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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的五年间，胡锦涛同志至少先后4次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为基础，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对基本国情的具体体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胡锦涛同志第一次对此作出比较系统的阐述是在2004年5月他到江苏考察工作时。这时还没有形成“阶段性特征”的概念，他主要围绕对“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这一论断，从八个方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作了分析。基于这种分析，他指出：“总之，这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 第二次系统阐述是2004年9月19日他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 这两次分析都是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前一次是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后不久，后一次是在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之时。虽然这两次表述的内容基本相同，但对我国经济工作中一再出现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深层次原因的认识却不断深化。胡锦涛同志指出：“归根到底是因为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经济增长方式还比较粗放。”两个多月后，他进一步把这种认识概括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协调发展、加快完善体制机制这四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胡锦涛同志第三次对此作出集中阐述是在2005年2月19日。这时，中央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研讨班。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对基本国情的具体体现使用了一个新的表述，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这些新趋势新特点仍然概括为八个方面，但与前两次概括不同，增加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其他方面也根据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作了表述上的调整。他强调，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花更大力气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
第四次是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一五”规划建议。胡锦涛同志在全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出了“四个准确认识”的要求，即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
他在这里明确使用了“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的概念，并从10个方面对这些阶段性特征作了概括和分析，在继承此前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具体体现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突出特点是，采用了“两点论”的表述方式，既充分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又明确指出当前仍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使人们对国情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与“十一五规划建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相联系，突出强调了“三农”和科技两个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这样一些认识，为党的十七大对阶段性特征作出全面准确的分析作了充分准备。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建立在对我国基本国情阶段性特征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这种认识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认识 不断升华
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概括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循环往复、不断升华的长期过程。
2003年上半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艰苦卓绝、声势浩大的抗击非典斗争，抗击非典斗争的实践直接催生了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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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非典最紧张之时，胡锦涛同志亲赴疫情严重的广东地区考察工作。4月15日，他在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积极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就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十六大以后，探索这种新思路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全面的发展观”是这一探索中迸发出的第一朵思想火花，它表明党中央此时对发展新思路的探索已超越具体问题的局限，开始围绕对发展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从宏观层面展开探索。
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全面总结了抗击非典斗争的经验以及从中获得的深层次理论认识。他在讲话中首次使用了“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的表述，并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了发展概念与增长概念的异同。 他明确指出：“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这可以说是科学发展观的破题之论，标志着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呼之欲出。
应当说，我们党历来讲发展都有着丰富的内涵，绝不仅限于“经济增长”，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容易有意无意之间模糊二者的界限，在推动经济增长时又往往更注重数量、速度而忽视质量、效益。新的发展理念要脱颖而出首先要讲清楚这一点，这对于我们回答什么是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至关重要。 8月底，理论探索的阶段性成果第一次有了鲜明的标志，这就是胡锦涛同志在江西考察期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概念。尽管此时的表述尚不完整，其内涵也还有待进一步展开，但一个新概念的形成至少表明，大量思想素材经过酝酿、综合、提炼的思维加工，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这一进程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产生了重要成果。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里，最重要的进展是把“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使科学发展的理念得到极大充实和提升，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作为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这就将新的发展思路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执政理念和要求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在对发展问题的探索中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使这种新的发展理念具有了更鲜明的人民性、科学性和时代性。 至此，构成科学发展观理论框架的核心概念，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五个统筹”等都已完整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在科学发展观形成时期，胡锦涛同志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重要文献。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他明确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指出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在总结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基础上，在牢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因而是对发展问题形成的新认识。其二，他对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分别作出了科学界定和阐发，这就使科学发展观具有了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应当说，这些概念在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曾提出或不同程度地阐发过，现在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内把它们紧密联系、相互融合并注入新的要素，就使这些原有的认识工具获得了新的认识功能和指导实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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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胡锦涛同志在这年5月到江苏考察工作时向全党发出了“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的号召，要求全党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他认为，把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和要求真正落到实处，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一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支撑，二要依靠全党全国人民思想认识的普遍提高。 6月2日，胡锦涛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要从科学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周密的科学解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他同时提出：“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只有全体人民和社会方方面面都了解科学发展观、掌握科学发展观、实践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才能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这些论述渗透出一种强烈的实践精神。这告诉人们，从十六大后开始的理论创新并未就此止步，新理论的科学性还要在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付诸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过程中经受检验，进而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提炼
科学发展观提出不久，便遇到一个重要考验，即如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2004年初，我国经济运行中显露出一些不健康不稳定因素，中央及时作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大决策。
中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中一再出现类似问题，实质上是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增长方式问题。搞好总量调控，必须与解决这些问题结合起来。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指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其实质就是要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消除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根本目的是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加快发展的重点转向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消除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 因此，这次宏观调控的过程实际上成为把科学发展观运用于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胡锦涛同志非常重视这一实践对于理论发展的检验和推动作用，此后三年间，每次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都结合总结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新经验阐发了对科学发展观的新认识。
