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异端，也是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所以，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间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至今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骨干。
这时，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法国，它在那里与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学派378的一个支派相遇，并与之汇合。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显露出来。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批判了当时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体制；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方法：在他们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它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的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379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在英国，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后的制度因袭相承，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妥协，这表现在诉讼上仍然按前例行事，还虔诚地保留着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380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几乎完满地反映了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这种运用实在巧妙，甚至法国的这部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所有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在改革财产法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英国的法一直是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适应它所表达的事物的情况，正像英语的拼法适应英语读音的情况一模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你们写的是伦敦，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正是英国的法把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精华，即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干涉(除了法庭干涉)的独立性的精华，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并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这些东西在大陆上专制君主制时期已经消失，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复。
还是再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他们要打击法国革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们的胃口。不仅是由于它采用了“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它想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英国资产者怎么能没有本国的贵族呢？因为是贵族教他们像贵族那样待人接物，替他们开创新风气，为他们提供陆军军官以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以夺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场。当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因妥协而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间阶级，他们同情革命381，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势力。
可见，唯物主义既然成为法国革命的信条，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要紧紧地抓住宗教了。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没有证明，群众一旦失去宗教信仰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越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国家，越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间阶级就越是要顽固地坚守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可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地道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资产阶级赢得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特、阿克莱、卡特赖特等人，发动了一场工业革命，把经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更快。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越来越被工厂主推向后台。1689年的妥协，甚至在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逐步作了修改以后，也不再适合这次妥协的参与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