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其认知理论很快就影响了藏族人对于事物存在的认识和理解，即使最为孤立的行为，藏族人也把它与佛教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佛教相应地也给西藏社会带来了对统治阶级的无限权利的想象，使藏族民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并恪守于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
西藏贵族的等第之分，一是看以领地大小为中心的财富拥有状况；二是看因官爵而得到的权势大小。①正是因为这两个因素，在西藏一般把贵族阶级分成大、中、小三个不同类型的等第。随着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新的最大的贵族也在不断地出现。“亚溪”，即达赖喇嘛父母的家庭，在藏语中“亚”是父亲的最高敬语，而“溪”指农田，也引申为“庄园”，于是人们用“亚溪”（父亲的庄园）这一既显示权势也显示财富的名词来尊称达赖喇嘛的家庭，使得“亚溪”约定俗成地成为专有的名词。 “亚溪”家庭产生于18世纪初。在西藏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共出现过6个“亚溪”家庭，即七世达赖喇嘛家庭“桑珠颇章”、十世达赖喇嘛家庭“玉妥”、十一世达赖喇嘛家庭“彭康”、八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家庭“拉鲁”、十三世达赖喇嘛家庭“朗顿”和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家庭。亚溪家庭出现伊始，就以固定的佛教概念和封建等级观念所调适。
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所有被采访的对象都知道达赖喇嘛的父母之家庭为“亚溪”，但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很难说出西藏究竟有多少个亚溪家庭。透过这样的认知感觉，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佛教思想给人们造成的一种习惯于过去存在的最大合理权威的礼法意识。当这种意识成为群体体验之后，概念和实践便失去了区别。而老辈的藏族人一开始就在宗教和自然的背景中，通过精神来认知达赖喇嘛和“亚溪”家庭的关系。佛教既然匡助了他们的认知形式，那么存在于他们意识中的这种模糊的数量统计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尽管文献确定无疑地指出了西藏历史上共计出现过6个“亚溪家庭”，但是对于充满宗教虔诚而富于幻想激情的藏族人来讲，似乎并不猫要理解这种清楚明白的统计数。因为“亚溪家庭”的产生，对于藏族老百姓来讲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宗教惫义上的结果，而这种宗教意义上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还能给予藏族人面对当时实际停滞的社会环境一种幻想。
虽然藏族人通过虔诚的宗教心理来看待“亚溪家庭”，但是不能为此而否认“亚溪家庭”本身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上的实际待遇，这种实际待遇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宗教虔诚所能包容的内涵。1708年，在西康理塘一个很普通的家里出生了一个名叫格桑嘉措的男孩，这男孩8岁时出家进理塘寺当僧人。1719年男孩12岁时，被西藏地方政府认定为六世达赖喇嘛的灵童转世。1720年被西藏地方政府迎往拉萨，是年，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从此，达赖喇嘛的转世成为一种宗教的自然习惯定律。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随着达赖喇嘛的转世被佛教理论合理化的同时，达赖喇嘛的父亲很快就得到了清朝康熙皇帝的册封，一个沿用旧名称而实际为新贵族封号的“公爵”就这么产生了。这位新封的“公爵”和他的家庭随同达赖喇嘛灵童一同进入了拉萨。西藏地方政府以盛大的仪式列队欢迎这位神圣的宗教领袖和他的家族成员，并且似乎是为了表示对于达赖喇嘛的忠诚，西藏地方政府还不惜极大
的经济代价为达赖喇嘛的父亲及其家庭成员给予了非常的安排，封赐了许多庄园并在拉萨创建了府第，“亚溪家庭”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西藏社会中出现了。 无疑，“亚溪家庭”的产生是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封赐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达赖喇嘛为首的拉萨噶丹颇章地方政府在西藏掌权后所形成的权威分不开。“公爵”是清朝中央政府的封赐给西藏地方官员的一个最高爵位名称，该术语在说明清朝中央政府对于高等级贵族的一种认可标识。在封建制度里，等级的高低是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而皇帝的认可，强化了贵族官僚本身拥有的权力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转化成家族优势，甚至使之世袭。
