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后，重视法制建设，强调依法办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① 此一判断既明确邓小平法制思想形成的基础来源，又客观地评价了邓小平早期关于法律工具论的认识水平。
在分析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中强调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纪律等拨乱反正的措施时，作者认为，“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讲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依法办事，但他强调建立健全规
②章制度、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体现了他的法治意识，也可以说是他依法治国思想的萌芽。” 从历史
发展线索的根据看，作者的上述认识符合思想发展的脉络。因为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面临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严重混乱局面，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无非是制度的破坏而导致的秩序缺失。虽然局限于时局原因，邓小平不会也不能当时就提出“依法办事”，但以其过往的经验，提出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纪律和按照制度办事等应该是其内在的法治意识的萌芽表现。因此，作者认为这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萌芽是比较客观的判断。如此，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在上述两个不同阶段，邓小平关于法制的认识在其法制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并非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联系，但是逻辑上不能必然得出邓小平法制思想历史根源的清晰脉络。其实，不仅仅是作者认识到这点。有学者认
③ 为：邓小平法制思想源于何时，理论上较少探究，但通常认为其发端于“文革”时期。最终作者判
断说：“如果说，中共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那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则是我国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
④社会的伟大历史转折，同时，也是邓小平法制思想产生的逻辑起点。”
作者不是唯一以邓小平法制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存在系统研究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成果，其中必然涉及理论溯源问题。和作者相比，在此问题上一些学者显示了前面所说的过度诠释的弊端。如，有人就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法制问题，其法制思想最早可以溯及至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解放区新区政权建设时期，1941年至1949
⑤年可视为邓小平法制思想的起源时期。” 如果因为邓小平在一段时期曾经多次提到法制问题，就推
断出这是其法制思想的起源，未免失之草率。再比如，邓小平认为“在政权中工作的同志，要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反对混乱现象，反对不尊重上级政权的行为。……即使他是一个反革命，也必须经
⑥ 过民主斗争或合法手续，才能加以逮捕与处理，否则有害无益。”该学者对此的理解是“这些精辟的
⑦论述反映了邓小平同志朴素的依法行政和程序法制观念”。 这种评价似乎完全背离了特定的历史场
景，陷入了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如果说邓小平的上述讲话体现出一定的依法办事观念还有点道理，把它拔高到“依法行政”和“程序法制”的观念，即使声称“朴素”也于事无补。类似的评价和分析比比皆是，这也反映出学术研究的不严谨以及对待史料的不客观态度。反观蒋传光教授的新作，在没有割断历史承继的同时，以极其节省的笔墨一笔带过，既让读者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历史源头有了一定的认识，又使读者进一步追问邓小平法制思想形成的关键之处。所以作者在考察邓小平法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时，重点落脚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际国内两个背景。关于这两个背景的具体内容作者书中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必赘述。我们所关注的是，作者从国际国内背景着手的研究方式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科学之举。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法的
⑧ 大背景下，加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作为伟大政治家的邓小平不能不认
识到上述背景的重要性。所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成为其思考的问题，而在这其中，法制思想理应构成其思考的一部分。因为随着全球经济因应科技进步的高速发展，民主法治已然成为人类生活的内在要求，中国不但要在经济上加快建设，也要借鉴吸收人类已存的制度文明，① ② ④ 蒋传光：《邓小平法制思想概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第37页，第25页。
③ ⑤ ⑦ 陆云泉：《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第16页，第2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⑧ 丁士松：《政治法治化的理论逻辑——邓小平法政治哲学与法政治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7页。 -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