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坚决认为：如果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么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一些失去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同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许多幻影。名称甚至还可以冠以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说一个词的意义不止是一个词，以为除了我们通过感官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与无形体的形体同样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无限的’这个词，如果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完成无限的相加过程，那就毫无意义了。只有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觉察的，所以，关于上帝的存在，我们就毫无所知了。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激情是一种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冲动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善。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的基本原则：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论》中对此作了论证。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一些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也同样铲除了还保护着洛克的感觉论的最后一排神学篱笆。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神论371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①］。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起源于英国，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现在英国人对他这样赞许他们的祖先并不十分高兴，那真是太遗憾了。可是不能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都是光荣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学派的前辈，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历次战争中尽管败于德国人和英国人，但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却使18世纪成为一个以法国为主角的世纪，这甚至比圆满结束那个世纪的法国革命还要早；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这些身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还总想移植哩。
这是无可否认的。在本世纪中叶，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间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一些地质学家，例如巴克兰和曼特尔也歪曲他们的科学上的事实，唯恐过分有悖于创世记的神话；要想找到敢于凭自己的智力思考宗教问题的人，就必须去寻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时所谓的“无知群氓”即工人，特别是去寻访那些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372给英国这个岛国的闭塞状态敲响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尚和观念方面逐渐变得国际化了；这种变化之大，使我也希望英国的某些风尚和习惯能在大陆上传播，就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传播那样。总之，随着色拉油(1851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大陆上对宗教问题的怀疑论也必然传了进来，以致发展到这种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尚未像英国国教会那样被当作“头等货色”，但是就受人尊敬的程度而言，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超过了“救世军”373。我时常这样想：许多人对这种越来越不信仰宗教的现象痛心疾首，咒骂谴责，可是他们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许多日用品那样带有“德国制造”的商标，而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货，而且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200年前已经比今天敢冲敢闯的后代子孙走得更远，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兰开夏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又说，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某个最高存在物。这种说法在拿破仑那个时代也许还有点意思，那时拉普拉斯对拿破仑的关于这位伟大天文学家的《天体力学》［①］为何只字不提造物主这个问题，曾骄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