被藏族人认为是“坚日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达赖喇嘛，自15世纪至今共经历了14代转世，但真正被冠以“亚溪”的达赖喇嘛家庭却只有6个。要探究其中的原因，就要从1～14世达赖喇嘛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他们各自所处的政治和宗教环境谈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僧俗权力因素和宗教权力因素的有机结合造就了达赖喇嘛“亚溪”家庭的产生。
达赖喇嘛这一称谓始自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而索南嘉措转世系统源自他的前世更敦朱巴和更敦嘉措，所以这二人被分别认为一世达赖喇嘛、二世达赖喇嘛。一世达赖喇嘛·更敦朱巴1391年生于一个牧民的家里。据说更敦朱巴出生的那天晚上，一伙强盗来抢劫，父母在逃亡时慌乱地把他藏在石头堆里，等父母和乡里人转回时，他居然还活着，并被一只老鹰守护着。他7岁投奔到那当寺，15岁（1405年）被该寺堪布收为该寺僧童。1415年随师谒宗喀巴，遂为宗喀巴弟子。1409年，宗喀巴大师在当时的贵族“仲译钦莫”（大秘书）仁青白等人的资助下创建了格鲁派的第一个寺庙——甘丹寺，甘丹寺的创建给宗喀巴大师提供了“以养生徒”的场所。1447年，更敦朱巴在日喀则桑珠孜宗本及一些当地贵族的资助下建立了西藏第四大格鲁派寺庙——扎什伦布寺，并在该寺庙内担任堪布。1474年，一世达赖喇嘛·更敦朱巴在扎什伦布寺内圆寂。②
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于1475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478年，3岁的根敦嘉措被认定为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并在11岁时被迎至扎什伦布寺。后来应拉萨格鲁派两大寺庙哲蚌寺和色拉寺的要求，他分别担任了哲蚌寺的第十任“赤巴”和兼任了色拉寺的第九任赤巴，并在哲蚌寺内修建了噶丹颇章，以后的三世达赖喇嘛、四世达赖喇嘛和五世达赖喇嘛都居住在哲蚌寺噶丹颇章内，以致于后来五世达赖喇嘛以哲蚌噶丹颇章居住地为名，建立了噶丹颇章地方政府。
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生活的年代，西藏政局呈现出不稳定状态，后藏大贵族仁蚌巴在后藏称王，第司政权实为傀儡。仁蚌巴政权和噶玛噶举相勾结，对格鲁派采取了藐视态度，在这期间更敦嘉措离开了哲蚌寺，避居于斡尔喀。直至1517年，帕木竹巴实力恢复，赶走了仁蚌巴后，他才回到了哲蚌寺。1542年，二世达赖喇嘛·根教嘉措在哲蚌寺圆寂，时年67岁。在他之后，转世相承的制度就更明确地树立起来。③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于1543年出生在拉萨附近堆龙地方的一个小贵族家庭，
4岁时被认为是根敦嘉措的转世，迎至哲蚌寺供养，后来成为哲蚌寺的第十二任赤巴和色拉寺的第十三任赤巴。三世达赖喇嘛·索朗嘉措一生的最大成就是把格鲁派的教义传到了内蒙古。1577年三世达赖喇嘛与顺义王俺答汗在青海会晤，俺答汗赠送给三世达赖喇嘛“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从此，索南嘉措这一转世系统开始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号。他又追认他的前世更敦嘉措和更敦朱巴为二世达赖喇嘛、一世达赖喇嘛，他的转世后辈也一直称为达赖喇嘛。④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索朗嘉措在内蒙古圆寂。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则出生在一个蒙古大贵族家庭，系蒙古俺答汗的曾孙，生于1589年。四世达赖喇嘛转生为蒙族并不是巧合，而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当时格鲁派的依怙帕竹阐化王与藏巴汗、噶玛噶举派争斗日趋激烈，因此格鲁派上层喇嘛急需得到蒙族的支持，而达赖喇嘛在蒙族汗王家转世，无疑是加强与蒙族汗王室的最好手段。达赖喇嘛在蒙族汗王家的转世很快被西藏人所接受。尽管达赖喇嘛的转世在蒙古出现，但是这没有改变格鲁派的一丝不苟、刻板严谨的教条。按照教义，1602年西藏三大寺派代表前往蒙古，迎接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回返西藏。