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
话又回到吴敬梓艺术才能的特色上。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⑥，强调要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再现生活，使讽刺艺术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社会意义。他要求作家客观冷静地描写现实，让讽刺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他赞扬《儒林外史》里范进吃虾丸的一段描写，“无—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他认为“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赞赏“不尚夸张，一味写实”的讽刺。吴敬梓就有这种高超的“自然讽刺”的艺术，其要点正在于如实描写，不采取过分夸张、漫画化的手法。他用准确而客观的白描，按现实生活本来的样子．把马二当作八股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来描写，不仅写出他的庸俗迂腐，还写出他所蕴含着的人性的温馨。对匡超人，虽萍水相逢，而真心实意地劝导、爱助；对蘧公孙，虽是初交，却不惜罄囊为之销赃免祸；对洪憨仙，明知受骗，仍捐资为之装殓、送殡。真不愧是“有意气、有肝胆”的“正人君子”。吴敬梓对他这种忠厚诚笃的君子风是赞许的，而对其愚昧朽拙的迂腐气是嘲讽的。前者说明他本来可以是有价值的人，后者表现他实际上已成为无价值的人，撕破无价值的，具有喜剧性，是对八股的批判；原有的价值被损伤，又具有悲剧性．也是对八股的批判。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表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物典型意义的深刻把握。
熟知的喜剧性格惯常是孤立地突出性格的某一基本特征，把它极端化，作为喜剧性的基础，仿佛它就是整个的人，而不再顾及人类复杂万端的七情六欲。莫里哀笔下的吝悭人、伪君子等就是这样成为某一种劣根性的类型化代表，《牡丹亭》里的陈最良，经历遭遇很像马二先生，但也是类型化的形象，他的基本特征就是被封建教条毒害而迂腐僵化，汤显祖把这个特征加以突出、夸张、漫画化。他开口就是“诗云、子曰”，闭口就是《礼记》、《孟子》，恪守孟夫子“收其放心”的圣训，顽固地禁绝感情的微澜和美感的引诱，“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园。”连替妻子做鞋，也要引经据典，“依《孟子》上样儿，做个‘不知足而为履’罢了”，这同吴敬梓所用的准确而客观的白描很不一样。吴敬梓几乎没有多少夸张．他只是如实地按现实生活的样子，把马二先生当作深受八股之害的普通读书人来描写，不仅写出他身上的庸俗迂腐，还写出他身上本来蕴含的人性的温馨；不仅写庸俗迂腐的本身，还深一步写出庸俗迂腐的社会造因。对吴敬梓来说，揭露庸俗迂腐是他洞察社会生活的结果．他的批判矛头始终指向社会，指间造成人性异化的封建蒙昧主文。透过喜剧性的外部效果，挖掘到深植的性格内因和社会造因，喜剧就有可能向悲剧转化。由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力，吴敬梓在描绘马二先生的喜剧性形象时，揭示出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从而使喜剧性和悲剧性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这就构成了马二形象的基本色调，应该说这也是《儒林外史》的基本艺木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