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庶族寒士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族氏组织，于是当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原先为贵族所垄断的种种宗族文化例如宗族制度、编修族谱、建祠立庙、族田义学等等普及到了每一个平民的宗族，形成了一直留存在后世人们的记忆中和被当代人所诟病的宗族社会。
7．少数民族的氏族部落融入了汉族的族氏组织
中国古代社会始终保持着族氏组织，连接各个部族、宗族、家族内部的血缘纽带具有极其强大的凝聚力，但是各个部族、宗族、家族之间的联系却非常疏松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就像是一个个独立的马铃薯①，当集权的帝国像口袋一样把它们装在一起的时候，国家显得非常庞大而且有份量，但是一旦帝国崩溃，马铃薯们就成了一盘散沙，根本就不是尚还处于氏族部落状态的游牧民族的对手，于是在秦汉帝国解体以后就出现了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在隋唐帝国解体以后就出现了五代十国、两宋与辽金西夏对立的第二个南北朝②。
从十六国时期刘渊建立匈奴族的汉朝开始，鲜卑、羯族、氐族、羌族、吐蕃、乌蛮、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过或大或小的许多国家。汉民族一直自称是炎黄子孙，其实汉民族是先秦时代属于华夏的夏商周部族和周边的蛮夷戎狄融合而成的。民族并不是血缘共同体，而是文化共同体，非华夏的少数民族历来被汉民族视为文化落后的蛮族，但是在交手的时候文明而又人口众多的汉族却每每打不过蛮族而不得不屈居下风，而且蒙古族和满族甚至还建立了大一统的元帝国和清帝国。这种民族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民族之间通过武力较量而互换位置，这是一种以民族为单位的社会上下层之间的流动。
与汉族相比，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前的社会形态都还处于氏族部落的状态，例如鲜卑族的六部、女真族的猛安谋克、满族的八旗等等，虽然他们没有汉族那样丰富的宗族文化，但是他们的社会组织也是用血缘纽带连接构成的，所以在入主中原后就很容易接受汉族的宗族制度，最典型的例子是北魏孝文帝的改汉姓、定族等，他完全接受了汉族的姓氏制度与士族制度。因为在宗族文化方面少数民族与汉族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所以当少数民族全盘接受汉文化以后，他们也就融入了汉族，结果使自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二． 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指在分层社会内部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不同的社会层次（阶级或阶层）之间上下移动③。有的社会是封闭的，层次之间不能流动，例如实行种姓制度的古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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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见《马恩选集》第1卷P.677－678，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②
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③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流动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体从一个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个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这种流动既可能是向上的，也可能是向下的。”《社会学》（第十版）26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美]戴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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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的社会是开放的，层次之间可以流动，例如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中国。然而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并不是阶级而是族氏组织，因此族氏组织——部族、宗族、家族就成为社会流动的基本单位。
1．族氏组织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族长与族人是族氏组织内部的分层
在中国古代，族氏组织始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这种以血缘纽带相连接的社会共同体是从原始的氏族社会继承下来的。
19世纪的学者对民族学的知识了解得比较多，而对考古学和动物行为学的知识了解甚少，所以当时恩格斯认为：“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平等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①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即使是在没有阶级的动物群体里，也不存在这种不分层次的“某种平等”。不要说猴子和猩猩这样的灵长类动物，就是在蚂蚁和蜜蜂那样的昆虫群体内也有复杂的层次。大雁和鹿群的结构比较简单，只存在首领与雌雄的分工，唯有在鱼和蝗虫那样的动物群体内部每个个体才是完全平等的。人类的数量比许多种动物的数量都要少，但是人类社会的结构却比所有动物的群体都要复杂得多，社会学把这种现象叫做社会分层。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②，“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③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社会并不错，但是阶级分析法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社会的层次并不是只能按照财产多少划分为阶级，社会层次还可以按照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则，例如血缘、种族、政见等等来划分；社会的结构也并不是只有按照财产多少划分的阶级与阶层，社会上还存在着其他各种各样的构造，例如群体与集团。
