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石高官家族、私人工商业豪富、地方豪杰、并兼之家、甚至是军功阶层和食封贵族都成为朝廷打击消弱的对象。西汉时豪强大族必须与政治权力结合得十分密切，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否则一旦失势即覆巢之下绝无完卵。因为强宗豪右很难世世代代保持枝繁叶茂，所以西汉豪强大族的数量与规模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西汉的豪强大族要到东汉以后才发展成为被称为“名门”、“世家”、“阀阅”世代富贵的世家大族。
4．东汉强宗豪右发展成为世家大族
东汉时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汉章帝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韦彪上书曰：“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①，深得汉章帝赞同。章帝自己也承认：“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②但是官吏们为了把持政权，扩大本家族的利益，互相推荐亲属故旧，“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
③
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由于察举所选之人多是出自权势之家，未必都有真才实学，所以东汉的王符批评说：“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嚚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颁愚应治剧。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者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④ 东晋的葛洪说：“灵献之世，阉宦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⑤
西汉时规定任子的条件是“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东汉安帝时放宽为“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⑥，而且没有任职期限的限制。任子的范围更加扩大，助长了世家大族的形成。
汉代在实行察举的同时还实行征辟制，一方面皇帝可以直接征召聘用社会名流，另一方面公府与州郡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可以直接辟除一些人到自己官衙中来做掾吏，这样辟除掾吏就成为选官与入仕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公卿牧守自行辟除为他们发展个人势力开了方便之门，而士人为了做官也纷纷投靠权门，所谓“名公钜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所依秉为重”⑦，荐主与故吏、长官与掾吏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君臣的主从关系。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至汉元帝，经学日益兴盛，名师大儒世代以传经为业，如西汉的孔氏、伏氏，东汉的桓氏(桓荣)等等。有些大官也以传经相标榜，以提高门第威望，如弘农大族杨宝于西汉传授欧阳《尚书》，杨宝之子杨震于东汉时官至太尉，杨震之子杨秉亦至太尉，杨秉之子杨赐位至司徒司空，杨赐之子杨彪亦至司空、司徒、太尉，录尚书事，四世均以传“家学”而位至三公。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学，自袁良以后，至其孙袁安官至司空、司徒，袁安之子袁敞及袁京皆为司空，袁京之子袁汤为司空、太
①②
《后汉书·韦彪传》 《后汉书·章帝纪》 ③
《后汉书·王符传》引《潜夫论·实贡》 ④
王符：《潜夫论·考绩》 ⑤
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 ⑥
《后汉书·安帝纪》 ⑦
《东汉会要·选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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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袁汤之子袁逢亦至司空，袁逢之弟袁隗亦至三公、太傅，“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①。这些大族累世为高官，累世传经学，受业者以弟子自居，弟子的弟子则为门生。他们授业的范围上自皇室、京师太学，下至地方州郡，有大批故吏、弟子、门生出于其门，授业经师同弟子、门生往往也是荐主与故吏的关系，这样就在大小官吏的上下级关系之上又涂抹了一层师生关系的色彩。
由于推荐选拔官员的权力日益为强宗大族所把持，“选士而论族姓阀阅”②，东汉时从政者中官员或名门望族后代的比例越来越大了（见表四③）。
表四 《后汉书》中臣民列传的家庭背景
因政治活动而 因文学成就或笃百分比 百分比 闻名的人物 行而闻名的人物 88 48 9 35％ 19％ 4％ 13 18 12 11％ 15％ 10％ 官员的儿子或孙子 名门望族 社会地位低下或贫困者 无纪录可查者 107 42％ 77 64％ 5．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的形成与衰落 一方面因为察举制的积弊已经很深，另一方面因为东汉末天下大乱使得乡举里选已经无法进行，所以曹操发布了有名的举才三令，他不仅是想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为己所用，也是想把选拔人才的权力收归朝廷。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把九品中正制作为新的选官制度，“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④九品中正制规定由朝廷任命的大、小中正官来主持人物的品评，按“品第”与“行状”把人物分为上上至下下九个品级，然后上报吏部授以相应的职务。“品第”是指家世，即父祖官位的高下，“行状”是指个人道德与才能的表现。应该说九品中正制的制度设计并不坏，曹丕实行此法的初衷也是想在荐举职官时由政府官员与民间人士共同来评定人才，“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⑤，所以“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遗风。”⑥
