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会成功的。丁教授强调美国在当时已经在实施一系列战略计划，从经济上，军事上，各个方面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如果不是911的话我们国内政局会是怎么样？那是很难预料了。丁教授强调的国际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重新让中国回到世界的主流。外部空间纬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别人对我们同时保持开放，保持欢迎和接纳的态度，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获得成功。
下面是丁学良在接受采访时的观点： 现在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中年期间了。模式讲的不是最高意义上的抽象，什么叫最高意义上的抽象，最高意义上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最高意义的。也不是最低意义上的抽象，最低意义上讲的是具体的政策，比如某一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应该怎么做，比如银行利率应该怎么样，房地产贷款应该怎么样，这是最低意义上的。而模式属于中间状态，既不是最高意义，也不是最低意义具体的做法，是一种中间层次的东西，中间有意识形态，但是更多的是策略发展和战略发展的政策，而且是比较宏观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模式延续了20年就差不多到了中年时代了，现在我们中国的时代就到了中国中年时代了，正在朝中老年时代过度，到了老年时代就退休了。一个模式刚出来的时候可能3、5年，那个时候很多具体的毛病都能看出来，运行的过程中，像刘翔第一次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大本事，几年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他不能再跑了。像郭晶晶一样，郭晶晶不是马上嫁到香港去了嘛，她跳了那么多年以后人们知道已经到了极限不能再跳了，就是这个意思。中国模式现在已经到了“郭晶晶退休的时候”了。
丁学良：“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 虽然中国过去3O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并一直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但却麻烦重重。
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不少学者一开始对 “中国模式”抱着很大的信心，但当他们分析到“How”这个关键环节时，就发现很难再乐观地说下去。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我讲的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回顾和反思中国3O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大讲“科学发展观”，只有把这两个“巨大”都实事求是的放进去，才可能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不太长的时间，将前述的三大成本持续的降下来。若是，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
4中国模式的概念来由
“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这一概念在当下流行则源自国内学者，他们用“中国模式”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认为使用“中国模式”概念而非“北京共识”，有三个原因：一是“共识”一词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政治意味很浓；二是“北京共识”概念容易使人产生与“华盛顿共识”对抗的错觉，有兜售意识形态之嫌，对消除“中国威胁论”十分不利；三是“模式”一词是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因此，用“中国模式”概念更为恰当，更强调这个模式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
一般认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首先是由美国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提出的。俞可平等国内学者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中国人民大学秦宣认为，雷默绝不是提出“中国模式”的第一人，在1980年，
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等人曾在季刊《现代经济》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崇温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模式”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就提出‘中国的模式’的问题”。
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是印象式的。他们主要认为中国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上其他东西方大国，突然崛起，而且是和平崛起，并像发动机一样带动了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视其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突出特点，因而称为“中国模式”。俄罗斯学者使用“中国模式”一语是从自己的体验、认识中来的，是从他们与苏联模式的区别、对比中得出来的。
5中国模式应从何种角度认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模式和其它模式的互动更为频繁，或主动地向其它模式学习，或被动受其它模式影响。提到中国模式，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多人看来，“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几乎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同义词。 其实不然。认识中国模式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只看30年改革开放还不够，还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看一看改革开放前的30年，甚至再往前多看一看。中国模式，强调的是“中国的”，是中国文明的当代体现。认识中国模式，就要考察中国文明是如何容纳和接受新的制度因素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就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就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付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改革的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就没有中国模式了。有人认为，中国当前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经济转到私营经济——这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才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学者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现实。中国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方法，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到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时，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看得见的手”却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和其他任何模式一样，中国模式也在演进和演变过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模式和其它模式的互动更为频繁，或主动地向其它模式学习，或被动受其它模式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种模式有趋同的趋势，但趋同不会变成同一。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模式在受到其它各种模式影响的同时，如何保持自身特色，并通过变化而保持自身的本体。
