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北京向他赔礼道歉，可是，杨佳仍不满意，于是，就上演了这起案件。这起案件已经过去一年了，但它可以引发我们一系列的思考，为什么在一审受到如此多的非议？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这个人判三次死刑都不够，而如今为什么民众会同情这个罪大恶极的人？难道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要不要得到公正的辩护？
我们的问题在于，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要不要给他公正的审判？一个被认为犯了严重罪行的人，要不要给他充分辩护的机会？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当年中国有一个作家叫萧乾 ，萧乾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他是中国在欧洲战场唯一一个参加纽伦堡审判的战地记者，后来成了著名作家。
萧乾在他的《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这本书里写道，战胜国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每个国家派了一个法官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当时德国的甲级战犯，进行纽伦堡审判。他说，当时审判的过程的时候，他本人作为一个中国记者，一度表示极度的困惑，大惑不解。审判的是些什么人呢？除了自杀的希特勒、格贝尔这些人以外，都是甲级战犯，包括德国当时的陆军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包括德国当时的一些主要的元帅，三十多个人都成了战犯。他说，按中国人的理念，把他们杀十次都不过分；按中国人的理念，应该是拉出去枪毙就算了。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审判呢？而且在纽伦堡这样一个被战火焚毁的城
市，只有极少数建筑幸免于难，审判它的那个地方就是保留完好的一个建筑物，周边是一片瓦砾，一片废墟。打仗已经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的钱，还要组成法庭，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花费当时来说数百万美元，来审判这些沾满人民献血的刽子手。每个人指定了一名辩护律师，都是德国当时的法学博士、法学教授、法律专家，而且有数以百计的证人出庭作证，还有一些专家证人出庭作证，而且从早上八点开始进行审讯，有的战犯一直陈述辩解自己无罪，一直持续到下午，法官从来不打断他，偶尔苏联的法官想打断，被另外三个法官给制止了。经过审判，最后三分之一的人判绞刑，三分之一的人判有期徒刑，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因证据不足判无罪。萧乾后来写道，我大惑不解，为什么对这些战犯还要进行这样的审判？竟然还出现三三三制！
后来他经历了反右。反右时期，一个人敢说出真话，为自己辩解，就是罪加一等。所以他成了他们单位的右派，给自己辩解招来的是更残酷的迫害。他说他有点懂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批斗他，他对一句辩解引来的是更严厉的拳打脚踢。他说，在批斗会上，他全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他明白两条：第一条，一个人哪怕罪大恶极，也要给他辩护的机会；第二条，纽伦堡审判过去了半个世纪，没有任何人出现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这种情形没有发生。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度冤假错案，普通刑事案件，高达三分之一；政治案件，所谓的反革命案件，高达三分之二。萧乾以一个记者，一个作家
的身份，以自己亲身的经历，以一生的时间，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哪怕罪大恶极，也要给他辩护的机会，也要给他公正审判的机会。
杨佳这个案件，用萧乾先生的话说，杨佳哪怕罪大恶极，也要给他公正审判的机会，有效辩护的机会。违背了这一条，把他当作就像过街的老鼠一样，没有任何正当的程序来审查，就会激起民愤。中国人的法制观念，权利意识，对公正审判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种案例如果举下去，可以举不胜举。我们给各位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上海的杨佳案件，一个是辽宁的刘涌案件。它代表了法律人在今天这个社会所面对的一些困境。
概括起来，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困境,跟下面的讲课有关，第一个，法律人的这套思维方式，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被坚持下来？有的时候是被官方所抛弃，有的时候是被民众所唾弃。在中国坚持法律人的思维方式，面临双重风险，一个是官方的压力，官方以种种的手段压制，使得公正的审判难以实现，我相信上海杨佳的一审就属于这种情况。
法律人还面临着第二个挑战，来至普通民众的压力，普通的民众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坚持了前百年来，口耳相传的一些理念，一些价值观。跟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直接的矛盾。比如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已经是中国人上千年来最朴素的正义观。杀了人就要偿命，欠了钱就得还，但是我们作为法律人就得要反思一个问题了，难道杀了人就要偿命吗？
最近刚刚发生了邓玉娇把一个人给捅死了，另一个人给捅伤了的案件，她怎么没有偿命了呢？如果是正当防卫呢？七八年前，在海淀郊外的一个地方，内蒙古来的一个女子，把一个深夜闯入他宿舍，准备对她施暴的男子给刺死了，最后法院认定是正当防卫，判她无罪。杀人偿命，老百姓把它当做信仰来看待，我们今天很多上访的老百姓，到北京来上访，就是因为他家的人被杀了，法院却没有让杀人者偿命，因此就出现了上访。当然就上访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欠债肯定要还钱吗?经常发生的是，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起诉到法院，要求他履行合同，承担债务。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债权债务问题，法院判决，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证据证明，视为债权债务关系不成立，判他败诉。这个败诉者就认为，我有理由为什么打不赢官司呢？自古以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为什么欠我的钱不换，以我没有证据判我败诉呢？
你们看到，今天的法律人，夹缝里边求生存。我们学了一套法律体系，政治家不欣赏，因为无助于维护他的统治，维护他的秩序。老百姓不喜欢，认为对维护他的利益没有用处，这是我们法律人今天面对的严峻的困境。有的时候甚至在有些极端的案件中，你敢坚持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是需要勇气的，是要冒着被批评，甚至是被谩骂的风险。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矛盾激化，种种矛盾最后落脚到一处，法院司法的公信力越来越低。法院的判决，老百姓已经不信了。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个杭州飙车案，被告人胡斌，在法庭上出现的时候是剃着光头，戴着眼镜，面嘟嘟的一个腼腆的男生，跟警方刚刚抓住他的时候，那个形象发生了变化，一度被媒体质疑是不是同一个人。后来经过各种努力，官方终于澄清，说是同一个人，这才平息了众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老百姓已经不信任司法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当司法没有一点公信力的时候，法律人的这套思维方式没人再信仰，甚至有些法律人本身都不再信仰。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我们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们真的掌握了我们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了吗？刚才我们说法律人面临这么多的挑战，夹缝里边求生存，我们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司法工作者，真的坚持了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了吗？在我看来，未必，真的未必。刘涌案件向我们表明，贵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们，在刘涌案中，屈从了舆论的压力，秩序的压力，为了维护秩序，不惜牺牲正义。
我们可以再给同学们举一个例子，这种法官真的能够实现正义吗？维护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了吗？维护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这套理念，这套价值观了吗？未必。
在几年前，陕西曾发生过一个案件。一个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的院长朱某某，一个上访的妇女到他办公室上访，在上访的时候发生口角，两人大打出手。后来把妇女就送到了派出所，行政拘留，扰乱法律正常办公秩序。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本院的一个法官指使她前来闹事的。院长不久就要退休了，他发现跟他有仇，关系比较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