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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2009年第20期
本期专题报道
·收入分配酝酿改革新案 ·理性看待基尼系数
·30年高收入行业的变迁 ·金融危机放缓收入增速 ·30年收入分配政策流变 ·激活个税收入调节功能 ·分配创新的浙江实践 ·收入分配改革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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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酝酿改革新案
扩大内需，应对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更合理地“分蛋糕”。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在城市以“奖励和计件工资制的恢复”拉开了序幕。30年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逐步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形成。 但同时，我国也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以2008年统计公报为例，城乡之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3.3；地区之间，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西部的贵州与东部的浙江之比为1:3.3；行业之间，最高的金融业收入水平达40312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倍，其29.6%的增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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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各行业之首，比全国平均增幅高11.3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而且关系着当前扩大内需政策能否有效启动，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的改革重点一直放在再分配上。再分配调整有利于加强社会保障、补充民生欠账，无疑很有必要，但再分配只是对初次分配的调整和补充，在初次分配中出现的较大收入差距则很难依靠事后的修修补补加以纠正。
可见，较之再分配而言，初次分配更为关键，而这取决于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因此，收入分配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还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寻找解决的答案。比如，将改革焦点更多地调整到初次分配上，比如，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文/袁元）
理性看待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这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长期以来，针对中国的基尼系数，研究者一直持不同观点。
一方面，乐观者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因城乡差距大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而且，我国经济处在发展上升阶段，从总体上看，贫困人口是逐步在下降和减少，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同时，由于我国居民分布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中，再加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居民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仍处于合理区间内。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近几年我国基尼系数连续上升，并都在警戒线以上，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较之富裕地区和富裕群体差距较大，因此提醒说，若不采取相关措施，我国的贫富差距还有可能继续恶化。
“中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贵州。浙江的老百姓创业多，民营企业多，中等收入人群庞大，而贵州个体私营经济少。贵州、甘肃、青海等地的基尼系数都高。”周天勇对本刊记者表示，中国基尼系数居高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小企业发展不充分，中等收入人群太少；二是从产业结构上看，农业领域中很多的人分很少的“蛋糕”，平均收入太少，而第三产业中的服务行业发展也很不充分。“基本思路是加快将农民从农业领域中转移出来，发展中小企业，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让更多人充分就业，这样基尼系数才可能降下来。”周天勇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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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30年高收入行业的变迁
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增至4.88倍。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
纵观30年来我国职工平均工资的变化，我国的高收入行业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
1978年改革之初，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业为高收入行业，而这一时期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的收入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全社会总体收入都不高，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不是十分明显。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1.8倍左右。
此后直到1992年，采掘业一直成为高收入行业。1993年，高收入行业转变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以及房地产行业。这也反映出我国房地产业和邮电通信业开始崛起。
1994年以后，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房地产业仍是高收入行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开始加入到高收入行业。
2002年，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行业成为高收入行业。高收入行业的平均工资高出全国平均工资约5000元，最高人均工资水平与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比例为2.99:1。
2003年以后，我国对行业划分进行了调整，在2003年到2007年的5年间，高收入行业集中在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四大行业。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最近10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总的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更高，而传统的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收入则相对较低。
“尽管目前高收入行业也包括计算机服务业等高科技行业，但总体来看，收入水平比较高的都是像金融、电信、电力等具有垄断色彩的行业。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会非议最大的诱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金融危机放缓收入增速
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要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对居民收入增速的负面影响
文/杨宜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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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通过冲击出口的方式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危机也必然会对中国国民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 尽管，中国的三次产业都将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因其与国际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所受冲击的程度和方式也不相同。从行业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冲击了在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第二产业，并波及到与其密切相联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从地域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主要直接冲击了出口经济为主体的东部沿海地区，并通过产业链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传播。
而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所受的影响来看，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及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等与出口经济密切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受到的冲击最大，而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受到的冲击有限。初步预计，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将由2008年的8%以上，降至6%左右。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波及较重