6如何辨证看待中国模式？如何评价其绩效和成本？
辨证的看待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前身是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但对于“北京共识”，无论其倡导者，还是支持者对其在认识上都并未达成“共识”，甚至成了最后没有“共识”的共识。其倡导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并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
但是，如果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上的保守和经济上的激进，甚至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精英的集权式的领导和国有经济的“长子”的作用，这无疑是对“中国模式”最大的误读。考察中国模式，恐怕更多的要考察：其一，是什么力量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和繁荣；其二，集权的政府在中国繁荣中究竟是中国增长的短板，还是独特优势；其三，“中国模式”有没有持续性，其自身的优势有没有可能带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真正的考察中国模式是非功过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中国模式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转型而形成的,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经济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 ,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以人为本的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政治方面: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保障人权,发展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文化方面:,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多元兼容并存;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又要关心和照顾个人利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年代所创造的主流文化为主体,纵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横向借鉴和吸收世界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对话,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对外关系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和核心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进行了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革命,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9.8%,居世界第一。在这个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和扩大,中国已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模式。但是,我们在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中国的政治改革、人口过早老龄化、金融体制与国际接轨、东西部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政府去解决。当今世界有200个国家左右，就模式来说,比较成功的是少数,如二战后的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瑞典模式、美国模式等。在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中,有的单一不够全面,有的快速发展时期较短,有的经不起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模式在这几方面都有很大超越和突破,创造了世界奇迹。 “中国以一种过去许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崛起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中国模式的比较优势,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但是,也不能把它看得尽善尽美,中国模式还未定型,有待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完善。中国模式实现了纵向突破和横向超越。一是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出了一条路,一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当代价值。 中国模式的绩效与成本：
（一） 中国模式的绩效：
对于执政党来说最大的优势是在保证了其执政党的地位。 对于人民来说，表现在经济的大幅度增长上。“亚洲四小龙”短时间内的经济腾飞。国家GDP值的不断增长等等。
（二）中国模式的成本：
1、被相对剥夺的弱势：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余年里所取得的那些非常引人注目的绩效，其最主要的代价体现在对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的持续不断的剥夺乃至于掠夺。这个剥夺和掠夺主要是从相对意义上说的：相对于城市来讲，中国模式对农村是相当无情的剥夺；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讲，农村居民是被掠夺的主体；相对于中国的沿海地区来说，中国的内地被持续的剥夺，内地省、市、自治区成为向沿海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农产品、工业原料的准“经济边缘地带”。相对于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来说，农业在过去许多年里，受到严重的不公平对待。相对于大型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中国的民间企业在过去许多年里虽然不是持续一贯地，却是经常地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相对于外资企业，中国的本土企业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对弱势对象的相对剥夺，有些是以经济手段来实现的，但是在所有的最根本点上，那些相对剥夺都离不开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往往是超经济的强制手段隐在后面，作为支撑、作为保障来实现外表看起来是纯粹的市场交易的行为。
2、环境生态的破坏：这方面的数据、实例非常多。2009年7月初，海口市一水务局副局长符先生在回答该地居民的质问，为什么海口市旁边的水质持续下降，多年来没有整治、没有搞好污染的时候，他脱口而出：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海口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海南省的问题，在全中国，哪里的GDP越大，哪里的GDP增长的越快，那里的水就越黑。他说的相当生动而又符合现实的一个规律。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有非常尖锐的一个评论：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第一来自于低成本的人权优势，第二是来自低成本的环境优势。中国的经理们只要一走出国门到海外去投资开厂经营，马上就能切身感受到，他们在中国的低水平人权的支出和低生态环境保护的支出，给他们在国内的盈利和海外的竞争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相对优势。
