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间。但是，文中先后出现“万历庚寅”“明年”及“辛卯”之纪年；万历庚寅为万历十八年，辛卯则应为万历十九年，既然传作于万历十七年，又何来“庚寅”“辛卯”之说？此处必为修传者的疏漏。此段案语，刘承范特别强调了他所记录的“西僧履厯行藏，皆余所目擊者”也，即是告诉读者，《利玛传》中所记录的都是当时的历史事实，故欲“传至以誌岁月”。案语中还提到，刘承范后来还看到了《天学初函》和《徐公祖文集》的《西僧传》，《天学初函》为李之藻编辑的天主教著作的丛书，首刊于崇祯二年（1629），则知此案语写作于崇祯二年以后，距离《利玛传》完成的时间已四十年矣。从这一段案语还可看出，刘承范致仕归家数十年后，依然关注利玛窦的行踪。可以反映两人关系之密切。 传中提到的“本府徐公祖”当为徐时进。徐时进，字见可，号九灜，浙江鄞县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官南京工部主事，分守芜湖榷关，升南兵部职方司员外郎、郎中；三十年调荆州知府。丁外艰，补惠州知府、广东按察司副使。三十八年入贺万寿，疏乞归。天启改元，起南光禄少卿，寻改太仆少卿，皆不就。加大理寺卿致仕。年八十四卒1。著有《鸠兹集》、《啜墨亭集》、《逸我堂余稿》。2 但未见《徐公祖文集》一书，疑《徐公祖文集》即《鸠兹集》，而《鸠兹集》卷一中的《欧罗巴国记》即刘承范所言的《西僧传》也。
四、刘承范《利玛传》之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民国甲寅本《刘氏族谱》中收录的《利玛传》，其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非同一般。我认为，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刊载《利马传》的民国甲寅本《刘氏族谱》是一部从宋一直到民国时不断缮修、代代传抄、十分成熟完备的族谱，而《利玛传》则是刘承范自己将其编辑到该族谱中，又经后世代代传录而得以保存。故知保存在《刘氏族谱》中的刘承范《利玛传》即当时人记当时事之真实历史记录。从传中所反映的刘承范与利玛窦关系之密切，故可视为研究明代利玛窦来华活动事迹最为原典性的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一部民国初年的族谱中，能发现一篇明代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早期来华活动的长篇记录，且已证明该记录之真实性，而利用族谱资料来展开深入的明代中西关系史研究，这在文献学上具有不言而喻的学术意义。
二、据统计，明代共有六篇利玛窦中文传记3：1、刘承范《利玛传》4100余字；2、张维枢《大西利西泰子传》43100余字；3、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57700余字；4、4、朱怀吴《利玛窦》61500余字；5、张岱《利玛窦列传》71300余字；6、沈德符《大西西洋利玛窦》81000余字。这六份明代利玛窦传记，从时间上讲，刘承范《利玛传》是最早的一篇记录利玛窦事迹的专门传记；就字数而言，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排第一，而刘承范《利玛传》排第二。但由于《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的作者艾儒略是意大利人，其撰写的传记应参考了大量的外文资料，不能完全视之为中文记录。故以此考之，刘承范《利玛传》就应该是明代排行第一的利玛窦传记，亦是第一份记录利玛窦史迹的长篇中文文献。
三、在现存明代中文文献中，基本上找不到利玛窦在肇庆、韶州时期活动的记载，而刘承范《利玛传》则是记录利玛窦在肇庆、韶州活动的最为全面的中文资料，为研究利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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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源泽：康熙《鄞县志》卷17，康熙二十五年刻本，第56-57页。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25，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37页。 3
如果加上清代万斯同《明史》卷397《利玛窦传》、阮元《畴人传》卷44《利玛窦传》和赵世安（康熙）《仁和县志》卷22
《利玛窦传》的话，则现存利玛窦传记共为9篇。 4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张维枢：《大西利西泰子传》，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第187-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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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第200-242页。
（明）朱怀吴《昭代纪略》，卷5，《利玛窦》，日本内阁文库本，第67-71页。
（明）张岱《石匮书》，卷204，《利玛窦列传》，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05-207页。 8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外國》，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783-785页。
窦的早期活动提供了一份极为难得的珍贵文献。《利玛传》所记载利玛窦早期在肇庆、韶州活动的内容极为丰富，一部分为西文资料所缺，而赖《利玛传》得以补充；一部分虽与西文资料同载，但中西文所载相互印证，互为证补；最为可贵的是，该传内容不仅记录了西文资料所缺的利玛窦资料，其中还有一部分内容冲击和订正了西文资料关于利玛窦事迹的误记，而极具学术意义。
四、从刘承范《利玛传》的发现到深入研究，可以看出刘承范与利玛窦两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仅在该传中，就记录有刘利之间的七次交往；而这其中几次交往均可对应《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副长官”。如果这个“副长官”即刘承范，而非以往的解释“方应时”和“吕良佐”，即可证刘承范在利玛窦早期的与中国士人交往的生涯中，两者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其关系密切程度甚至超过利氏与肇庆知府王泮的交往。通过刘承范《利玛传》的发现和研究所获知的刘、利之交往及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应是利玛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突破。
五、刘承范《利玛传》的发现和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以往的利玛窦研究多注重于西文材料，其实西文所拥有的原典性资料亦仅是意大利文的利玛窦日记及书信，由于历史上各种文本的传译和利氏回忆，或利氏本人认识的误区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被后人翻译、注释的日记和书信中的资料是存在着许多问题的。而今天大量的利玛窦中文资料的被发现和使用，而这些资料大多都是当时人与利玛窦本人所接触，或学习利玛窦著作所产生的认识和感受。虽然这些认识和感受不一定都很准确，但却是真实的。不管他支持利玛窦还是反对利玛窦，刘承范《利玛传》最典型的代表了这一批中文资料。因此，我认为利玛窦研究的未来路向应坚持两点：
（一）尽快、准确地翻译现存利玛窦之最原典性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可能出现的误区和存在的问题展开专深的讨论和研究。
（二）从分发掘利用中文文献中记录的利玛窦资料，将原典性的中文文献资料与意大利文的原典性的资料予以比证勘同，得出准确的利玛窦在华活动之史实，将利玛窦研究引向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