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农民，金融危机对第一产业特别是对种植业的影响必然会传递影响到农民的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划分，农民的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组成。而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的总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其变化将对农民总收入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金融危机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
全球金融危机会减少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需求，从而使农产品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导致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在农产品生产数量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必然会导致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减少，从而导致农民总收入减少。 例如，湖北省黄冈市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2007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7.2%。棉花是黄冈市农村种植面积较广的一种经济作物，龙感湖农场的棉花种植面积达到全部耕地面积的70%以上，并拥有棉花收购—棉纱加工—织布—服装加工等棉花加工相关企业，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2008年9月份以来，棉花价格直线下降，由年初的每斤2.7～2.9元降至目前的每斤1.9～2.1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棉花生产资料的成本增加较大，今年上升约60%。棉花价格下降而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农民种植棉花不赚钱甚至赔钱。
而棉花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冲击导致下游服装出口企业订单减少，进而减少对棉花等原料的需求。棉花收购价格大幅度下降的直接影响就是棉农收入减少，农民增收困难；其间接影响在于严重挫伤了棉农的积极性，棉农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导致棉花种植的大起大落，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 二产从业人员收入影响最明显
与一、三产业所受到的冲击相比，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更直接、更强烈。
不过，金融危机对第二产业中不同部门影响大小不同，影响的持续时间也不同。其中，轻工业受到的冲击较大，且影响的持续时间较长。受危机影响，出口大量下降，企业预期收益减少，必然通过裁员或降低劳动者工资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将受到明显影响。 举例来看，天津市曼特工贸有限公司是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企业员工及管理人员80人，其中普通工人34名，合同制农民工16名。这家企业主要生产玻璃纤维制品，其中90%的产品销往中东地区，产品用途为防水材料、拉挤型材和保温材料。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为此，企业只能通过减员和减薪的方式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中的员工正常时期的月平均工资为1400元，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使得员工收入下降10%，降至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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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左右；并裁减没有正式编制的18名临时雇佣工。
而湖北省黄冈市外出务工人员的情况也进一步证实了金融危机对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收入的影响。黄冈市常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向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中长三角地区约为45%，珠三角地区约为40%，北京、环渤海地区约为10%，其他则分散在武汉等周边地区。
根据该市农办和统计局的资料分析，目前金融危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春节以后外出务工人员因沿海部分中小企业的停产而受到一定影响，人数比去年减少20%左右。据估算，该市将有30万人在家而不能外出务工，以人均带回现金收入8000元计算，这将直接导致农民收入减少240亿元。 三产喜忧参半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第三产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但不同行业受到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一方面，有些行业会受到严重冲击，旅游业正是受冲击最大行业的代表。其一是因为中国入境旅游客源主要来自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均深受金融危机影响，其公民将会减少出国旅游的消费，造成中国旅游消费不足；其二，美元及其他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持续贬值，将削弱中国入境旅游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价格优势；其三，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国内公务旅游消费和消遣旅游消费都将大幅减少。而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业行业也因此会受到影响，如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
另一方面，有些行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原因有二：一是虽经济不景气会导致消费者文化、体育和娱乐消费的减少，但长期以来，中国消费者的文化、体育和娱乐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不高，因此这些行业受到的冲击有限；二是这些行业虽然涉及到一部分进出口贸易，但总额很小，且中国相关产品的进出口逆差极大。
此外，有些行业还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比如，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企业存货必然增加，从而为仓储业的发展提供机遇；再如，一些特定人群因收入减少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活习惯、降低生活质量，这对于低端服务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稳定低收入群体收入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所有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都产生了影响，但其对低收入者收入冲击有限，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行业间平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 但是，这种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居民总体福利下降和对外部门福利更快下降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由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低，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差，危机对其影响巨大。因此，须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进而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稳定。 首先，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中央采取了“一揽子”振兴计划，并正在发生积极效果。扩大内需的系列措施也将增加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发展成果。但居民消费的行为受其收入支配，要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居民的收入预期，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增加，并拉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能创造更多的产出，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可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的重要举措之一。 其次，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不少企业停产减员，大量劳动者失去工作岗位，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政府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并鼓励私人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同时，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加大对低技能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提高劳动技能，促进其就业。
最后，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免征额过低既减少了居民消费，不利于扩大内需，不利于经济增长；同时也使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功能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