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但至今为止，它们还没有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实现产品的创新和发明。中国至今的比较优势还是廉价劳动力和简单制造业。为了要成为龙头企业，中国企业必须变得比现在更加具备创新能力。
为了克服缺乏创新的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用以鼓励“本土发明”。这个政策2006年开始启动，直到2009年才引起重视。中国政府提供了融资鼓励政策，以推进企业研究和发展新型产品。他们还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吸引在国外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回国创业。同时，他们还宣布了一个规定，寻求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外国企业，必须提供它们的技术以备政府的检查。很多企业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地迫使它们，与之分享贸易秘密、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虽然许多政府也要求对产品和技术进行检查，以保证其安全性和可靠性，但在中国的担心是，政府会悄悄地向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提供这些技术，从而削弱了外国企业的竞争能力。
另外一个必须面临的相关挑战是，外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对中国生产产品质量的疑问。许多玩具和家具因含铅油漆而被召回，宠物食品遭到三聚氰胺的污染，有毒胶合板，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使得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安全十分警惕。甚至当一些企业，由于产品品质好，在市场上已经赢得持续市场份额的时候，这些疑虑仍然没有消除。 二、关于发展中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正在推动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第二个领域，和第一个领域相关联。正像其希望的一样，用大型企业来替代很多小的甚至是无名的私有企业；尝试用鼓励内需，来减少对出口的依懒；用较高工资和技能的劳动力和白领专业人才，替代低工资、低技能的劳动力。简言之，中国正在发展一个快速成长的中产阶级。
增加内需的愿望，并不是对美国要求其调整人民币汇率的直接反应，而是中国自身的一种认知。至少部分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的制定者，他们认为巨大的贸易出超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在产出和消费上需要更好地平衡。这样的改变也帮助降低了国内的不平均程度。在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平均主义的国家，当然是那种平均贫穷的国家。那时起，不平均程度大幅度提升：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了2007年的0.47，一些预测甚至认为现在已经达到了0.50，这使得中国进入了拉美和非洲国家的行列。一个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有助于降低收入的不平均程度。这些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向上的改变，被许多人认为是合理的。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胡主席和温总理领导下的当代中国共产党，推行了平民主义政策。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他们对农村家庭提供了收入补贴，降低了一些税费，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为了实现更多平衡发展，政府要求更多的投资投向非东部沿海地区；过去，当其他地区落后的状况下，东部沿海地区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为了提高技能人才和专业人才的供应，中国显著增加了高等教育的规模，大学的在册学生数从2000年的560万，飞速发展到了2010年的2230万。通过承诺提供高收入、国家最先进的研究设施和慷慨的国家奖励，政府已经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扭转年轻英才外流的状况。为了释放更多的消费能力，国家开始加强它的国家医疗保险系统和提高养老金。这些都是政府直接运作的结果，政府还采取了一些间接的措施来鼓励提高工资。
这些改革在中国国内并非一帆风顺。在从鼓励出口到鼓励内需的推进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赢家和输家。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陈良宇，被撤职和关押。因为他反对胡和温推进的平衡增长，而这种政策是以调整有利于上海这样的城市的沿海发展战略为代价的。正式的说法是，陈良宇因为腐败而下台；实际上，他公开批评胡的平民政策是更重要的原因。
另一个受到中产阶级膨胀影响的重要集团是—中国的资本家们。增长的工资和工人福利，正在挤压那些中小型企业的拥有者，他们的利润已经非常微薄。这些私营企业家同时还感受
到来自国有企业的压力，正如前述，国有企业受到了政府的更多支持。近年来，共产党主动寻求他们的支持，而这些私营企业家现在对他们的前景感到焦虑，这将影响他们对现状的继续支持。
第三个也是颇为不同的挑战是，由于工资和消费的提高，人民提升了生活水平，这是否会引起部分中国公民提高他们的期待。现代化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认为，更高水平的教育和劳动力的多样化以及城市化，产生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的需求，最终将导致民主化。生活水准的提高，可能会迅速提升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度，但是假如这些政策的成功实施，产生了更高的期待，这将必然产生政治需求，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是对现有体制的冲击。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自信，他们认为他们不但能够取得短期的利益，同时也能推迟甚至击败任何由此而产生的威胁。从目前为止的纪录看，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不会错。 三、关于公共产品和执政能力的提升
经常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改革没能和经济改革同步。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近年来，中国已经在试验在预算过程中增加透明度，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进行更多的协商，例如召开公众会议和通过英特网征求意见。作为一个结果，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第三维度的关注点，就是提高执政能力和提供公共产品。
这个领域的转型升级特别令人困惑。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政治人物为了争取连任，他们必须努力为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但是，中国官员无需受到公众的欢迎，或者对公众的意见负责以保住自己的官职。他们不是选民选任的，而是上面任命的。没有选举的压力，专制体制的领导不会主动地改进执政质量。相对于执行政策为公众谋利，专制体制的领导们，更愿意为他们的朋友、利益集团谋利益，从而巩固他们的权利。然而，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提高他们的执政质量。问题是为什么？
一个原因是保持政治稳定是中国共产党的总目标，他们认为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共产党希望，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能够增强它的支持度，也能够促进秩序和稳定。所有的报告都显示，尽管在一些特定问题上，例如腐败、霸占土地、经济改革导致的下岗、劳动利益和养老金的缺失和不断增长的贫富差距等等，存在着经常的、强烈的批评，这种体制还是受到了不平常的肯定。提升执政质量的目标就是要增强现有体制受欢迎的程度，减少公众抗议的概率。