这年年底，由于措施及时有力，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取得了初步成效。12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作总结时强调指出：“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仅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重要的是使全党同志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他讲了四个方面内容。其一，“实践充分证明，科学发展观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反映出经济工作的不少方面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无论是消除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还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都要求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并切实加以贯彻落实。” 其二和其三涉及的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问题。胡锦涛同志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注意克服市场本身的缺陷。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自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同时，要“善于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提高应对经济波动的预见性和针对性”，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 其四，宏观调控的实践还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多年来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消耗资源和增加污染的较大代价，这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必须改变粗放型增长的路子，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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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非常珍视这些在实践中得到深化的认识成果，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取得的收获更为珍贵，影响也更深远”。
2005年3月12日，胡锦涛同志依据上述认识进一步作出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根本途径”的重要论断。他明确指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技术进步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动力。这些认识表明，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日益清晰，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内涵也同步得到丰富深化。
2005年11月29日，胡锦涛同志又一次总结了从实践中得到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和启示。他把宏观调控和科学发展视为内在联系的统一过程，指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是又快又好发展，重要原则是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主要方式是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重要着力点是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重要保障是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六条经验和启示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样与发展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才得以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发展得更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胡锦涛同志深有感触地指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过程，实质是加深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这是一个生动和丰富的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的养分不仅来自于当前的生动实践，也来自中国悠久深厚的优秀文化传统。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指出：“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他在围绕“民本”、“自强”、“和谐”、“和睦”等传统文化范畴阐发科学发展观核心理念文化之根的同时，也为科学发展观本身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例如，他指出：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要“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更加注重克服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又如，他在重申“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这还意味着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006年12月5日，离十七大召开不到一年时，胡锦涛同志再一次对几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进行总结，进一步阐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会和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必须”：必须深刻认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六个必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点，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又好又快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类生产要素潜力的有效途径，是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必由之路”。 把又好又快发展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揭示了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深刻内涵，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显著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胡锦涛同志在阐述“六个必须”的观点后又指出：“以上这些体会和认识，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丰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不断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策体系，努力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这番话言简意赅，既可以作为对此前全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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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精辟总结，同时也是对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明确要求。
一种新的理论认识产生后，自觉地把她付诸实践经受检验，在实践中使之丰富发展，党的总书记持之以恒地关注这一进程并多次亲自进行及时总结，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样做不仅是认识发展规律的要求，也反映了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重视和严谨慎重的科学态度。 全面体现在“十一五”规划中 在科学发展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另一个强大动力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实践。
“十一五规划建议”全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要求，仅就其中两个方面作些简略分析。
第一方面主要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认识的深化和丰富。 其一，“规划建议”和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都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与十七大“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的表述相比虽然还不够完善，但这一重要论断的形成充分表明，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理论层次和指导作用的认识又有了进步，科学发展观作为对发展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方法，她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与其他重大战略思想相比，更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同时，作为世界观方法论层面的理论，在用于指导实践时就要求人们更加自觉地与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因时、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贯彻落实。 其二，“规划建议”和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都强调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的六个原则，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并明确指出：“这‘六个必须’，体现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表明，在总结宏观调控经验基础上，在指导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过程中，科学发展观正在从一种理论认识转化为指导科学发展的明确思路。 其三，胡锦涛同志2005年10月11日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我们要求的发展，必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
这是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推动理论创新过程中一以贯之始终坚持的思想。胡锦涛同志在这里再一次明确清晰地加以阐述，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科学发展观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紧密联系中进一步加深理解，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应当说，这一阶段包括但并不限于这几点的理论进展，为十七大进一步对科学发展观作出更为深刻精辟的科学阐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方面主要是形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早在2004年5月，胡锦涛同志就要求“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能力。”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大步骤。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它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综合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确立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之一。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关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