3、体制性的腐败: 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必须通过体制性改革来解决。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政府不是市场的守护者而是市场的主宰者，不论多少政治教育和“制度建设”，都不可能“根治腐败”。当宏观调控具体到“芝麻绿豆”的时候，当政府做出一个决定让市场价格上升或者下降的时候，当某个政策可以划定“淘汰”或者“扶持”的范围从而决定一个企业命运的时候，说是一定要“从源头上杜绝腐败”，谁信呢，连说这些话的官员自己都不会信。这两年异军突起的“宏观调控”把权力干预经济演绎得这么淋漓尽致，官员们面对市场是那么的底气十足肆无忌惮，市场不过就是一个傀儡和玩物，一切跟着权力的指挥棒转，中国何以可以“根除腐败”走向廉洁？
4、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为中国模式的显著绩效所付出的成本代价，在非物质领域体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整个知识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活动场”受到相当严格的、越来越多方面的、有时甚至是相当粗暴的限制，导致了在一连串重要的公共政策上不能进行理性的、公开透明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讨论。比如说对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文化产业政策一类的公共卫生政策、公共教育政策、户口政策的质疑，大半只能在非正式场合进行。在公共政策的决策方面，更是涉及到特殊利益集团
7即有的中国模式的关键缺陷何在
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观念迷惑，中国的威权模式变成了一个全世界追捧的香饽饽，我们到底该对这种模式秉持什么样的态度？正如前述，作为中国模式的这种权威体制，是从“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全能体制中演变过来的，这种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先天不足地缺乏体制内对官僚的监督，而在改革以后，公民社会仍然极度缺乏。体制内外均缺乏对权力的制衡与
约束。
首先，这种体制的弱势在于社会对国家的制衡能力弱化，官僚体制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国家有足够的强势通过抑制社会自主性来持续结构的平衡。这是一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结构。
其次，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行政官僚的“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这个民族的社会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这种不正常正说明我们体制的严重缺陷。
第三，是“国富民穷”的陷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资源，通过卖地就可以轻易获得巨额收入，并转化为天文数字般的高房价，这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对老百姓的变相“剥夺”，而百姓只能望房兴叹，无能为力。这种“国富民穷”局面如果不改变，连拉动消费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全民幸福时代来临了。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国有垄断的机制，以及防止腐败的机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领域发展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现“类苏丹式”现象的泛滥，这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8如何实现中国模式转型
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大幅度的变化。他们不再把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产品出口，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式；中国共产党正在从三个方面更新其发展路径，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关联。第一，积极打造“国家龙头企业”；这样，中国的品牌（不仅仅是中国的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第二，不再依赖低收入、低技能的劳动力，而是鼓励中产阶级的发展，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三，调整资源投入方向，从以前重点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提供更多其他种类公共产品，从而提高执政质量。所有这些，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发展模式的改变。这种转型升级，对中国及其邻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既是重大的机遇，也是重大的挑战。
（一） 关于发展国家龙头企业
当中国开始开放它的经济，欢迎外国贸易和投资，外国企业竞相进入，以争取10多亿中国的新顾客。尽管外国公司投资中国，是希望赢得更大的中国市场份额；中国政府却鼓励人民更少消费，限制了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能力，同时他们还鼓励出口型企业的发展。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中国生产的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几乎都是非中国品牌。
这样的后果是，中国出口产品的大多数利润，被拥有品牌的外国公司所攫取。为了荣誉、利润和转型升级，中国领导人正在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
首先，他们想实现中国制造向中中国品牌的转变，以此来赢得荣誉；其次，他们想从出口中取得更多的利润。现实状况是，那些生产和组装出口产品的公司，只有很小的利润空间。而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汇率纠纷可能带来的风险，坦白地说，和这些中国企业所赚取的低额利润不成比例。
发展龙头企业, 在国外市场上建立自己品牌的企业,将能促进中国公司，在贸易过程中取得更大比例的利润。最后，中国领导人愿意将自己的制造业，从低工资、低技能的价值链低端，向具有竞争力的价值链高端转移，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一步。在近期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实施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总额达到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绝大部分都流向了国有企业。甚至在刺激方案执行完后，大量的融资仍然流向了国有企业。
中国在培育龙头企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去证明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发明创造。至今为止，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们只是通过收购企业来获得品牌形象，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联想收购IBM的PC生产线。甚至是军队，也从在购买俄罗斯购买高端技术，而不是自己进行发展。中国企业在生产流程上实现了创新，在引进产品和服务方面也取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