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力量对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有所改变；1830年的资产阶级，与前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大不相同。政治权力仍然留在贵族的手中，并被他们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这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的刺激下，不顾一切抵抗，第一次通过了改革法案382，使资产阶级在议会中获得了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谷物法废除了，这又永远确立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然而，也是资产阶级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以后它取得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就成了它的对手。
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工业工人的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这股力量早在1824年就已显露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383。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进的一翼；当1832年的法案剥夺工人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384，并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派，以对抗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385。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后来，大陆上发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工人在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一些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失败；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被镇压；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后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战胜巴黎。这样，工人阶级的声势逼人的要求，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下去了，可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英国资产者以前就认为必须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对这种必要性的感觉会变得多么强烈啊!他们毫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续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去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他们不满足于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乔纳森大哥”386，从美国输入了基督复活派387，引来了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们接受了“救世军”的危险的帮助——“救世军”恢复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穷人看作是上帝的选民，用宗教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助长了原始基督教的阶级对抗因素，这总有一天会给目前为此投掷金钱的富翁带来麻烦。
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掌政权，至少不能长期独掌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完全掌握政权，也只有很短的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即1830——1848年，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参与统治那个王国，更多的部分，则因高标准的选举资格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即1848—1851年，整个资产阶级统治国家，但为时不过三年；资产阶级的无能，使第二帝国得以产生。只有现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才执掌政权20年以上；可是已经显露鲜明的衰落征兆了。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样从来没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就连在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即工人，也已经在敲门了。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未独掌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的所有要职。富裕的中间阶级何以如此恭顺，在自由党的大工厂主威·爱·福斯特先生发表那篇公开演说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福斯特先生在演说中敦劝布拉德福德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前程学习法语，他以他本人的经历说明，他作为一个内阁大臣出入于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时，曾感到多么羞怯!的确，当时的英国中间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不得不把政府的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夹杂着精明生意经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狂，而是其他一些本领。［①］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间阶级教育的无休止的争论，也表明英国中间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