茅盾在小说结构上追求宏大叙事，史诗性结构和客观的呈现。五四以后，小说创作总体来说篇幅较短，结构也较为简单。正是茅盾改变了这种状况，作为一个自觉的长篇小说家，茅盾对小说结构给予了极大注意。他追求宏大而严谨的布局，他的作品总是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线索纷繁交错而又严密完整。这种结构方式是更适合于长篇小说的，而不同于鲁迅的短篇小说单纯而严正的布局的追求：作品通常规模不大，人物不多，故事情节不太曲折，矛盾冲突也不复杂，大抵有一个中心人物，配上少量陪衬人物，借助一件事或几件事的发展而组成全篇。从鲁迅到茅盾，可以看到我国现代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作者的这种追求在《子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小说以吴老太爷为躲避共匪而逃到上海然后猝死起笔；二、三章通过吴老太爷的丧事让小说的主要人物全部出场，小说的各种茅盾全面铺开；第五到八章写吴荪甫三条战线同时作战，最后以胜利告终，出现了情节上的一个“松弛”……。小说情节安排有张有弛，很有节奏，多种茅盾的同时出现，互相纠缠，既有利于多侧面地展开主人公的多重性格，又便于揭示生活中各种茅盾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使小说的结构形式与所要反映的纷繁复杂的内容取得了某种一致性。
3、茅盾致力于典型人物的塑造，且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偏重时代内涵及阶级性的体现。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茅盾有着与鲁迅不同的艺术追求。茅盾在更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将人物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诸点，加以展开，追求“立体化”的油画效果。茅盾认为，人物是小说的中心，所以他总是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又特别注重人物的经济关系及经济地位的变化。最能体现茅盾上述艺术追求并体现出其艺术成就的就是《子夜》中吴荪甫形象的塑造。吴荪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形象，作者是十分自觉地把他置于当时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加以刻画的。通过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作者想说明：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正是《子夜》的主旨所在。
4、在小说艺术表现上，茅盾特别注重于细腻的心理刻画，他追求着社会历史的剖析与社会人的心理剖析的统一。在他的艺术创造中，不仅努力挖掘与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内容，而且注意把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运动中，战线人物心理发展的历史。同时，他又十分注意调动一切心理描写的手段，加以综合地运用，以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茅盾的创作实践提高了心理刻画在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在30年代开创了新文学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