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传来总督允许他们占有那块地皮的命令，于是副长官发给必要的证书，批准了所有权。不久以后，他们就着手修建住宅。……这时候，他们不停地在修建教堂，尽可能加速工程，因为他们感到住在寺里很不方便，为了避免敌意的职责，也为了防止官员们在室内举行宴会，所以这所房屋是按照中国式样设计和建造的，只有一层楼。房屋完工后，下一步是在附近盖一座宏大精美的教堂。1
1589年9月9日利玛窦《致澳门远东视察员范礼安神父书》称：
首先我们来到一个近郊，那里有桥和房舍，而在另一边有一块土地，像是“出租地”，它比我在肇庆所有的土地大两倍，完全正方形。……官员们看过我们肇庆的房舍，就说：“他们自己会建，他们有技巧。他们如果在这里建一间西式屋子真给我们全城增光不少”，所以他设法使我们造一所像肇庆一样大的西式房子。2
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则称：
利玛窦迅即促使新建筑开工兴建，地皮为长方形，长33米，宽27米，比肇庆的地皮大两倍。背后一个小树林环绕着产鱼的池塘，略加整治，可以作为休息的场所。在收到范礼安神父拨予的补贴之前，早在10月4日或5日，就动工了。吸取过去的教训，他们避免引起外界的注意，或假人以口实，让文人可聚众闹事，因此，房子没有楼，窗子开向后花园，建筑的样子几乎完全是中式的，只有小教堂面积大些……见他们这样朴素，友好的知州有些失望，不过，得助于范礼安神父拨给的充裕款项，房屋很快就全部完工了。3
对比西文资料可以看出，关于韶州住院和教堂建筑的时间，中西记录略同。《利玛传》称万历十七年“九月九日建”，万历十七年九月九日西历为1589年10月17日；据裴化行神父的西文资料称“10月4日或5日，就动工了”；而据德礼贤《利玛窦资料》韶州住所动工的时间应在10月30日后，三者的时间都有些不同。关于建筑的形状，西文德礼贤记录最详细，“不是肇庆的西式二层小楼，而是中国式的平房，但屋檐是西式的”；而《利玛传》则云“建八方高阁一座”，“阁凡三层”，而且还记录建筑上端有一沐天楼，楼刻七星，是取刘承范诗“少为七星留”之句，利玛窦建韶州住所以刘承范的诗为名，如果这一记录不是刘承范吹牛的话，则可反映利玛窦与刘承范关系至为密切，此亦为西文资料所缺。一为平房，一为三层楼房。虽然双方均载该建筑为中式，但其楼层差异悬殊太大。中文资料对于教堂和住院还有更详细的记录，“上祀天主母，中祀天主，他無祀焉。又精舍數間，所藏皆六經正學，子史諸書”，此为西文资料所无者。
《利玛传》还称“求其手自翻譯者，獨《大灜全圖》耳。”这里的《大灜全图》，即是利玛窦1584年在肇庆翻译绘制的《山海舆地图》。 1584年肇庆刊印的《山海舆地图》
123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41-242页。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第97页。
（法）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37页
是由利玛窦绘制、肇庆知府王泮本人亲自督促刊印，是第一幅近代意义上的汉文世界地图。当时刊印的地图是把它作为重要的礼品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人。据目前所知，最早见过或获得此图的有南雄同知王应麟、广东省兵备道及一位文人1。据《利玛传》则知，刘承范亦是最早见过《山海舆地图》的中国士大夫之一。然将《山海舆地图》称为《大灜全图》，则首见于刘承范之文焉。据徐时进万历二十八年（1600）写的《欧罗巴国记》称：
利生入中国，即束发加栉，即习汉音，能汉言。即攻次仲书，以所携《大灜全图》译而示人。2
据万历三十九年（1611）成书的《千一录》亦称：
而與之遊者，言其人（利玛窦）醇謹無他，不應作偽。入中華未甚久而儒服漢語，楚楚佳士，貌稍似色目人耳。譯其所謂《大灜全圖》，言天地形圜如瓜也，而里數度數可稽不謬，非若鄒衍談天，齊諧志怪，荒唐無當者3。
