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变革时期尤其是如此，因为这时旧的商业渠道和中心全被新的所代替，印度和美洲已被发现，甚至最神圣的经济信条即金银的价值也开始动摇和崩溃了。加尔文的教会体制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人间的王国难道还能仍然听命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已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时，加尔文教却在荷兰创立了一个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一些活跃的共和主义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发现加尔文教就是现成的战斗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间阶级，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很奇怪的是：在资产阶级的这三次大起义中，农民提供了战斗大军，可是农民这个阶级在胜利后由于胜利带来的经济后果反而免不了破产。克伦威尔之后100年，英国的自耕农几乎绝迹了。如果没有这些自耕农和城市平民，资产阶级决不会单独把斗争进行到底，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为了获得那些当时已经成熟只待采摘的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果，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越这一目的，就像法国在1793年和德国在1848年那样。显然，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也同样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①］。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今后发展的新起点。英国历史上被体面人物［①］称为“大叛乱”的这段辉煌时期，以及随后的几次战斗，以自由党历史家誉为“光荣革命”375的相当微末的事件而告结束了。
新的起点是新兴的中间阶级［②］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在当时和现在均被称为贵族，其实早已开始变成法国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了。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376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旨趣，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为了立即增加地租，竟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贱卖教会的土地，造成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17世纪不断发生的没收大采邑分赠给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过程，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获益；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只不过要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间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当时已经很强大，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当然，在细节问题上也会有争执，但是总的说来，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间阶级的经济繁荣是密不可分的。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卑微的但却是公认的组成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厂主，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站在“天然首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不久他又发现可以用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①］学说，不仅震撼了中间阶级的宗教情感，还自称是一种只适合世上有学问的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完全不同于缺乏教养的群众以及资产阶级所感到尽善尽美的宗教。它随同霍布斯起而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呼吁专制君主制镇压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377，即人民。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因此，唯物主义遭受中间阶级仇视，既是由于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