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论中国古代族氏组织的更替
【摘 要】一部中国古代史，并不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是一部阶级兴衰与更替的历史，而是一部族氏组织兴衰与更替的历史—— 一些族氏组织消灭了，一些族氏组织胜利了，原来居于社会上层的贵族衰落沉沦变成庶族，原来居于社会下层的平民跃居巅峰成为贵胄，社会流动的基本单位是以血缘纽带相连接的族氏组织—— 部族、宗族、家族，而不是阶级。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中国的文明史! 【关键词】 中国古代 族氏组织 社会流动
因为恩格斯说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①，所以人们就把国家的诞生与文明的起源等而视之；因为马克斯和恩格斯又说过：“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②“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③，所以人们又把国家与阶级社会视为一物，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这句名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④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一部中国古代史，并不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是一部阶级兴衰与更替的历史，而是一部族氏组织兴衰与更替的历史——一些族氏组织消灭了，一些族氏组织胜利了，原来居于社会上层的贵族衰落沉沦变成庶族，原来居于社会下层的平民跃居巅峰成为贵胄，社会流动的基本单位是以血缘纽带相连接的族氏组织——部族、宗族、家族，而不是阶级。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中国的文明史!
一． 中国古代族氏组织的兴衰与更替
梁启超精辟地指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⑤如果笼统地看，此言并不差，但是如果推敲细节，那么这里所说的“二十四姓”即以血缘纽带相连接的族氏组织在不同的时代是有所不同的。 1．夏商周部族的兴衰、更替及其分化
我们通常把夏王朝的建立视作中国国家的诞生和阶级社会的开始，而把夏王朝之前视为传说时代，但是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和考古资料的不足，我们对夏代的了解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
夏人姒姓，人口估计有240万人⑥，他们被称作夏后氏。“后”是领袖的称号，相当于后世的“王”、“天子”、“单于”、“可汗”、“豪酋”。夏后氏以外的部族也称氏，例如有缗氏、有仍氏、有易氏、有穷氏、有鬲氏、有虞氏、涂山氏、南巢氏等等。夏代的部族皆称“氏”，透露出了夏代社会仍然保持着族氏组织的信息。
①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恩格斯：《1891年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④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148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⑤
梁启超：《新史学》第3页，《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 ⑥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1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
成汤灭夏以后，“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①《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注曰：“夏亭故城在汝州郏城县东北五十四里，盖夏后所封也。”“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城也。”郏城在今河南中牟县东，雍丘即今河南杞县。后来杞成公迁缘陵（今山东昌乐东南），杞文公又迁淳于（今山东安丘东北），公元前445年杞国被楚国所灭。据胡厚宣先生考证，甲骨文中所见的经常骚扰商朝北部边境的土方就是一支夏遗民②。土方之地在今天的晋南，武丁征服土方以后土方之地也成了商人的领地，于是这一支夏遗民就消失了。越人自称“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③今天绍兴大禹陵下的禹陵村里还有姒姓人家，据说是当年为大禹守陵的族人后裔，至今已传145代，但是全国的姒姓总数不超过2000人。据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索隐》注曰：“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妻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④ 这些夏人的后裔有的言之凿凿，有的扑朔迷离，因为年代久远，都已经很难考证了。司马迁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⑤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姒姓夏人的后裔衍化为23个姓氏，其中包括夏氏、禹氏、费氏、辛氏、杞氏等等⑥。还有人说：“今天大禹后裔据确考有125姓氏，人数根据推算在1500万左右”，其中“人口最多的五大姓是曾、余、夏、顾、侯。”⑦
商人子姓，商初人口估计有400万人，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⑧。如果这个估计不错，那就意味着商人的数量比夏人要多，商人部族的规模比夏人要大。本文所说的“部族”即杨希枚先生所说的“姓族”⑨，是指大型的族氏组织⑩，姒、姚、妫、姞、子、姬、姬、姜、嬴等古姓就是这种“姓族”。由于人数众多，因此部族内部又分为许多个较小的血缘群体——宗族，甲骨文中所见的“多子族”和“多生”；甲骨金文所见的各种徽号11所表示的社会共同体；西周初分封诸侯时分给鲁公的“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和分给康叔的“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12都是这种族氏组织。商人部族的结构如表一：
