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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以生物产业、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引导世界产业发展，强化其国家财富控制力。面对这样的竞争态势，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及早规划，缩小差距，为工业化后的产业竞争打下基础。
从今年起到2010年，中央财政将投资逾600亿元推动包括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在内的11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 业内人士希望，这样的大手笔投入，不仅带来有价值的产品，还将推动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比如健全投融资渠道、完善政策环境、管理体制和法制环境；同时，培育出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强化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生物安全监管，等等。 总而言之，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出台的一系列扶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不仅要瞄准硬件，更要改进政策、完善软件、培育人才，将雄心定位在危机后时代，才符合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
判断“三农”真问题
农村土地问题的真问题，不是能不能流转，而是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稳定粮价也不是回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放开粮价以来，粮价并不由政府来制定，政府只是制定最低保护价，否则就是回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在国际粮价起伏跌宕形势下国内出现政府应高价收低价卖的呼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近日举行的“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研讨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这样回应。 针对一些媒体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的“新土改”的说法，陈锡文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这是炒作概念，农村土地流转“不能脱离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核心，即两种所有制的公有制和土地用途分类管理”。
对当前的“三农”问题，陈锡文认为，发生变化之快，超出想象，需要倡导一种真正深入乡村调查研究的作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也向《瞭望》新闻周刊强调，“三农”问题真解决要找准真问题，而发现真问题比怎么解决更重要。
流转并非真问题
“农村土地问题，真问题并不是能不能流转的问题。”韩俊以覆盖全国57个县市、2749个村庄、历时6个月的国研中心最新调查结果为例介绍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比例为20%以上，其中东部为27%，中部为11%，西部为15%。“这种自愿的土地流转比例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高的。”如果一味扩大流转比例，不排除会出现一些政府行为损害群众利益。 经过对2749个村庄的调查，约40%的村民上访反映的是土地征用问题，“土地权利的进一步保障才是当前农村土地问题的真问题。”与土地转用后巨大的长期的增值收益相比，失地农民所得到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比重很低。
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就曾经提出，因无力耕种等原因，土地可以流转，而且，关于土地流转的5种方式在《土地承包法》里也有明确的说明，农业部也出台了农村土地流转条例，“有人认为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土地才允许流转的，是不了解历史的说法。”陈锡文指出，“‘新土改’的说法，只是炒作概念，农村土地流转，不能脱离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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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两种所有制的公有制和土地用途分类管理。” 关于农林地经营权和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抵押、可不可以买卖的问题，很多专家鼓励这样做，但陈锡文认为，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抵押应该慎行，“更主要的是发展小额贷款。” 在中国，2007年开始发展小额贷款，不用抵押，实质是信用贷款，最高额度是30万元。 “现在搞抵押贷款，辽宁省法库县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900多亩地抵押贷了30万元的款，一亩地价值大约300元，这对农民有失公平。”而且，陈锡文指出，从日本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对于农民的贷款，通常不以土地作为抵押物，农地不是工业用地，商业银行不愿接受农地抵押，小块的土地对于银行来说，不便于处置。农地经营权抵押，风险全给农民，银行等贷款机构则获利。
对于农村的信用贷款，韩俊指出，政府有大约1800亿元的票据支持，因此，相关的银行机构应该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现在来看，“农村金融已经成为整个农村发展的软肋，抵押贷款容易将经济问题变成社会问题。”他建议扶持草根金融，加强农村信用担保，支持政策性金融。
农民原来贷不到款，“现在你去问抵押贷款好不好，农民很高兴，但更应该发展的是小额贷款，目前来看发展不大。”所以，陈锡文指出，“不是新的就是好，胆大就是好，一定要从改革的大方向去考虑这个问题。”
稳定粮价不是回到计划时代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放开粮价以来，粮价并不由政府来制定，政府只是制定最低保护价。”对于在国际粮价起伏跌宕形势下国内出现政府应高价收、低价卖的呼声，陈锡文指出，“否则就是回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 对国际粮价的波动，韩俊认为，应有危机意识，中国把粮价稳住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国家也在扩大一些收储规模，但粮食之外的大豆、棉花等农作物很难像粮食一样实行保护价，例如，从美国进口一吨大豆到中国约2900元，而国产大豆的价格已经达到3600元，实施保护价成本太高。而且，全世界没有一国可以把农产品的价格挺起来，当前应该伺机出台政策，防止价格下滑过快。”
种粮补贴怎么补，议论很多，目前国家政策对种粮直补，主要包括粮食、种子、农机具、农业生产资料等，按16亿亩粮食播种面积进行补贴。对于一些媒体质疑的“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一些种田的农户没有补贴，不种地的反而有补贴”的问题，陈锡文表示，“政策可以规定谁种粮就补给谁，但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是市场的平等的谈判，所以，完全不用采取行政的办法，应该交给农民，让他们自己通过市场来解决。”
三农研究不能搞“空中飞人”