在以血缘纽带相连接的氏族社会并不是平等的，它的内部也是分层的，族长和族人就是氏族内部最基本的层次，此外有按年龄、辈分、性别、体力与智力划分的自然层次，以及按社会分工划分的人为层次，例如巫师、祭师、萨满。因为具有共同的血缘，所以族长与族人的关系远比后世国君与国人的关系要亲近密切。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④是因为血比水浓，“内外有别”、“胳膊肘往里弯”是氏族的最高准则，连孔子都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⑤
虽然族长和族人属于不同的社会层次，但是他们都是自家人、同族人，他们的关系绝非后世的君民关系、官民关系可以相比。氏族内部的团结是氏族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一旦族长和族人发生了龃龉、对立甚至冲突，那么氏族就会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如果这时存在着外敌——外部的竞争者，那么就很可能在竞争中失败，使整个氏族被外族征
伦斯基：《：“社会流动有两种基本类型：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水平的社会流动或移动意指个体或社会对象从一个社会集团向另一个相同水平的集团的转换。垂直的社会流动的意思是个体（或时候对象）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变化。根据变化的方向，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垂直社会流动：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社会分层》（第二版）264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321，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332，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321，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④
《诗经·小雅·常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作“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⑤
《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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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并吞或者被驱逐。夏商周三代的衰败均是如此。夏桀时夏人诅咒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①商纣王剖比干、囚箕子，微子去，大师、少师奔周，众叛亲离，以至于牧野一战因前徒倒戈而败亡，只得自焚于鹿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失信于诸侯，任用虢石父而遭国人怨恨，又废申后去太子，最终被杀于骊山。夏商周三代的更替都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们都是因为部族内部族长与族人的矛盾激化而导致了部族的衰亡，最终被别的部族所取代。
2．贵族与庶族是社会的分层，族氏组织的更替是社会层次的流动 在氏族社会里，族氏组织与族氏组织之间也不是平等的，它们也有贵族与庶族之分，而区分贵贱的原则是血缘的亲疏。
夏人、商人、周人都是人数众多的部族——生活在很大一个区域里具有共同的血缘和相同的文化的几百万人。在如此庞大的族氏组织里必然要进一步分化为较小的血缘团体——宗族。夏代的宗族我们不清楚，商人的宗族就是甲骨文中所见到的“多子族”和“多生”，他们都有自己的族徽——相当于后世的姓氏，周人按宗族分封诸侯，这一点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在这些宗族中，商王和周天子所在的宗族即王族是地位最高最显赫的，其他的宗族地位相对要低一些，但是我们在文献中所见到的这些宗族相对于一般庶人而言，仍然都是高居社会上层的贵族。商周时代的庶人平民也有自己的族氏组织，只是他们的宗族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以至于许多学者误认为庶人没有宗法。
夏人、商人、周人是同时并存在中原大地上的三个部族，夏商周三个王朝是他们先后征服其他两个部族以后建立的政权。在夏代，商人的首领契和周人的首领后稷都在夏王朝中为臣；在商代，周人的首领昌在商王朝中为西伯。夏朝灭亡后商汤封夏之后，至周武王又封于杞；商朝灭亡后周武王先封武庚于殷，后封微子于宋。贵和贱是相对而言的，征服者的部族当然就是贵族，被征服的部族自然就是庶族了。炎黄征服九黎后称其为“黎民”，“百姓”原是商代的贵族，周人征服商人后称殷遗民为“百姓”，“黎民百姓”本来是对被征服者的称呼，后来变成了民众的代名词。夏商周三代的更替，只是三个部族之间的社会流动——不仅有水平方向的迁徙，而且也有垂直方向的替代。夏商周三个王朝都是部族国家，并不是秦汉以后建立的那种大一统帝国，它们的更替和后世的改朝换代也是不一样的。
3．宗无常贵而族无终贱——族氏组织更替与社会流动的原因与动力
商周时代的社会流动以部族为单位，春秋战国的社会流动以宗族为单位，秦汉以后的社会流动逐渐变为以家族为单位了。是什么力量推动了族氏组织的相互更替？我认为这是因为以血缘纽带相连接的族氏组织无法永远保持兴旺而不衰败。尽管没有哪个部族、宗族、家族不希望兴旺发达的，也没有哪个部族、宗族、家族愿意衰败沦落的，然而物极必反、盛宴必散，越是地位显赫、养尊处优的族氏组织越是容易腐朽没落，而一切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都会努力奋斗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升到社会上层，然后再把自己的族氏组织也提升上来。这种社会流动给社会带来了发展的活力，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我们不清楚是什么机制使印度的种姓制度能够稳定地维持几千年，也不清楚为什么日本的天皇制度能够维系一千多年不变，而中国的社会却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流动。