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宋朝政府，太宗也下罪己诏。李顺的余部，坚持斗争。这次起义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在中国的农民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王小彼的起义在四川有很深的影响，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义又爆发了。
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斗争的浪潮是“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①。宋朝的历史已经处在一个转折处。
2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在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士主张改革，寻求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真宗朝王禹偁上疏请求变法。
在宋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一次变革，称之为“庆历新政”。范仲淹抨击官制上的滥荫等弊病，提出改革的主张。但范仲淹和支持他的朝中人士，如余靖、欧阳修、尹诛、蔡襄等，却受到排挤，被目为“朋党”。范仲淹这些革新人士不怕打击，坚持斗争。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系统地提出变革的主张，这就是范仲淹的“陈十事”书：（一）明黜涉，按官员的政绩进行升迁。（二）抑侥幸，限制恩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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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贡举，改变科举的内容和办法，选择“经济之才”。（四）择长官，选好地方官。（五）均公田，这主要是均地方官员的收入。（六）厚农桑，采取措施发展农业生产。（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主要是免去积欠的赋税和大赦方面的内容。（十）重命令，重视法令的制定和执行。后来，富弼也上当世之务十多条，上安边十三策。韩琦等也提出一些主张。改革的官员最终还是被排斥、打击。“新政”经过一年多时间，再也进行不下去。
社会危机继续加深，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年（1058年），向仁宗上万言书。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比较系统地提出他的主张，却没有引起重视。仁宗去世后，英宗继位。英宗在位仅四年，继英宗之后的是较有作为的神宗。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他的主张，受到神宗的重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进行变法。王安石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这次变法是在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进行的，所以又称之为“熙宁新政”。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富国是经济领域的任务，强兵是军事上变革的措施，这二者互相联系。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均输法。熙宁二年，颁行均输法，周知淮南、两浙、江南东西和荆湖南北路，“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根据京城和皇宫的需要及库存的情况，就近采购，不一定要到产地去购买，这样既节省了钱财，又可以防止大商人乘机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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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苗法。在每年的正二月或五六月时期，也就是农民在生产、生活上需要钱财周济、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低息贷借钱或粮给农民。春天贷借，于纳夏税时归还；夏天贷借的钱粮，于纳秋税时归还。这样作法其目的是为抑制兼并，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有一定的保障。
（三）农田水利法。这是要求各地的农户按户等，出资兴建水利工程。钱财不足可向政府贷借。
（四）方田均税法。要求各地丈量土地，划定等级，核实后发给契书，然后确定税额。这也是为抑兼并、防诡寄采取的措施。
（五）市易法。熙宁五年，首先在开封设市易务，以后在各个重要商务城市都设这样的机构。市面上滞销的货物，由市易务收购。市场上需要的时候，商人以抵押的办法，五人互保，年息二分，赊得货物；或以同样的利息贷款购物。市易法可以起到打破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以平抑物价，防止大商人牟取暴利。
（六）募役法，或称免役法。原来按照户等要充差役的，改由地方政府出钱雇人充役。这些费用，由各等的人户负担。
在“强兵”方面，王安石推行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
（七）将兵法。王安石一面裁汰老弱，选拔精兵，另一方面行将兵法，使军中之将能更有效地指挥、训练士兵，从而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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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设军器监。统一管理各地的武器制造。在出产武器材料的州设都作院。奖励改良武器，根据各地所造武器的好坏，黜陟官员。
（九）保甲法。农村的住户，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有两丁以上者，抽一人为保丁。保丁编制起来，进行训练，维持地方的治安，加强统治者对地方的控制，又可以补禁军的不足。
（十）保马法。地方上养战马，以节省政府的开支王安石在文化教育上及科举制度上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全面的改革，他以无畏的精神，大胆进行改革，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推行的变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得一些成效。新法有利于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增加政府的收入；对限制兼井起了一些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王安石变法是失败了。他两度被罢职，最后老死于江宁。这是历史的悲剧，北宋将难以挽回地走向衰亡。
3 北宋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发展
宋哲宗、徽宗、钦宗三朝，是北宋历史的第三阶段，也是北宋走向衰亡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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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死，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大权掌握在高后的手中。高氏是新法的反对者，她掌握朝政后，任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中坚分子。在新法进行中，他居洛15年，从表面上看，是在修《资治通鉴》，但他并没有隔绝世事，人们视他为在野宰相。司马光上任不过9个月，就去世了，但废新法，则不遗余力。理学家罗从彦曾经向他建议说，不要做得太过分了，孔子还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司马光听不进这样的意见。原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各人看法也不一样。在高后、司马光主持下，新法几乎全被废除。哲宗元祐（1086年～1094年）年间的这一套做法和神宗时的政事不一样，因此史书上称之“无祐更化”，或称之“元祐复辟”。曾经和王安石一起变法的人如吕惠卿、蔡确、章惇等都遭到打击。司马光死后，朝中又展开内部的争斗。程颐等为“洛党”，苏轼、吕陶等是“蜀党”，刘挚及刘安世、梁焘等为“朔党”。从形式上看，他们所争论的是政见和学术上问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政权危机和皇权的衰弱。
高后死后，哲宗掌握大权。他本来对高后的作法就不满。哲宗亲政，起用曾经推行新法的人士，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相继恢复；反过来打击废新法的人，追贬司马光等，又把一些人逐出京城，贬到边远的地区。到了宋徽宗时，这些人的名字和一些不合统治者心意的人的名字在一起被刻成“元祐党籍碑”，向全国颁行。徽宗继位初年，执政的向太后也是反对新法的。向太后一死，徽宗亲政后，再复新政。新法曾两次被恢复，但是这时的变法，已经走了样，推行变法的人实际上是在争权夺利。有的人借着变法之名，行搜刮之实。徽宗时蔡京是一个大赃官、奸贼，是“善测人主微旨”的巧媚之徒，也是打着新法的旗号，进而控制了朝政。蔡京和童贯、梁师成、朱勔、王黼、李彦和高俅6人是徽宗的幸臣，北宗末太学生陈东称这6人为“六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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