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导读
《周礼》，初名《周官》、《周官经》，是古文经学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它与《仪礼》、《礼记》并称为“三礼”。在儒家“十三经”中，它是唯一一部阐述儒家理想官制的典籍，对中国古代官制的置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周礼》涉及范围广泛，举凡城乡建置、礼乐兵刑、天文历法、宫室车服、农商医卜、工艺制作等几乎无所不包，它是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我国古代官制、政治史、文化史的一把钥匙。
一、《周礼》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
?《周礼》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是学术界争论不休，迄今未有定论的一桩历史悬案。 ?在正式介绍古往今来学术界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的争议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周礼》的发现经过。因为《周礼》的发现经过同样充满了争议，并且影响到对《周礼》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的认识。
?在“三礼”中，《周礼》的出现最晚。关于《周礼》的发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影响最大的说法有两种：
?其一，《周礼》为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所献。《汉书?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汉书》第8册，中华书局1975年4月版2410页。唐代陆德明、《隋书?经籍志》、杜佑等赞同此说。
?其二，《周礼》为汉武帝时民间所献，出于山岩屋壁，其后便“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到东汉孝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奉诏进入秘府校理群书，发现了《周礼》，将《周礼》列入所编的书目《七略》，并用《考工记》替补《周礼》所缺的一章《冬官》。汉代马融在其《周官传序》中首倡其说。贾公彦在《序周礼废兴》中引用了马融的这一说法：
?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635-636页。
?以上两种说法虽然有些小误，但基本上是可信的。现当代的《周礼》研究者比较认可的看法是：《周礼》在秦始皇焚书之后便不知所踪，文帝时，出现了《周礼》的某些残
篇。据《汉书?艺文志》：“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汉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5年4月版1712页。到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好古，在民间访得《周礼》，将其奉献朝廷，被收入汉朝的皇家藏书馆——秘府。自此，很长一段时间，《周礼》未在社会上流传，时人多不知《周礼》。至孝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进入秘府校理群书，意外发现了《周礼》，才将其著于《七略》，公诸于世。
?《周礼》被列入经书的时间，据《汉书?艺文志》载：“《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荀悦《汉纪?成帝篇》云：“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曰：“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为《周礼》。”可见，此书西汉时称《周官》、《周官经》，王莽时，将其奉为经典，立为官学，更名为《周礼》，从此《周礼》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东汉初年，刘歆的学生杜子春继承师业而大兴《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兴、郑众父子，卫宏、贾逵、马融等经学家纷纷为《周礼》作解诂。至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而注“三礼”，给《周礼》作了第一次认真的总结。此时，《周礼》才与《仪礼》、《礼记》并列合称“三礼”。由于郑玄特别推崇《周礼》，而后人又十分推崇郑玄，遂使《周礼》位居“三礼”之首。
?然而，由于《周礼》不像其他经书，是传自经师的口耳相授而后写成的汉隶定本，而是民间所献的古文经，又受有篡汉劣迹的王莽的大力支持，因而不仅《周礼》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聚讼纷纭，甚至《周礼》一书的真实性也备受怀疑。
?归纳历史上诸家关于《周礼》作者及成书年代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周礼》为周公手作，成书于西周
?周公亲自撰作《周礼》，《周礼》是周公对西周以前经世大法的总结。 这一说法在《周礼》作者及成书年代的诸多争议中影响最大，信从者最多。将《周礼》从秘府众书中发掘出来的刘歆就持此看法，“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636页。其后郑玄大力倡导此说，影响了后来一大批学者，贾公彦、王安石、张载、李觏、曾巩、司马光、朱熹、魏源、汪中、惠士奇、江永、孙诒让等都倡此说。如郑玄坚定地认为：“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639页。朱熹也肯定：“《周礼》是周公遗典也。”《朱子语类》卷八十六。其他诸大儒之说就不一一具列。 ?2.《周礼》作于西周
?当代学者蒙文通曾撰《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他认为，《周礼》“虽未必即周公之书，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迁以下之治”。载《图书集刊》第一期。日本学者林泰辅在《周公と其时代》一书里，对《周礼》中的天神、地示、人鬼以及伦理思想、政治制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周礼》作于西周末的厉王、宣王、幽王时代。
?3.《周礼》作于春秋
?当代学者刘起釪在《洪范成书时代考》中说：“《周礼》一书所载官制材料，都不出春秋之世周、鲁、卫、郑四国官制范围，没有受战国官制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3期。
?4.《周礼》作于周室东迁之后，战国之前
?训诂学家洪诚从语法角度探讨《周礼》的成书年代，认为《周礼》“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他的具体理由是：?从语法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数与零数之间，皆用“有”字连之，战国中期之文即不用。《尚书》、《春秋经》、《论语》、《仪礼》经文、《易?系辞传》皆必用。??《周礼》之经记全部用，此种语法与《尚书》、《春秋经》同，故非战国时人之作。《读〈周礼正义〉》，《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
