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这篇论文是由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于1880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1882年刚刚在日内瓦由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是否同样有好处呢。这时，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361编辑部告诉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并把我的著作交给他们处理。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学术性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说到形式，只有出现许多外来语这一点可能引起疑虑。但是拉萨尔在他的演说和宣传性文章中已经根本不避讳使用外来语，而据我所知，大家并没有因此提出抱怨。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来语。我只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来语。那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语，我没有加上所谓解释性的翻译。这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语大部分是通用的科学技术用语，如果能翻译出来，那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这就是说，翻译只能歪曲这些用语的含义；它解释不清楚，反而会造成混乱。在这里，口头的解释会有更大的帮助。
相反，在内容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工人，比对“有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至于说到我在这里加上的许多说明，那么实际上我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如议员冯·艾内恩先生、枢密顾问亨利希·冯·济贝耳先生以及特赖奇克之流的人物，他们为不可遏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确凿无误地表明他们的惊人的无知以及因而可以理解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唐·吉诃德手执长矛同风车搏斗，这是合乎他的身分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桑乔·潘萨去做这类事情。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①］。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于伦敦
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362
我曾经预料，这篇论文的内容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1883年3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10000册，而且这是在现今已寿终正寝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说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现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
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又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翻译的意大利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