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法制思想概论》是蒋传光先生的新作，如果仅仅从书名观之，似无“振聋发聩”或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翻阅目录后，一直以来关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疑惑似乎初露光明，读完全书豁然开朗的感觉油然而生。不过，细细想来亦无惊奇之处，从已有的文献查阅记录看，十多年来作者始终关注相关问题，先后发表了诸如《邓小平的“两手抓”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
《邓小平法制思想与法治、《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法治道路的模式选择》、《邓小平人式的选择》、
权思想探析》等。① 当然这是直接以邓小平名字为题目的文章，而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相关的文章则更见诸于其文字中。②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研究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基础在于对相关资料的完备收集、仔细阅读和深入思考，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最终形成系统化的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结果。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于廓清了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理论疑云。
一、立足史实，客观解读
一种思想或理论形成的历史基础，不仅指出了其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也包含了其得以形成的认识来源。在蒋传光先生看来，邓小平法制思想不是一时激情的臆想产物，而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充分认识国内国际时代背景和中国传统法制文明以及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正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形成的法制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按照这一认识，作为读者的我们自然跟随作者的思路进入对邓小平法制思想形成认识的历史背景中。
个人思想的形成必然与其人生经历存在密切关联。邓小平一生经历丰富，可谓尽人皆知，不必赘言。现在有种不太客观的学术态度，就是在研究一个人尤其是历史伟人的思想形成时，往往超越历史的限度，过分夸大其早期思想的“奠基”作用。在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研究上也存在同样弊端。不是不能“溯源”，而是不应该“开源”——过度诠释思想源头。作者在研究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形成时，也无法绕过历史的源头，可贵的是他能立足史实，客观地分析建国前乃至建国后至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等时期的法制观念，不仅避免了人物思想研究上的“春秋笔法”，重要的是突出了形成思想的关键背景，从而使得邓小平法制思想形成真正为人所理解。这才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作者认为，“邓小平法制思想形成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他依法治国思想的产生则可以追溯到1975年第二次复出后的整顿时期，更早可追溯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③ 如果仅仅据此判断，可能产生邓小平法制思想自抗战就已经逐步形成了。然而在作者看来，抗日战争至新中国建立前邓小平虽然在一些场合谈到法制的作用，当然可以把这样的早期萌芽状态视作其后期法制思想形成的源泉，但是客观地说，这种早期思想和“依法治国”思想还是差距不小。其强调法制作用主要是“旨在协调、解决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肃清思想上的模糊认识，纠正错误行动，促进新政权的稳固和发展”，④ 通俗点说就是“法制是稳定政权的工具”，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既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如果拔高到“依法治国”的高度，自然显得突兀。所以作者指出：“从思想源流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邓小平关于要做到恰当地执行法律；要依法办事；维持社会秩序，惩办各种犯罪分子，要经过必要的法律程序等思想，应当说为他成为中国① 《邓小平的“两手抓”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5期；《邓小平法制思想与法治》，《理论战线》2004年第4期；《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法治道路的模式选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邓小平人权思想探析》，《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② 在《当代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起点》（《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一文中，蒋传光认为，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是我国法治建设历史起点；在《当代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和发展》（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中，蒋传光认为，1982年的宪法是邓小平宪政思想的突出表现。
③ 蒋传光：《邓小平法制思想概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④ 陆云泉：《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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