第二个关于改善执政质量的动机是，希望预防更广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保持执政地位。如前所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制止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通过经济发展赢得公众的支持。现在，它增加了其他策略以实现这个目的。允许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进行更多的协商，特别是在那些中国共产党本身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或者存在两种竞争目标但尚未形成明显的倾向性意见的地方。例如近年来，对涉及公共政策改革的主要事项，都进行了公众意见的征集。在2006年征求意见的30多天时间内，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收到了差不多20万条对劳动法草案的修改建议。2008年，中央政府在网上公布了在公共健康系统改革的广泛目标，30天时间收到了近3万条建议。在地方层面上，政府也在让公众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来。温岭市在预算制度过程中，率先创新了“民主协商”的做法，在公众一起参与预算和经费安排的详细讨论后，预算才送交地方立法机构进行表决。 最近在提高执政质量方面的关注点，集中在保持党的传统“为人民服务”上，这和传统的儒家价值观非常契合。公众意见调查也表明，许多中国人保持了儒家信仰，儒家学说认为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人民幸福。这种家长式的概念也影响了中国人对中国民主程度的评价：民主就是为人民利益而执政，而不是西方国家普遍认为的政治权利、公民自由、自由公正的选举。无论是这些价值观激励了中国领导人强调执政质量，还是他们简单地把这些价值观用作证明这些改革政策的合理性，执政质量的提高清楚地得到了中国公众的共鸣。
提高地方政府执政质量是为了提高政治体制的支持度，但是这不是没有风险。首先，促进
更多的协商而没有加强责任，将使那些提供观点的人员的幻想破灭，给他们留下的只是他们被无视的感觉。新的沟通渠道提高了人们的期待，而却很少能够做到。给予公民对政府运转机制更多的了解，也会导致人们对情况了解的更加清楚以后产生醒悟。对不负责任的现状清醒过来以后，人们要么变得消极，要么对政治参与提出更多热切的要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认为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提供福利等公共产品方面发挥作用，也可以从国际上获得相应的资金。另一方面，也担心某些组织可能会有政治上的动机。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政治动机的组织，特别是有关环保组织，它们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完全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希望避免这种命运。因此，它仔细地对它们实施控制，限制它们的活动范围和资金来源，甚至强制解散一些组织。
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提高执政质量和提供特定公共产品上取得成功，这将可能消除或者至少中止更多的政治改革的要求。通过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可以强化人民对现状的支持，至少短期可以做到。正如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主要基础，提高执政质量的目的也是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如果成功，将更加减少对政治改革的支持。大部分主要社会团体—私营业主、高科技专家、白领专业人员，等等—他们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政策和经济发展中大量获益。作为一个结果，这些团体倾向于接受专制，他们对用不确定的体制优势来交换现在的已得利益没有多少兴趣。
对中国来说，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但是也是挑战。中国经常蔑视那些关于她的预测，但是如果放弃改革所带来的潜在成功，或者低估自己对外国竞争者的潜在影响，将是有勇无谋的表现。至今为止，中国尚未表现出她有能力发明和发展新产品，投入全球市场的竞争，但是她正在为此投入相当大的资源。但是，如果外国企业在与政府行为的斗争中感到厌倦，无法耐心等到一个比较友善的商业环境，部分激励本土创新的大胆努力可能会赶跑外国企业。发展中产阶级和提高执政质量的努力，可能会在中国公民中引起更高的期待，但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处理这些社会需求的能力，尽管经常显得不太老到。在所有这三个方面，发展趋势仍然不够肯定，因为利弊权衡还不够明朗。
附加题：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谈谈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实践上指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总结中国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命运和建国以来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的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从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勾画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蓝图。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并通过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
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和全面实施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确立了坚实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实现了发展布局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向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个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开辟的一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并将继续指导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谈得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只有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全面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解决好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问题。制度创新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和路径；科技创新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的技术支撑和手段保证；文化创新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制度创新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回答如何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问题。科技创新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回答如何依靠科技创新和进步切实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等重大问题。文化创新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解决如何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如何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等。这都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引导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