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把禁军分而为三，由“三衙”统领。其将领的名位较低，大权实际上由皇帝掌握。北宋设枢密院，枢密使有调动军队权力；而实际领兵作战的将领往往是临时委派，他们又没有调动军队权力，“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
宋朝军队的主于是禁军，禁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驻京师，另一部分在地方戍守；两部分士兵定期轮换。其结果是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厢兵，是地方上把精锐选进禁军后留下的士卒，由地方官掌握；乡兵，是按户籍抽出来的壮丁组成，也有是募集来的。蕃兵是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宋朝有一个庞大的军事体系，但武将的权力被削弱了，带来的后果是指挥效率、战斗力的降低，庞大的兵员又给财政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形成“冗兵”的弊端。
北宋还采取其它一系列加强皇权专制统治的措施。
加强皇权专制的官僚制度。过去由宰相单独辅佐皇帝行使权力，北宋分而为三，以防止宰相的权力过大。军权归枢密院掌握。宰相与枢密使对掌大政，号称“二府”。财权则由三司的长官三司使管理。三司使又称为“计相”。另外设立了审官院、审刑院等。这些都有利于皇帝对百官的管理和控制。地方上由中央派文官任知州、知县，并且定期地调动、更换。各州又设有通判以牵制知州。地方政权机构，与州一级相当的有府、军、监。各级官僚又有不同称谓，“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只有“差遣”才有治事的职能。官僚机构重叠，人浮干事，耗费国帑，形成“冗官”的弊端。
Page １６ of 44
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统治基础，北宋沿袭前代的科举制度，又作了发展。大大扩充了选士的科目和名额，每科取士多达数百名。参加科举的人不再讲阀阅、门第，适应了品官地主阶级的需要。“殿试”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由皇帝亲自进行殿试，录取士子，进士也就成了皇帝的门生。大量选拔士人进入统治阶层，适应了庞大官僚体系的要求。但这样一个官僚机制，加上滥施恩荫，带来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统治层的腐朽和财政负担的加重。
中央控制财政。北宋初年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地方上财赋收入，除一小部分留作“诸州度支经费”外，要全部送至京师。中央还派京官去地方上监收。
宋初的这些措施的意义，在于它有利于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它基本上适应了政治经济的变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措施有积极的意义。但它又有消极的一面，宋代的积弱积贫的局面和这些措施有关系。冗官、冗兵以及统治层的腐朽和兼并土地，造成深刻的社会危机。
二 北宋社会矛盾的发展和社会变革
Page １７ of 44
1 社会矛盾的发展和王小波起义
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是北宋的中期。在这一时期，原先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阶级矛盾以及民族矛盾尖锐化。变法改革进入到一个高潮，庆历新政及王安石的变法都是在这一个时期展开；它的结局直接影响北宋的历史走向。民族矛盾在这个时期也发生变化。宋和辽的矛盾逐渐让位于宋和西夏的矛盾，到这个阶段的后期，宋和金的矛盾逐渐上升。
宋代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的危机也在发展。
土地问题的严重。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在实际上，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太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时，便鼓励他们去购置田产。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客户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①。
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全国的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主户分成五等，乡村上三等户为“上户”，是各类地主。四、五等户称为“下户”，有少量的土地；客户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占总户数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五等户和客户都要租种土地。地租根据具体的情况或对半分成，或四六分成，没有耕牛的佃户要把六成以上的收成交给地主。
Page １８ of 44
土地赋税实行的是两税，夏秋两季交纳。从名义上说，客户不交纳二税。但他们要负担各种名目的人头税，还要承担各种徭役。上户采取各种手段把赋税转嫁到下户的身上。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纳税户本来要把交纳的税物送到一定的地点。由于要以有余补不足，纳税人要改变送交的地点，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这种负担称之为“支移”。由于同辽、同西夏的斗争，税物按规定要送到周边地区，运输的费用由纳税者负担。不愿支移不把税物送到边地，则要交纳一定数量的钱，按照数额，每斗增加的钱称作为“纳脚钱”。交纳税物的种类有规定，但官府根据当时的需要而改变纳税的物品，或以钱折麦转而将麦折钱；或以麦折绢、捐折钱。这就是“折变”。这样一折再折，农民的负担又加重了许多倍。
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形形色色的赋税，正税，额外之税，以及各种名目的摊派使得农民难以承受。
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各种工程的兴修，甚至官员的迎送也要摊派农民承担夫役。差役，政府规定按照户等不同，轮流到官府中承担各项事务。宋代开国之初依据前代的旧制，规定差役的名目，有“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耆长”、“弓手”、“壮丁”；“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等等。官户人家，得免差役，差役大部分落到下户的身上。担任督催赋税的人不能如数收缴，需要自己代纳；管官物的人，如果物品有损耗，要赔偿，因此这些人家往往被弄得倾家荡产；从中得利者是少数。有的上户为逃避差役便采取把田产化整为零，或把地产寄在寺院之下，还有的把土地诡称卖给有特定权利的形势户。赋税和夫役、差役又转而落到下户的身上。
Page １９ of 44
由于冗官、冗兵以及奢侈浪费，财政入不敷出。整个社会的危机相当严重，欧阳修回顾宋代开国80年的历史，说：从表面上看，是“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是一派盛世景象。但是危机十分严重。“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①。
宋代的社会矛盾激化，四川爆发了王小波起义。四川耕地不足，土地问题十分突出，客户数量很大。兼并者乘机籴贱贩贵以谋利。地方设立“博买务”禁止布帛的买卖，征调丝绢产品；掊取茶利。人民生活极端艰难。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王小波发动起义，他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起义军攻下县城，下彭山，杀死赃官齐元振。起义的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同年12月，王小波在江原之战中，身受重伤而牺牲。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帅，继续领导起义军同官兵进行斗争。起义军连克蜀州、邛州等地。次年，在占领津县后，起义军分成两路，李顺带领的主力军攻打成都。攻成都的战斗开始并不顺利。淳化五年正月，李顺率义军大败官军，一举攻下成都。
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自称大蜀王，年号应远。大蜀政权发行自己的货币，推行一系列的打击恶霸豪绅的措施。起义军得到百姓的响应和支持，整个四川大震。宋朝命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调集大军围攻起义军；命雷有终配合。李顺的队伍在剑门一战中失利，伤亡很大。以后，李顺以20万之众围梓州，围城达80日。王继恩赶来解围。五月，来军攻下成都，残酷屠杀起义军。
Page ２０ of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