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寻找某种比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已经胜券在握的人，那些科布顿、那些布莱特、那些福斯特等等，还不能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20年之后，新的改革法案388才为他们敞开了内阁的大门。英国的资产阶级迄今还痛切地自惭社会地位的低微，甚至自己掏腰包或用人民的金钱豢养一个装饰门面的有闲等级，好在一切庄严的场合去体面地代表民族；当资产阶级中间一旦有人被准许进入这个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高等特权集团时，便引以为无上光荣。
这样，工商业的中间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全部逐出政权，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阶级，已经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和大陆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1848——1866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常这只是被归功于自由贸易，其实更多地应归功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全部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又使工人阶级依附自由党了，他们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那样，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们对选举权的要求逐渐不可遏止；在辉格党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畏缩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人抓紧有利时机，在城市选区中实施了户主的选举权［①］，并且重新划分选区。随后实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户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郡，再次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389这一切措施显然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力量，现在，至少在150－200个选区中，工人阶级已经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尊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说，中间阶级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约翰·曼纳斯勋爵所戏称的“我们的老贵族”，那么，工人群众则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对待当时所谓的“优秀人物”即中间阶级。的确，大约在15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们对雇主谦恭有礼，在要求自己的权利时温顺克己，这使我们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132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安慰，他们正苦于本国的工人不可救药地倾向于共产主义和革命。
但是英国的中间阶级——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国的教授们看得更远。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政权。在宪章运动的年代，他们对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会有什么作为已经有所领教了。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联合王国的法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在学校董事会中，牧师就占优势；于是，资产阶级不断自我增税，以维持各种基督复活派，从崇礼派390直到“救世军”。
现在，英国的体面人物终于战胜了大陆资产者的自由思想和对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叛乱者。他们全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他们在选择夺取统治权的手段时，有极充分的理由毫不考虑是否合法。这个强壮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心怀恶意。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少年公子，感到晕船时，把他为了在甲板上装腔作势而叼在嘴里的雪茄烟悄悄地吐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义和仪式，甚至在必要时，自己也举行这种仪式了。法国资产者每逢星期五吃素，德国资产者每逢星期日就呆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聆听新教的冗长布道。他们已经因唯物主义而遭殃。“Die Rel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werden”——“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这是使社会不致完全毁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拯救手段。对他们自己，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这一点时，他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现在轮到英国资产者来嘲笑他们了：“蠢才!这个我早在200年前就可以告诉你们了!”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执迷，还是大陆资产者的事后皈依宗教，恐怕都阻挡不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永保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安。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