但是到了西晋时品评人物变成强调“二品系资”⑦，“二品”是指德与才，“资”是指父祖的官爵，于是“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⑧“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⑨ 由于强调父祖的官爵，结果使得只有高官的子弟才能获得二品，而只有获得二品的人有资格被铨选为高的官位，因此高官显贵就垄断了选举，满朝文武“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⑩，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11，“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12的局面。
①②
《后汉书·袁绍传》上 仲长统：《昌言·意林》《全后汉文》卷八九 ③
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第6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④
《太平御览》引《晋阳秋》 ⑤
沈约：《宋书·恩幸传序》 ⑥
《晋书·卫瓘传》 ⑦
《晋书·李重传》 ⑧
《晋书·卫瓘传》 ⑨
沈约：《宋书·恩幸传序》 ⑩
《晋书·刘颂传》 11
《晋书·文苑王沈传》，《晋书·段灼传》 12
《晋书·刘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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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朝时门阀士族已经形成，但是具体的制度与标准已经失载。唐代柳芳论及此事时说：“‘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①唐长孺先生认为，柳芳所言实际上是北魏孝文帝定四海士族规定的翻版②。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孝文帝下诏：“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宫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除此以外对于应班士流者另有敕令：“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③《隋书·经籍志》云：“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应该说，北魏孝文帝为鲜卑族定族姓、论等第的做法是向汉族学习的，只是他的诏书被记载下来了，而汉族的制度文本佚失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是一批新起的贵族，但是从太和十九年诏书的内容来看，近三世父祖的官爵是决定士族等第高低的关键，所以他们与汉代的世家大族并无密切的联系。柳芳把魏晋时期的士族分为五类：“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④这二十六姓是当时社会上地位最高的士族，此外还有颖川庾氏、谯国桓氏、泰山羊氏等等，但是他们并不都是两汉世家大族的后裔，汉晋时代许多大族的后裔已经沉沦，例如汝南袁氏已在三国纷争中湮灭，连贵为皇族的刘氏、曹氏、孙氏、司马氏的后人也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利用九品中正制把身份地位固定下来使自己变成了贵族，但是他们并不能排斥庶族，不仅仍然有部分庶族人士成为上层官僚（见表五），而且中下层官僚更是以庶族为主的。
表五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传主士族、庶族入仕人数统计表⑤ 高门 北朝 一般 寒门 入仕 ％ ％ ％ ％ 士族 新贵 士族 庶族 总数 ①②
《新唐书·柳冲传》
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91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③
《魏书·官氏志》 ④
《新唐书·柳冲传》 ⑤
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288－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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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 115 46.6 30 12.1 102 41.3 247 西晋 91 38.9 84 35.9 59 25.2 234 东晋 195 55.7 108 30.9 47 13.4 350 刘宋 177 45.2 102 26.0 113 28.8 392 南齐 67 56.3 37 31.1 15 12.6 119 萧梁 116 43.9 114 43.2 34 12.9 264 陈朝 20 43.5 19 41.3 7 15.2 46 北魏 354 33.4 195 18.4 288 27.2 222 21.0 1059 东魏北齐 37 22.7 27 16.6 42 25.7 57 35.0 163 西魏北周 57 23.9 85 35.7 70 29.5 26 10.9 238 总计 1229 39.5 307 9.5 894 29.0 682 22.0 3112 门阀士族利用血缘上的优势保证自己的家族在政治上可以晋升高位，在经济上可以多占田荫客，享有豁免兵役、徭役的特权，他们还利用交游、婚姻、户籍、谱牒等制造出“士庶之际实自天隔”①的舆论与氛围。