刘承范所见《山海舆地图》应该是现存最早之记录，而刘承范不称《山海舆地图》而称《大灜全图》，则很有可能该图最早之名即为《大灜全图》，故直到万历三十六和三十九年时，徐时进和方宏静仍称该图为《大灜全图》。《利玛传》出，则知《山海舆地图》又多一个早期译名矣。
予與陳堂翁詰之曰：“吾中國世傳，謂達摩西來，人稱阿彌陀佛，故禮佛法者，必尊三寶。唐元荘，白馬駝經，亦自西番來，自是支流派演。稱佛藏經者，幾汗牛充棟。爾為西僧，獨曰不然。毋乃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乎？”曰：“西番諸專城之國，不下二伯有奇，今所稱阿彌陀佛，或係他國教主，我歐羅巴國無是也。惟以天下之至稱者，莫於天蒼蒼之表，惟神主之，而此神實生於此母，故本國止祀一神。若曰‘見象作福多’，則念不專矣。”曰：“何以知之？”曰：“下國相傳，自有典故。”及視其象繪在玻璃板中，非金非玉，然鬚眉眼目，俱覺微動，真神物也。及詢其書所自來，曰：“吾遠遊上國，直為數卷書耳。始一譯而之占城，又厯數十國，無過吾心者；乃再譯而之暹羅，又厯數十國無當吾心者；乃三譯而之真臘；四譯而之琉球，五譯而之福島，計所適國，凡百有奇，為時則十年徃矣。然竟未睹挾書者。問之道路，皆盛稱廣城，故專覓鄉道，盡譯漢音，乃徐徐入廣。至睹坊間書籍，大契吾心，恨獨不識漢字耳。遂謀之主人，專求明師？翼日，果有秀士至，且問且答，曰‘聞僧欲求明師乎？’曰：‘《六經》須得一師，《四書》諸史共一師，可也’。秀士曰‘天下止有《五經》安得有《六經》？此是人紿汝耳’。曰：‘汝新會道學陳白沙詩傳入我國，有‘《六經》仁義沛江河’之句，豈此詩亦妄乎？’遂不答而去。越數日，則有余師矣。三年間，朝夕思繹，遂盡得諸書之趣。官長士夫及俗輩來訪者，多苦無暇晷，乃避之肇慶，今不得已而處於韶陽，或亦安身立命處也。”予與陳公聞之，遂嘉賞曰：“如僧所言，蓋振古異人也，豈特彼所謂豪傑之士哉？”
12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第60页、70页。 （明）徐时进：《鸠兹集》，卷6，《欧罗巴国记》。 3
（明）方宏静：《千一录》，卷18，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71-372页。该书方宏静自序为万历三十九年完成。
按：此处“陈堂翁”亦指陈海楼，即韶州知府陈奇谋。这是利玛窦与陈奇谋的第二次交往，与刘承范的第四次交往，刘承范与陈奇谋就利玛窦为西僧而不信佛教“乃學於墨氏”之事向利玛窦提出诘问，利玛窦就此问题做出了极为巧妙的回答。这一段对话在《利玛窦日记》中没有任何记录和表现，可以说明利玛窦早在韶州时期就已经开始对佛教持否定态度，并介绍了欧罗巴天主教与佛教的不同。《利玛传》中的这些记录可以增添一些早期中西文化交往与碰撞的内容。在这段文字中，还介绍了教堂中的西方绘画，称这些绘画人物“鬚眉眼目，俱覺微動，真神物也”。早在肇庆时期，教堂内的西方绘画早已引起当地民众的关注。1585年10月20日利玛窦《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称：
在肇庆，我们这座房舍的位置非常优越，很快名闻遐迩。我们许多东西，他们无不感到新奇，如三棱镜、圣像等。1
1585年11月10日利玛窦《致拿波里马塞利神父书》称：
因此我们也成了参观的对象。有的是来看我们房屋，尚有来西欧式圣像的，有看洋书的。2
所以，他们希望欧洲方面给他们经常寄来一些西方的圣像画。1584年1月25日罗明坚《致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称：
因此谨盼神父速觅一架钟表，一些铜板印刷的精美圣母与救主的圣像，这是中国官吏们所希望的再寄来一些有关信仰奥迹的绘画，这样很容易理解介绍给他们，中国人是甚喜爱看图画的。3
刘承范所见之绘画当即欧洲寄来的圣像画。