①②
《史记·夏本纪》 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收入《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③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④
《史记·匈奴列传》 ⑤
《史记·夏本纪》 ⑥
何光岳：《夏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⑦
杨银千、刘训华：《大禹后裔的变迁与现状》，2008海峡两岸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⑧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1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⑨
杨希枚《再论先秦姓族和氏族》：“先秦文献的姓字古义之一系指‘姓族’，即包括同出于一个男性或女性祖先的若干宗族（lineage）及其若干家族（nuclear family）的外婚单系亲族集团（exogamous unilateral kinship group），而相当于现代人类学的‘gens,clan,or sib’（氏族、宗族或胞族）。”《西周史论文集》（下）646页，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⑩
为避免概念混淆，本文把以血缘纽带连接的社会群体统称为族氏组织，族氏组织的细胞是家庭，由出于同一血缘的家庭构成家族，由若干家族构成宗族，由若干宗族构成部族（即杨希枚先生所说的姓族）。本文所说的族氏组织通常也泛称为“氏族”。 11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刘正：《金文氏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本节内容主要依据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恕不一一注明。 12
《左传·定公四年》
2
表一 商人部族结构
王族（时王亲子及其近亲） 同姓宗族 子族（前王后裔，“子某”之族） 商王的其他同姓亲属（多生） 姻亲或被征服的异姓 非王族 异姓宗族 武王灭商以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平定武庚叛乱后又“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①，公元前286年宋国被齐国所灭。箕子是纣王的叔父，“箕子违殷之衰运，避地朝鲜”②，“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之也”③，史称“箕子朝鲜”，延续千余年后被燕人卫满所灭，又建立了卫满朝鲜。
商王朝灭亡以后子姓似乎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司马迁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④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子姓商人的后裔衍化为300多个姓氏，还有商氏、林氏、孔氏、薄氏等等⑤。
⑥
周人姬姓，他们常常自称是夏人之后：“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⑦，“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⑧，“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厕于时夏，允王保之。”⑨“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⑩所以有学者认为“周族本为夏族的一支”11，“周人是夏人的一部分”12。周人的先祖在夏朝曾世代担任“后稷”之职，夏王朝灭亡以后周人因受商人所迫而不得不奔窜于戎狄之间，但是到了商纣王时周人的首领昌又成了商王朝的诸侯——西伯。
周人的宗族也是按父系继嗣的。一个本家主干和若干代旁系分支亲属组成一个家族，许多同姓家族聚居在共同的地域内，形成宗族。当宗族发展到相当规模时血缘较远的小宗就会分化出去独立居住，但是仍然以血缘为纽带和大宗保持着政治与信仰上的联系，形成一个共同体——部族。周人的宗族有各自的采邑与封土，以一定的规模聚族而居，宫室建筑、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相结合形成城邑，农田散布在城邑的周围。西周实行世袭封土采邑的世族制度，世族制加强了宗族内部的亲族关系，与周天子血缘亲近的宗族即为贵族，在周天子的朝廷上卿大夫主要都是姬姓贵族，这些贵族世世代代担任朝廷卿士，形成了世官制度。世族制是世官制的基础。虽然西周时各个贵族并非始终显赫或者世代独掌大权，但是根据文献与金文资料所载，周公、召公、毕公、毛氏、二虢、南宫氏等几家贵族大致在整个西周时代都供职于王廷，呈现出一种稳定的状态。尽管周人在分封诸侯、设立朝官等方面也任用异姓贵族甚至曾经是仇敌的殷遗民，但是在王朝政
①②
《史记·殷本纪》 《汉书·东夷传》 ③
《史记·宋微子世家》 ④
《史记·殷本纪》 ⑤
何光岳：《商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⑥
《尚书·康诰》 ⑦
《尚书·君奭》 ⑧
《尚书·立政》 ⑨
《诗经·周颂·时迈》 ⑩
《诗经·周颂·思文》 11
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 12
江林昌：《中国上古文明考论》14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3
治中先后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诸世族仍然以姬姓为主，这说明周王朝仍然是一个部族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西周时，周王的宗族是最高级的贵族，王族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其他贵族，而周王所在的家族又是王族的核心，称为王家，也就是王室。王家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但是王家政治与王朝政治是混在一起的，王朝官吏同时也是王家家臣，王家之事也就是国家之事，王家经济也可以视为王朝经济，因此，西周的王朝仍然具有极其浓厚的家族色彩，这就是所谓“家国同构”的“家天下”。周人部族的结构如表二①：
表二 周人部族结构