此次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推出了最新的实地调研成果——《调查中国农村》。对此，陈锡文指出，目前的三农问题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更重要的是倡导了一种真正进入乡村的作风，尤其是从事政策理论研究的学者、官员。”
“不到农村，不进村入户，不跟农民面谈，决不敢轻易发言，不去印证就胆虚。”陈锡文结合经验，间接批评了当前三农问题研究中的学风问题，“现在，有的研究者成为‘空中飞人’，从这个会赶到那个会，一周开两三个会，把这个会上的信息拿到下一个会上去讲，下一个的又带到再下一个。”
“或者只注重报表、统计资料，现在研究手段也先进，洋洋大观，一台机器，几个U盘就解决了；或者是一个有声望的教授，再加上几个助手。”陈锡文认为，脱离改革发展方向实际的做法，在研究界应引起重视。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曾经在中国经济学界风光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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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学者并没有能在预防或者应对经济危机中提出真格的建议，“脱离实际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在比较浮躁的作风下，一些专家在不懂的领域也敢去发言，仿佛一个领域有成就就无所不能。”
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2亿多人离开乡村，形成了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作物间种化等现象，对农村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不经过实地调查，就不能准确把握三农正在深刻发生着的变化。 “不仅要下得去，而且要真下得去。”陈锡文举例道，曾经接到农民关于政府违法占地的上访信，调查组前往调查，结果，当地政府把调查组带到另一个村，所以，当前要想真了解情况也不容易，也许之前已经被做了手脚。
“有的时候，到调研的县，县政府的同志会认为你们都来了半个月了，怎么还不走？而且一般不愿你住在县城里，更不用说农户家里了。”韩俊说。
通过开展各项农村调查，在过去10年中，韩俊的调查覆盖了全国200多个县市、3300多个村庄、9000多个农户，获得了大量的反映不同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重视。
例如，围绕减轻农民负担与农村税费改革开展的对湖北襄阳、河南醴陵、江西泰和三县的调查成果，为中央制定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直接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农村税费改革随之引发了农村综合性的制度创新；围绕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完成的对100多个村庄、100多个村诊所，1000多个农户的调查了解到，农民医疗支出占家庭支出的3－4成，负担使一代人翻不了身，农户往往有病也不看，这一调查成果为国家制定农村卫生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向本刊记者透露，从今年开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个研究部门，将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设立固定调研联系点，开展长期的跟踪调查，并且，将运用现代技术和方法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提高调研水平。□
清醒认识产能过剩
防止以产业振兴的名义进行的低效投资，因科学发展观理念不强而加剧产能过剩
文/彭真怀
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投资增长有24年高于10%，但其中不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积累了相当的无效过剩产能。据初步了解的情况，目前钢铁产能过剩约2.5亿吨，煤炭产能过剩约4亿吨，汽车产能过剩约300万辆，水泥、电力、纺织等产能过剩也十分突出。
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保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应正视产能过剩的严重性，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在行业振兴中重视结构调整，同时，以小城镇建设为龙头激活区域经济。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首先要看两个关键数据。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5%，1～4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8%,这也是去年5月份以来的第12个月连续下降；4月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6.6%，1～4月份累计，同比下降了5.1%,是去年7月份以来的第9个月连续下降。 怎样看待这两个数据的双双下降？从消费经济学角度看，如果仅仅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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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居民消费需求旺盛，意味着购买同样商品的货币支出减少，这是正常的。但问题在于，目前的状况是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发生的，一方面，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意味着企业原材料低价购进的收益被抵消，经营效益普遍走低，下岗失业增多。另一方面，居民受商品价格下降刺激的消费动机，因就业和收入不稳定而迟疑观望。 由此可以判断，经济的回暖迹象，主要是靠中央大项目的财政投入和地方配套资金推动，而不是消费拉动的内生性增长。
要正确认识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高估缺乏依据。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深度衰退，已经导致我国出口的结构性和总量性同步下滑。尤其是电子、机械、服装、钢铁、玩具和家居用品等出口产品，前所未有地面临着国外消费市场萎缩的挤压，使我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凸显。去年9月以来，我国4次大幅度提高出口退税率，涉及近4000种产品，其中161种“触顶”达到了17%。即便如此，一季度的对外出口仍然下降了19.7%，说明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实际效果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有“断臂求生”的勇气，对化工、钢材等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企业主动关停并转，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仅仅继续采取增加出口品种、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刺激政策，不足以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环境。 需要观察十个产业振兴规划的有效性。1月14日到2月25日，40多天的时间相继推出了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和物流业十个产业振兴规划。除了物流业之外，其余均为制造业。