刘承范与陈奇谋又进一步询问利玛窦的书是从哪来的，利玛窦之回答则更为巧妙，他的回答有两层意思：第一，他从欧洲到中国来，其间经历了十年，数十个国家，均未见有携带书籍的人，在旅途中询问到只有广州城多挟书之人，遂得以入广。并称到中国来“直為數卷書耳”，用这种表达方式来讨中国士大夫之欢心。第二，表明自己学习汉字、研究中国经典之勤勉与功底。一方面，他向中国文人学习汉字与中国文化；一方面，表现其在学习中国经典中的精湛识见。但《利玛传》这一段话存在一些问题，利玛窦称他来华之前所经历的国家一为占城，二位暹罗，三为真腊，四位琉球，五为福岛。福岛，据《职方外纪校释》：“据当时的地理知识，认为最西段的陆地为福岛（Fortunate Is.），即今非洲西北岸外大西洋中的加那利群岛（Canary Is.）。4”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福岛”不应该是最后所至之处，应在所经历国之首；二是利玛窦除可能到过福岛和占城外，从未到过暹罗、真腊、琉球。如果刘承范记载这一段与利玛窦的对话是真实的话，则证明刘承范记录此事时出现了一定的误差。还有一种可能是，利玛窦所讲是整个耶稣会士东来的行程和经历，而非专指他个人。
《利玛传》中关于利玛窦与秀士《五经》与《六经》之辩，特别是他提到利玛窦征引陈白沙“《六经》仁义沛江河”的诗句，如果不是刘承范杜撰的话，那就足以反映利氏研
12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第69页。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第76页。 3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457页。 4
（意）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第30页注释7。
习中国经典之深。这一段对话，虽然在西方资料中没有记录，但关于利玛窦研习中国经典之事，西方文献多有记录，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称：
欧洲传教士们循序渐进地研读中文经典。为便于他们的学习，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还加上许多注释。中断七八年之后，他自己又勇敢地研习中国典籍，指导他的是一位业务精通的老师，一天上课两次，奋力阅读“他不能全懂”的书籍，甚至还做作文。……《四书》，简言之，只是大学生用的初级课本；更受尊崇得多的还是孔子改编的四部古书，加上按传统说法是他自己撰写的第五种。这叫做“五经”。……他自己在一位业务精通的老师帮助下，认真全部加以用心研习。……利玛窦按照自己的思想习惯，以摒弃诠释而试行不经媒介直接进入原文的方式，不知不觉开创了一种富于成果的运动。1
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书中也称：
现在他使自己适应了一位能干的老师，努力学习中国的经典名著。就是通过这些年在韶州的学习，利玛窦渐渐能够区分早期经典儒家学说与后来朱熹学派文人对其所作的注解和诠释之间的不同。这些注解和诠释确定了信儒学的特征，而被当时的社会视为正统学说。由于确信中国早期的儒家学说已经被武断地嫁接上了当代儒学一成不变的唯物主义，利玛窦开始在古代儒学经典著作中寻找儒学与天主教的接触点。他在关注他所阐明的结论时，显示了他的学者的思维方式。现代的学识被他加在了对早期的儒学的主要立场的分析上。但是这一点是确定的，即在一些主要观点上，天主教与早期的儒学是不一致的。2
正因为利玛窦对于中国经典的研习与认识之深，所以刘承范与陈奇谋对利氏十分赞赏，称他为“振古異人”，而不是一般所谓的“豪杰之士”也。然而，据1592年11月12日《利氏致罗马前初学院院长德·法比神父书》称：
我仍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学，因为不易学习，所以迄今很多书尚不能读；其原因固然是由于许多事要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缺乏老师，基于不少因素，他们往往做一、二年便离去了。3
这是利玛窦亲笔所记，应该是真实的。这就是说，在1592年之前，利玛窦的中国经典的学习并不是那么精湛与深入。刘承范与陈奇谋对利氏的赞赏应该是出于对一个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而得出的偏颇之语。