低层次 时王亲子及其各自的家族 (聚居) 高层次 以时王家族为主干的宗族 (不一定聚居) 从祖兄弟家族 族兄弟家族 本家主干（宗族长）＋近亲旁系分支 从祖父家族 族父家族 旧有的殷遗民和其他土著附庸 王族 贵族宗族 庶人宗族 周人也是一个很大的部族，但是他们的人数比被征服的商人要少得多，所以他们自称“小邦周”而称商为“大邦殷”，然而他们管辖的地域又极其广袤，远远超出了老家周原的范围，因此周人一方面容纳部分殷遗民如微子和其他友好的异姓贵族为诸侯和卿大夫，另一方面又接纳没有血缘关系的外族人担任家臣，形成了与商代迥然有异的家臣制度。这种家臣都是非本族的成员，他们以家族的形式依附于家主，父子相继，累世贡职于一个贵族家族，他们所执掌的职务也多半是固定的，一般是充当家族的管家。他们通常与家主结成“假血缘关系”，奉家主为“君”，奉其家室为“公室”，以对家主竭力效忠为准则。家臣因受贵族家主的封赐而拥有采邑、土田、民人和奴仆，其身份也应当属于贵族。他们可以自铸青铜礼器，他们的家族也是一个有独立祭祀活动的宗法团体。西周中后期，贵族家内不仅已经具有一套完整的、仿王朝的家臣官职制度，而且有了仿王朝的家朝和廷礼制度，家臣制度趋于严密化和正规化。
王国维先生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除了都邑分处东西以外，“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② 其实，这些制度的变化并不是根本性，而接纳外族人作为家臣才是殷周之际最重要、最深刻的制度差别。因为夏人、商人、周人本是同时并存于中原中部、东部和西部的三个部族，所以夏商周三代不仅是这三个部族地位此长彼落的相互更替，而且也是三个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水平移动。然而推行家臣制度的结果却是直接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内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③的
①②
据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制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P.451，P.453－454，中华书局1959年 ③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4
宗族更替，这种以宗族为单位的社会上下流动，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变革。
秦灭西周君和东周君以后周王朝彻底灭亡了。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姬姓周人的后裔繁衍为周氏、姬氏、揭氏、单氏、甘氏、詹氏等150个姓氏①。
2．春秋战国新贵族的崛起与取代老贵族
进入春秋以后随着天子的衰落规模庞大的周人部族解体了，周天子能够控制的范围缩小到了只剩下王畿内自己的家族——王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各诸侯国内由出于同一始祖的历代国君后裔所组成的公族已经变得非常庞大，诸侯国的卿大夫主要是由公族成员担任的，但是公族成员与时公家族（公室）的亲属关系早已出了五服，因此他们与公室之间争夺君权的斗争日益激烈。卿大夫的宗族是公族的缩小版，在他们的宗族内部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传统的大小宗关系已经只剩下了一个躯壳，亲族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淡薄了。
春秋前期各国公室还具有实际掌控国家的权力，西周时确立的世族世官制仍然是各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宗子能否成为公臣是卿大夫家族能否存立的保障，因为只有世任公臣才能世世代代从公室得到采邑的封赐，而采邑实际上就是卿大夫的俸禄，所以世卿世禄是贵族的生命线。春秋时期在各诸侯国的朝廷上卿大夫们仍然主要由与国君同族的贵族所构成，但是到了春秋晚期在卿大夫家族内部家臣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家臣的来源不再局限于异族贵族，本族人也更多地被用作家臣，甚至连本族贵族也有降为家臣的，与此相反，家臣终身只能成为家臣的状况也已改变，家臣也可以升任为公臣，这说明血缘亲族关系已经让位于政治等级关系；家臣的世袭制瓦解了，家臣的择用与提拔已经相当重视本人的德才与其政治辅助作用，这说明传统的以血缘与等级地位衡量人的价值的观念已经局部地被抛弃，人本身的价值受到进一步重视。家臣制度的这些新的发展意味着夏商周以来的贵族政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春秋前期各诸侯国的公室都还比较强大，他们还能从政治、经济上控制卿大夫家族，而且在春秋列国之间弱肉强食的险恶形势之下，卿大夫家族也只有联合起来团结在公室周围才有利于求得共同的生存，但是随着卿大夫家族实力的膨胀，公室逐渐成为他们扩张自己政治、经济权益的障碍，于是卿大夫家族就从过去的参政、干政发展为揽权、专权。例如在鲁、晋、郑等几个主要的诸侯国都出现了少数几家贵族世代把持朝政的局面，到了春秋晚期甚至出现了国君虚设、由几家卿大夫家族的代表轮流执政的局面，如郑之诸穆、鲁之三桓、晋之六卿；他们甚至瓜分了公室的军队，如鲁之三桓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夺取公邑为私邑，如季武子私取卞邑，或侵吞其他卿大夫家族属地为私邑，如三晋瓜分范氏、中行氏和知氏的属地。春秋列国卿大夫与公室的关系由辅弼转变为对立也是西周时期诸侯与王室关系转变的翻版。这就是孔子哀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②的礼崩乐坏的局面。
从西周到春秋，中国的社会都是按照血缘亲疏的族氏组织的，而不是按照财产贫富的阶级构建的，所以宗族制度始终是国家的支柱，封邦建国和世族世官制始终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同姓贵族就成了国君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国君与公室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权，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来扼制卿大夫家族的势力，办法之一是用武力铲除强宗之族，然后削夺其采邑、土田，办法之二是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晋、秦、楚国在春秋早期就开始在新兼并的土地上设立直接从属于国君的县和郡，由国君委派官吏
①②
何光岳：《周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论语·季氏》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