有人把它说成是天意，有人把它说成是规律，他们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都认为冥冥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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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汤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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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些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宰着社会发展的东西。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同的地方在于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人们的意志决定的。有时候看起来好象谁也主宰不了历史的进程，然而实际上历史的进程就是社会上各个个人和群体博弈较量的结果，恩格斯所谓的“平行四边形法则”①就是说明看来是必然的历史进程也是人们在各自意志的支配下共同努力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这是非常精辟非常深刻的，而创造着历史并推动这一切的“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③
4．国家规模的扩大突破了族氏组织的限制，官本位促进了社会流动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社会发生了转型，造成这种“礼崩乐坏”的巨大变革的原因是因为国家的规模扩大、国家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夏商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国家，我把这种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建立的早期国家称为原生国家④。原生国家的呱呱坠地也要通过武力征服的催生，但是它们的国家机器是由部族的管理机构直接转化而来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分析过两种国家产生的途径，一种是大家熟知的雅典和罗马式通过阶级斗争形成国家的途径，另一种被大家忽略的过程是氏族的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人、维护氏族共同利益的机关直接转变为统治社会的机关⑤。正因为国家就是由一个部族演变而成的，夏后、商王和周天子就在他们的家族中传递，所以夏商周王朝都实行世族世官、世卿世禄，这就是所谓的“家国同构”和“家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以周天子为大宗的庞大部族瓦解了，原来的小宗纷纷发展壮大，出现枝强干弱的局面，并且那些实力强大的诸侯国进一步通过兼并别的弱小宗族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领土国家。国家的规模扩大了，出现了郡与县这样的层次结构，原来国与野的对立渐渐消融，本族的国人与外族的野人统统变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随着人口的增加，国家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面对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国家，只靠本族人来进行管理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以前隐而不见的家臣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从后台走到前台变成了客卿、朝臣，于是古老的部族国家——周王朝就慢慢地解体转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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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1890.9.21）中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见《马恩选集》第4卷P.697，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P.118-119，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237，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④
笔者把中国国家发展过程分为原生国家、次生国家、再生国家等几个阶段，原生国家是指夏商周三代，次生国家是指周边少数民族模仿汉族建立的国家，再生国家是指已有的国家解体后重建的国家。把中国国家发展的形态分为部族国家、领土国家、大一统帝国等几种类型，部族国家是指由一个部族转变而成的国家，领土国家是指通过兼并外族建立的超血缘的国家，大一统帝国是指通过武力征服建立的皇帝独裁的国家。关于这个问题将另行专门论述。 ⑤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12，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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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出身于平民，他靠布衣卿相的帮助建立了汉帝国，但是根深蒂固的血缘情结使他们无一不想使自己的家族、宗族变成豪强大族，不过西汉的豪强始终受到集权皇帝的打击，一直要到东汉，他们才通过掌握察举和家学渊源形成了世家大族，到魏晋时期最终凭借九品中正制使自己成为贵族化的门阀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定士人品级的依据主要是父祖三代的官位，而不是远祖是否显赫。“朝中冠冕”的作用胜过“冢中枯骨”，这是官本位的表现。
唐代以后门阀士族彻底衰败没落了，李世民和武则天修订《氏族志》和《姓氏录》时都把五品以上官员全部入谱，依据也是官位。科举制确立后庶族得以堂而皇之地登科入仕。宋真宗赵恒作《劝学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忽悠”，因为“千锺粟”、“黄金屋”、“多如簇”、“颜如玉”根本不是出在书中，而是出在乌纱帽里的。如果光读书不做官，或者读了书而中不了举做不了官，那么只能是穷酸秀才一个，所有这一切仍然都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族社会，在贵族掌权的时代，世族世官、世卿世禄，宗族的利益是与官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庶族掌权的时代，察举也好、科举也罢，宗族的利益还是与官位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官本位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起着无比巨大的推动与制约的作用。