無何，南雄司理渭南孫公，以公事過韶問余曰：“貴治有西僧乎？”余曰：“然”。“精書史乎？”余曰：“書雖有，精不精，非所知也。”孫遂與余造之。孫業《詩》，以《蒸民》《元鳥》章問。余業《易》，“以易與天地准”
123
（法）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上册，第161-162页
（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19页。
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第108-109页
章問僧，皆能言其旨。孫目余笑曰：“余兩人各治一經，而僧兼之，寧不見笑於彼乎？”遂揖去。蓋自是僧之名重矣。諸達官過韶間，有不入城而獨謁西僧者。
按：此处“南雄司理渭南孫公”当即南雄府推官孙玮1。这一段文字，记录了南雄推官孙玮与刘承范对利玛窦的一次拜访。孙玮为明中后期南都名臣，关于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未见其他文献有载，《利玛窦日记》中亦未提及。而这一次刘承范对利玛窦的访问，则是刘承范与利玛窦的第五次交往。这一次拜访，实际上是两位儒学专家对利玛窦进行考试，一人考《易经》，一人考《诗经》。考试的结果是利玛窦“皆能言其旨”，反映了利玛窦儒学经典精研之深。用孙玮的话说，“余兩人各治一經，而僧兼之，寧不見笑於彼乎”？这一华儒考西儒之趣事，赖《利玛传》得以保存。从此后，利玛窦在韶州名声大震，以致“達官過韶間，有不入城而獨謁西僧者”。
关于利玛窦在韶州的影响，西文资料亦有记录。《利玛窦中国札记》称：
欧洲教士的声望吸引了该镇附近地区的所有显贵人物，这里的官员再度表现得比他们的肇庆同僚更为彬彬有礼。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发展成为好朋友……正是通过他（瞿太素）的工作，神父们才和一位军官叫做兵备道（Pimpithan）的并和他的同乡新上任的韶州长官都结成好友。其他当地的友谊还有知县和他的幕僚，再远一些的还有南京巡抚……有了这些达官贵人作为保护人，事业得到了发展，困难也减少了。2
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更称：
利玛窦名声远扬，被说成身怀无数奇技异能，所经之处，人山人海，都以一睹为快……从1589年底开始，一小群官员效法瞿太素，常与利玛窦交往，不仅韶州全体官员无一例外（以及他们的子弟）去拜会神父们，去往居留地的还有若干人士：除了三衙外，还有兵备道、新任知府、知县、临府南雄的知府，以及同知王应麟。从英德小城，知县苏大用，只要诣府公干，也必定来看望利玛窦。3
中西文献记录完全一致，可以证实《利玛传》记录之真实。
所攜有銅人刻漏二，別為密室藏之，其機發一，懸之梁上。日有十二時，每時至，則銅人之司時者，起而一擊於某時上，其聲巨。時有八刻，每刻至，則銅人之司刻者，起而一擊於某刻上，其聲細。中間消息流動，非他人所能識。又有渾天儀二，一以測天，一以測地，一以測山川河海。如雲天有九重，自第一重至第二重，該若干度，算若干里。自某國至某國，該若干度，算若干里。餘皆執至，以坐照之。吾初未甚信，因指所對皇岡山，而命之曰：“汝試度寺門至山頂，相幾何？”僧執儀而睨視之曰：“若干，若干。”乃命左右取麻線數縷，牽至山頂，以僧所定步弓較之，無毫髪爽。又有奇石一，約一尺五寸許，光明瑩徹，若水晶然，而溫潤過之。仰照之，則日星辰無不垂象；俯照之，則
12
（清）余保纯：（道光）《直隶南雄州志》，卷三，《职官》，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58页。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41页、248页。 3
《利玛窦文集》第2卷，第82页、87页、212-214页。转引自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