?金景芳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我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设想。例如封国之制、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制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具有时代特点，不但西周不能为此方案，即春秋战国时人也不会作此方案。《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
?金景芳非常明确地肯定《周礼》既非成于西周，也非出自春秋战国时人之手，而是出自周室东迁之后，一位不知名姓但却熟悉周室典制又冀图振兴周室的人之手。所以在《周礼》中，既有周室典制的遗迹，又有作者自己的设想，由于这些设想从未付诸周朝政治实践，所以与古籍中描述的周朝实际典制不相吻合。
?5.《周礼》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写定者可能是孔子及其弟子
?谢祥皓、刘宗贤在《中国儒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提出他们的意见，认为《周礼》是周代典章制度的集结与规划，是周公经国治政的产物，“即使不是周公亲自制定，也必然是在周公的主持或指导之下完成的”。他们进一步说：“不论今存《周礼》究竟写定于何时，在周公时代必定已经具有了它的雏形。”他们的结论是：“今存《周礼》乃形成于周公，写定于孔门，传世于刘氏父子。”即《周礼》的最终写定年代当在
春秋战国之际，最终的写定者则可能是孔子及其弟子，刘歆是使《周礼》在社会上流传开来的决定性人物。 ?6.《周礼》成书于战国
?东汉何休首倡此说。何休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636页。汉儒张禹、包咸，清儒崔述、皮锡瑞，近人钱穆、郭沫若、顾颉刚、范文澜，今人杨向奎等都持此说。《周礼》成书于战国，是近代以来比较流行的说法。 ?7.《周礼》成书于汉初，由专人完成
?这是今人彭林提出的观点。他在《〈周礼〉的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一书中，详细剖析了《周礼》一书的治民思想、治官思想、理财思想、阴阳五行思想及其国家政权模式，认为《周礼》主体思想的基本特征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主体思想是由儒、法、阴阳五行复合而成。他指出，在《周礼》中，儒、法、阴阳五行虽已交融、凝结为一个有机整体，但三家思想有主有从，互为补充。儒家思想为主，是万民的纲纪；法家思想为用，是儒家手中的武器；阴阳五行思想则是国家政权的装璜，目的是装点出神圣的气象来。彭林认为，《周礼》体现出的儒、法、阴阳五行思想紧密融合的总体特点吻合汉初追求思想多功能的时代需求，因为追求思想多功能必定带来思想的大融合。因此，他断定《周礼》不可能成于西周、春秋，也不可能成于战国，而是成书于汉初。而《周礼》一书体大思精、结构缜密，绝非简单的拼凑，因此该书不可能是众人杂糅之作，而是成于专人之手。但是《周礼》的作者在书中描述的是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体验和对未来的憧憬，寄托了作者治国平天下的韬略和抱负”，是“理想国的蓝图”。彭林《周礼的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233页。由于作者借用了不少往昔的材料，在加工改造之后，植入自己设计的新体系，因此在《周礼》中就出现了一些官名与当时的史实相同，却又不全然符合其实际制度的情况。
?由此彭林推定：“《周礼》的成书年代当在汉初的高祖至文帝之间，至迟不得晚于景、武之际，因为此时《周礼》已为河间献王所得。”《周礼》 的确切作者虽已不可知，但出于一人之手则是确定无疑的。 ?8.《周礼》成书于西汉末年，系刘歆伪造之作
?宋人首倡此说，胡安国、胡宏父子是其代表人物。胡宏认为，刘歆伪造《周礼》是为“附会王莽，变乱旧章，残贼本宗，以趋荣利”，故“假托《周官》之名，剿入私说，希合贼莽之所为”。《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6月版259-260页。宋代的洪迈，清末的廖平，近代的康有为、钱玄同，今人杜国庠均持此说。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
就说：《周官》经六篇，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传》无之，其说与《公》、《穀》、《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相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康有为认为刘歆为了替王莽篡汉改立新朝寻找理论依据，就伪造了一批古文经，《周礼》就是刘歆伪造的古文经中的一种。刘歆伪造《周礼》的说法在港台比较流行，如徐复观、侯家驹就赞同此说。
?以上诸种说法，前后相差一千余年，到底孰是孰非，至今难下定论。
?而在我们看来，无论《周礼》是周公手定，还是周公之后的春秋、战国、汉初之人所定，甚或为刘歆伪造，我们都应该承认以下两点客观事实：其一，《周礼》是一部以官吏制度体系与政治思想体系相结合的有机的理想政治典章。在其官制体系里，汇集了周秦以来实存和虚拟的官名与职掌；在其思想体系里，融合了儒、法、阴阳等思想。其二，自刘歆大力推举《周礼》以来，《周礼》不仅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作为传世的政治经典、一种理想官制，在此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力认为隋唐六部就是仿《周礼》六官而设，他曾列出了一份对照表： ?六部尚书 《周礼》六官 ?吏部尚书 天官大宰（冢宰） ?户部尚书 地官大司徒 ?礼部尚书 春官大宗伯 ?兵部尚书 夏官大司马 ?刑部尚书 秋官大司寇 ?工部尚书 冬官大司空
?从这份对照表，我们确实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隋唐六部官制与《周礼》六官的密切联系。除此而外，历史上的王莽改制、西魏苏绰定制、唐玄宗制《开元六典》、宋代王安石变法、洪秀全为太平天国确定官制，也几乎都是仿《周礼》而进行制度的变更、革新、构建。而《周礼》中所蕴含的理想精神、人文精神、道德精神同样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灵魂塑造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周礼》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诚如金景芳先生所言：“我们今日而欲考求中国古代的田制、兵制、学制、刑法、祀典诸大端，固舍是书莫属了。”《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所以《周礼》仍是我们今天研究先秦乃至汉初思想、文化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