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直接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转变为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间接管理。
第三、要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切实规范政府行为。笔者建议政府应彻底转变职能和观念，以宏观调控为主要手段，减少对企业微观经营的干预，放弃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直接干预。
第四、要完善配套改革措施，减轻企业对政府的依存度。由于国有企业改制面临的特殊国情，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改制过程中都形成了各类遗留问题及矛盾，下一步深化国企改制，政府应力求在企业债务、富余人员分流、企业办社会等问题上作大量工作，使企业能够轻装上阵。
第五、要取消企业行政级别，建立现代企业用人机制。笔者建议，要根据企业的情况和特点，积极探讨现代企业制度选人、用人新机制，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或职业经理人。
第六、要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督促企业自主经营。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强化对企业的主动服务，严格执法，加强执法监督，严厉打击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制止各种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
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体系。
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设计还比较粗略，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运作，中国证监会近年来颁发一些有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规章，如《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治理准则》等，这些操作性教强的规章对于促进上市公司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指导意见》规定我国上市公司应设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共同组成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独立董事除享有董事的一般职权外，还享有一些特别的
职权。通过在公司经营事务决策中行使这些特别的职权，独立董事以其独立性及客观性不仅有效地监督董事会及其董事的职务行为，而且能够促进公司决策的科学性。
《治理准则》是较为全面和系统规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法律文件，是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的重要准则。《治理准则》在治理原则及精神上参照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司治理原则》，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实际情况，在“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一章中对控股股东行为进行了规范，如规定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对其所控股的上市公司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应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控股股东不得对股东大会人事选举决议和董事会人事聘任决议履行任何批准手续；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应实行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等等。从总体上看，《治理准则》所设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由于针对性强，借鉴了国外行之有效的有关做法，较好地反映了分权与制衡的治理原则，不仅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可操作性，从制度上为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了新途径，在实践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也应看到，《治理准则》毕竟是规章一级的法律文件，其效力和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在法律所规定的既定框架内进行细化和拓展，不能有突破性的超越。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一些深层次问题不需要通过修改完善《公司法》来解决。
三）上市公司监管基础。
目前，上市公司监管主要由证监会监管部、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处和证交所进行监管。其中，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事业单位，是证券市场的主管部门，证券法明确规定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体制；派出机构是依据授权进行监管；证交所应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进行监管。
因此，我国的监管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特定的转轨条件下，监管机构更多地
还具有政府色彩，而不是一个专司证券监管功能的机构。对其业绩进行的评估不是根据市场标准，而是根据政治标准。由此造成的是监管者基于政治而不是专业激励进行监管，追求的是政治上的地位而不是市场效率，满足的是政府的需求而不是市场需求。在这样的背景，证券交易所高层管理者均由直接或间接地由监管机构推荐、任命产生，监管者渗透到被监管者中。
监管者受各方扯肘，因而其监管行为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政治机构力量平衡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各种力量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结果，监管部门的监管资源配置不得不扭曲。监管资源利用不足，监管的“尖牙利齿”被包起来。比如，要保持市场的稳定，该处罚的时候不能处罚；要满足政府的特定需求，监管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国际证监会组织1998年9月发布的文件《证券监管的目标和原则》中列出了证券监管的三大目标：第一，保护投资者；第二，保证公正、有效、透明；第三，降低系统风险。在实际中，这些目标并不能自动实现。监管是在特定的制度结构和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它们直接决定了监管的制度、行为和绩效。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监管过程是监管者在特定制度约束下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良好监管的特征和标准包括：能够确立良好的市场监管目标并能有效实行；具有健全的法律基础；市场扭曲最小，成本最低；最大限度地促进创新；良好的制度架构和相应的实施机制。
笔者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实现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市场效率和社会利益最大化，保护投资者，降低系统性风险，提高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体可采取的长期性措施有：改善证券市场自身的治理机制，改善监管者现有的角色定位和做法，形成政府、市场政府、市场参与者、监管者之间的新型关系，实现监管者的相对独立和专业化。从全球看，监管独立性与监管效果正相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惟一任务就是保证市场健康运行，超脱于党派利益；对业界独立，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和证券业协会等组织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
角色定位明确之后，还要把不同功能分离出来，实现监管功能单一化，这样才容易对其业绩进行考核。要把监管机构变为专业性机构，而不是政治机构，不是进行宏观目标调控的。四大宏观调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控制通胀和国际收支平衡，都会受益于稳定的高股价市场，因而政府会受到诱惑去维持一个高股价、稳定的股市，从而可能牺牲市场的长期发展，加大系统性风险。
以上这些改革还由于这样一点变得越来越急迫：投资者透过不断的学习和试错，变得越来越理性，使得政府越来越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股市的运行方向。实际上政府知道的东西公众同样可以了解到，并能在短期内消化掉，违背公众意愿的政府政策目标其实很难达到。因此，必须尊重市场的内在发展，为市场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这是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根本任务所在。
四）上市公司治理的市场环境。
首先，职业经理人市场，是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不仅有给经理人才定价的功能，而且对已在任的经理人员能起到一个强有力的约束作用。因为一旦经营不利，就会面临被更有能力的人代替的危险。上市公司通过职业经理人市场发现对公司发展最有力的人员，然后通过一定的激励手段，使其更大限度地发挥潜能，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
目前，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占上市公司总数的很大比重，而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大部分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远没有形成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经理人选择机制的非市场化造成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并不一定是在任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国有企业的亏损并不一定是由在任经营者造成的。这样对于企业经理的业绩评价就难免有失公允，给与之相关的股权激励制度建设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我国应尽快完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化聘用机制，从事实上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落实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制度，真正地将国企经理人放到经理人市场上去磨炼，市场自然会筛选出优秀的经理人才，淘汰滥芋充数和混水摸鱼者。
其次， 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也是改善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的重要力量。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至少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机制来实现。第一是对公司价值的评估和对股票的定价。机构投资者不但有动力也有能力对公司价值进行合理评估和对股票进行合理定价，他们更具备“精明投资者”的特征。第二是所谓的“政治机制”，即对公司管理层提出各种议案，以及通过媒体等公开途径迫使管理层接受提案，所以他们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投资者”的特征。
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实行严格的准入和审批制，这是我国目前发展机构投资者的一大障碍。准入限制由于缺乏竞争而使基金管理公司很难自觉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管理基金资产。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决策，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具体措施：1、放宽准入，对各种所有制一视同仁。让市场竞争来优胜劣汰。我们在WTO的承诺中对国外的基金管理公司都已经比较开放，对内资可以更开放一些。2、改善机构投资者本身的治理和内控体系。3、加强监管。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机构投资者更容易出现欺诈和操纵市场，因为机构投资者有更大的资金实力。即使在美国，共同基金进行欺诈的事件也不少。4、证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机构投资者改善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的机制之一，就是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评估和对股票的定价。但是，如果证券的定价仍然有非市场的因素，仍然带有计划的色彩，这种机制就很难发挥作用。中国目前一级市场的股票定价仍然带有非市场的色彩，这样二级市场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应该更多地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方式来发展证券市场。5、可以考虑引进累积投票制度。
再次，实施股票发行核准制的意义。2001年3月17日，证监会颁布《股票发行核准程序》以来，酝酿已久的发行核准制正式替代了行政审批制。从此企业公开发行股票不再需要取得发行额度和各级政府的批准，而只要是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要求，即可由主承销商向证监会推荐并报送申请文件。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它的好坏直接牵涉到投资者的利益和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股票核准制的实施，将从根本上变革我国股票发行市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