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类论文：中国古代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沿革略论
而权不重”。机构的设置，各级政府官员手中权力的轻重大小，不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而是取决于皇帝信任的程度，有时甚至是皇帝维护其绝对统治地位的手段。结合现实情况，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如我国现在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着极少数手中握权力的人，随意增设或取缔机构，将其作为自己升迁的台阶或取得的政绩；或将自己的亲信、熟人等安插进政府机关，扩大关系网，造成政府机构恶意的膨胀和行政管理成本的增加；同时也降低了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总之，机构设置不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为了迎合个人利益。由于政府机构设置不按形式、规章办事，尽管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制定了很多政府机构方面的规章制度，但在习惯上、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按这些规范办事。表面上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中的官场逻辑，人们遵从领导个人的权威，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领导者个人的言行、意志不受规章制度的限制。
（四） 参谋职权的界定应明确规范。
就中国古代中枢辅政机构的演变而言，不难看出君主与辅政官之间相互利用也相互排斥。统治集团对辅政制度调整的基点在于集中权力和提高统治效能，以适应日益发展变化的社会和日益复杂的政治局势。统治集团对辅政制度调整的目的在于试图建立一种对君权没有威胁，同时又能帮助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君权与辅政权之间界限不清，相互矛盾，也导致权力之争。联系现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对参谋权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