5．社会流动和族氏组织的更替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变迁
与印度封闭的种姓社会不同，中国古代的宗族社会是开放的。尽管每一批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都想把自己的既得利益固定下来，长治久安、永居高位而不让别人染指，但是社会层次还是不断地在上下流动，这样就不断地有上层人士跌入下层社会，也不断地有下层人士升到上层社会。
上层人士跌入下层社会，会把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带到社会的下层，使原来属于社会上层的文化下移普及，从而改变了下层社会的文化。以前学者们常常认为庶人无宗法，这是因为一方面缺乏文献记载，另一方面也缺乏文物遗存。当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人口众多、规模庞大的族氏组织难以存在，纷纷肢解、离散为小型的宗族和家族遍布于整个社会，这就使得原来贵族的宗族文化得以普及到每一个普通的宗族和家族之中，于是以族谱家谱、宗祠家庙、家法族规、族田祭田、义学义庄等为代表的宗族文化组成了一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景线。宗族、家族、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行为规范叫做伦理，所以学者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作伦理型文化，或者称作宗族主义文化，都是有道理的。
下层人士升到上层社会，会把下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带到社会的上层，从而也改变了上层社会的文化。由于这种改变是不断地用下层的通俗文化来改造上层的高雅文化，因此原来的高雅文化就不断地遭到摧毁而散失，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尽管新进入上层社会的下层人士一次又一次地制礼作乐，例如周公制礼作乐，叔孙通又制礼作乐，他们都努力使自己高雅化，但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底蕴的中国文化还是渐渐地失去了古老的典雅，变得越来越粗俗了。
6．改朝换代的实质是族氏组织的更替，但是社会流动未能改变社会的风景线
几千年来中国不断地改朝换代，起义造反和社会动乱之多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那些取代旧王朝的新王朝领袖有的来自社会上层，但是更多的来自社会下层，他们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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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法的“禅让”，绝大多数是通过武力的征服实现的。每一个取而代之者都要谴责旧王朝的腐败、旧领袖的暴虐或无能，他们都自称是“革命”①，“维新”②，“开元”③，然而除了改变执政者以一个部族、宗族、家族取代另一个部族、宗族、家族外，社会的风景线却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所有的改朝换代只不过是它们之间的互相替代与社会层次的上下流动而已。
马克思说：“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④不仅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而且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也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牢固的血缘纽带始终维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宗族社会。尽管族氏组织的形态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变成了夏商周三代的部族和秦汉以后的宗族、家族，但是族氏组织以血缘为纽带的结构模式自始至终也没有发生变化。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超血缘的社会团体，例如政治党派、宗教团体、商会行会、学术派别、戏社剧团等等，然而在宗族主义的影响下它们也都模仿族氏组织的模式结成尊祖敬宗、论资排辈、长幼有序的“假血缘组织”，这是族氏组织原则渗透、浸润整个社会的结果，可以称之为“泛宗族主义”，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现代学者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成是五种形态的顺序演进，可是中国古代那么多改朝换代的“革命”绝对无法与这几种社会形态一一对应起来；现代学者又把有史以来的社会结构解释为只有阶级结构一种，认为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可是中国古代那么多“革命”的改朝换代也绝对无法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只要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事实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理论是何等的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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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③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废五铢钱，发行开元通宝钱，“开元”为“开辟新纪元”之意。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P.415，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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