然而正是因为养尊处优，所以很快地就腐败了。唐代徐坚说：“历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②，士族子弟不仅无能，而且脆弱不堪，在经历了西晋八王之乱、东晋孙恩卢循之乱、宋齐大杀宗室、萧梁侯景之乱、北魏河阴之变等一系列的动乱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族与高门士族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以门阀士族为特色的时代，然而并不是一个只有门阀士族的时代。尽管士族在社会上占据着高位，但是庶族仍然以自己的才能在社会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出现了“寒人掌机要”、“寒人任将帅”的局面，甚至连南朝的皇帝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都出身于庶族。这一切都意味着当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庶族将要登场了。
6．平民时代的皇族与宗族制度的普及
经过南北朝的纷争之后，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如果把秦汉帝国视为中国古代的第一帝国，那么隋唐帝国就是中国古代的第二帝国。杨坚出于弘农杨氏，父亲杨忠是北周开国功臣，长女是宣帝的皇后，自己为上柱国、大司马，封隋国公。李渊祖籍陇西，父祖都是北周的柱国大将军，封唐国公，母亲独孤氏和隋文帝的皇后是姐妹，他是隋炀帝的表兄。杨氏与李氏都非寒门庶族，但是他们都起自关陇，地位与山东士族的崔、卢、李、郑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就有了唐代的三次重订士族谱。
唐太宗时重修《氏族志》，共收录293姓1651家，把氏族分为九等，以李氏皇族列
①②
《宋书·王弘传》 徐坚：《初学记》卷十二《职官部下》 ③
刘禹锡诗《乌衣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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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而把山东崔氏降为第三等。武则天时把《氏族志》改为《姓氏录》，把武姓和国宾（周、隋皇室后裔）、三公三师、宰相都列为第一等，以文武二品和知政事者三品列为第二等，这样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扩大了。唐中宗时又进行第三次修谱，修成的《姓系录》篇幅从100卷增加到200卷，“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①，把五品以上官员之家全部都入了谱，进一步扩大了士族的范围。扩大士族范围的实质是提高了庶族的地位，这样，社会地位的高低就从重血缘变成了重官位。再加上婚姻、谱牒、科举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士庶之间的界限渐渐消除了。隋唐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走出了贵族化的士族时代，进入了平民时代。当然进入平民时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而且这个平民社会仍然是由以宗族和家族为主的族氏组织构成的，因此原先被贵族所垄断的宗族制度得到了普及，形成了一个以宗族文化为特色的社会。
李世民
和武则天修《氏族志》和《姓氏录》都把自己的姓氏放到了第一位，建立宋朝的赵匡胤只是一介武夫，并无显赫的家世，但是成书于北宋初年的《百家姓》却把皇帝的姓放在第一。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云：“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详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后妃，无可疑者。”②朱元璋的出身更加低微，但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翰林院编修吴沈编的《皇明千家姓》却以“朱”姓居首。倒是满族的统治者比较讲究策略，清代编的《御制百家姓》以“孔”姓居首。
以成王败寇为特点的社会流动不仅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上，而且始终贯穿于整个帝国时代。从陈胜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开始，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巢的“我花开后百花杀”，到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建立的大顺政权、大西政权和太平天国，其中最成功的要数刘邦和朱元璋。
汉代的世家大族能够发展成为贵族化的门阀士族，实行九品中正制是关键，所以随着士族的衰落，九品中正制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废除中正制正是这一变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隋炀帝开创、唐太宗和武则天大力推行的科举制则是顺应潮流的适时之举。科举取士使大批文人寒士进入了社会上层，也使原来被士族垄断为家学的文化向民间普及，从而形成了一个和秦汉时代完全不同的社会格局。
一方面因为士族的衰败破落、避乱迁徙、支系离析、宗族解体， ①②
《新唐书·柳冲传》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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