让人十分担忧的是，十个产业都存在着生产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都表现出产能过剩、科技含量低和附加值不高等普遍性弊端。以钢铁产业为例，目前有大小钢铁企业1200家左右，钢企混战大大降低了钢铁业利润率。 在这种情况下，以产业振兴的名义进行事实上的政府干预，有可能造成利益相关方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博弈，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首先享受政策红利，地方政府、部门利益等因素也会卷入到这个博弈机制中来。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以产业振兴为幌子掌握资源配置权力，投入土地、资本营造“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实现所谓政绩目标，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扭曲了市场运行机制。 因此，保增长可以由“线”到“面”，启动区域经济。其内容之一是以小城镇建设应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形成重点突出的一揽子计划，为内需型经济奠定长期的利好基础，打造一批具有较强服务能力和辐射能力的农村经济增长点，增强对农民就业的承载力和居住的吸引力，建设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和农村生态自然化的新农村。
小城镇关联度高、影响面大，具备大容量的国内市场，消费需求旺盛，有能力消化过剩产能，是逆境中可以培育的一个有利因素。小城镇还是连接城乡和工农的纽带，是农村社会公共品的提供基地和服务载体，相对有条件加强水利、能源、电力、通讯、信息和生态环境建设，搭建农村基础教育、科技推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等社会公共品的服务平台。 必须指出，我国经济面临着彼此交织的复杂矛盾，存在着产能过剩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并有螺旋式加剧的严重态势。在这种背景下，应冷静估计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在“保增长”中更全面地考虑科学发展观。由于十个产业振兴规划需要国内消费市场的配合，需要政策的细化落实，培育时间较长，因此同步推进以小城镇建设为抓手的一揽子计划，可以把解决不确定因素提升至实际操作的阶段，使我们应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做到行稳致远。□（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金融危机中的地缘政治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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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将加快地缘政治变迁，并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延棠
每一次危机都引起一次地缘政治变化。比如1933年经济大萧条，比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最先感受到危机即将引发深远影响。去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报告称，二战后构建的国际体系，到2025年将变得“难以辨认”，原因包括全球化、新兴强国的崛起，以及“财富和经济实力相对地从西方到东方的历史性转移”。 报告说，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时刻”行将终结，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正在形成。
而仅仅在4年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上一次报告中，还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继续处于主宰地位，大多数主要国家已经放弃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想法”。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表示，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将加快地缘政治变迁，并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金融危机加速力量东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向阳认为，金融危机是地缘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重要催化剂。伴随新兴国家的崛起，全球地缘政治重心逐渐东移，而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
“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实力。”他说，金融危机将加快世界地缘政治重心东移的趋势，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西方到东方，从欧洲到亚洲。不仅是财富，还包括大国在该地区的云集，以及地缘政治热点的集中。
今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对2008年底世界各国GDP进行了一番描述：2008年全球生产总值为78.36万亿美元。其中欧盟18.9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为第一大经济体。按国别，美国以14.33万亿美元高居榜首，排在其后的是日本、中国和德国。5到15名分别为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巴西、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亚和韩国。 在这份榜单中，金砖四国除印度（第12位）外都进入前十。中国排在第3，与日本的GDP相差约6200亿美元，俄罗斯从第10位上升到第8，巴西上升一位至第10。2008年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实际增长9.0%，俄巴印三国尽管受到货币贬值影响，最慢的巴西也有5.2%的实际增长。排在第13和第15位的墨西哥和韩国，也属于新兴经济体国家。
与之比较，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大多在1%之下，日本为零增长。
一般认为，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上的崛起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进行的，不难发现，全球经济衰退正在加速世界经济版图的调整。其表现，也正是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历史性的转移”。
一方面，经济衰退加速了经济力量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另一方面，加速的程度将日益明显。
中国今年确立的增长目标是8%，从刚刚公布的第一季度数字看，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困难，但已经是全球最好。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日本2009年的经济增长为负5.3%，这意味着中国2009年很有希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世界银行3月30日发布的预测，预计全球GDP在2009年将会收缩1.7%，高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