四世达赖喇嘛被迎接到西藏之后不久，四世班禅成为他的宗教理论和实践上的老师。1616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在哲蚌寺圆寂，时年28岁。异域的四世达赖喇嘛并没有改变格鲁派的黯淡局势，噶玛噶举派的势力正在无限扩大，噶玛巴第十世法王曲尼多杰被当时称为“藏堆杰布”（后藏王），并由此而创建了“藏巴汗”统治政权。藏巴汗统治时期，“嫉视黄教，凡欲根本灭除……藏巴王崇敬噶玛派，对于黄教多采抑压之势”。甚至在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当时的藏巴汗疑达赖诅咒，致感多病，即明令不许达赖再世，经班禅罗桑确杰一再要求，始准寻觅五世达赖灵童”。⑤据传说：当时藏巴汗害重病，多方诊治都无效，后来四世班禅医好了他的病，藏巴汗为了感激，才答应了找寻达赖喇嘛灵童。
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于1617年出生在一个小贵族家庭，是山南琼结地方人。1622年罗桑嘉措6岁时，被迎接到哲蚌寺供养。当时西藏的局势仍在动荡混乱之中，而格鲁派正经历着其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蒙古汗王的支持，格鲁派的势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中记载：“如今藏巴汗学会了自重自爱，对于寻求格鲁派寺院为供养对象的法见产生了兴趣……现在，格鲁派的威信和噶丹颇章的势力已经足够了”。1641年，达赖喇嘛借助蒙古固始汗之手，推翻了藏巴汗政权。正如《续藏史鉴》说载：“时噶玛政权大臣窃权，复破坏黄教，王（固始汗）闻之遂由青海率兵西指，尽夺噶玛政权，水马年，西藏王侯莫不俯首称臣，遂为西藏三部之王……王遂以西藏三区十三州政教全权悉以供养第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传》中还记载：“水马年（1642年）……我到达日喀则后的首次集会是在桑珠孜的大厅中举行的，难以数计的蒙藏人士聚集在那里，当大家就坐之时，按忽必烈皇帝向八思巴大师奉献三次大布施之例，固始汗向我奉献了阿世王的垂罗宝饰，以仁蚌巴·阿旺久典旺秋吩咐制作的那顶精美的帐幔为主的内供物品，喇嘛身像、铜像以及汉地所造的许多供品。然后，汗王宣布他将包括日喀则在内的西藏十三万户全部献给我”。
很显然，五世达赖喇嘛的叙述是以非常平静的语言美妙地把自己获得掌权的机
会和固始汗的贡献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并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宗教可能唤起人们的无限想象和比事实本身美丽得多的情景。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前往京城觐见顺治皇帝。1653年，顺治帝册封达赖喇嘛金印金册：“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封号的被赐，更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了新型的甘丹颇章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威。后来的达赖喇嘛无论出行到何处，都随时携带装有金册金印的“印匣”。 一世达赖喇嘛到四世达赖喇嘛期间，西藏社会动荡不宁，统治阶级内部经常发生着一个显要权贵推翻另一个的阴谋活动。社会不安定和危机的形势没有给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带来实际的利益。在那种没有系统的制度里，格鲁派只能致力于抵御来自各方的侵扰，巩固自己的实力并扩大教派的影响。作为一个在动乱中发展的宗教团体，它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为达赖喇嘛的个人及其家庭给予任何一种不现实的利益承诺，自然地“亚溪家庭”也就无从谈起。
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政教权力仍是分离的。在五世达赖喇嘛之前，达赖喇嘛只是格鲁派的宗教领袖，而顺治皇帝对五世达赖喇嘛的册封，才由清朝中央政府重新确定了他总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最高宗教地位。当时，藏传佛教的信徒遍布蒙藏地区。无尽的战争使西藏广大的人民在宗教中寻求庇护。人们的思维正在朝着一种非理性的宗教信仰发展，芸芸众生需要精神抚慰，于是达赖喇嘛逐渐被神化。他被视为神和人类之间的居间人，他的地位高贵，显得顺理成章。就在这种意识形态被固定化的社会条件里，达赖喇嘛的神性得到了无尽的挥发，但是他的家庭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更多的重视。五世达赖喇嘛的家庭从未被人提起，也未曾享有后来被尊为“亚溪”的荣光，但正是在五世达赖喇嘛执掌甘丹颇章政权时，才莫定了以后能够产生“亚溪”家庭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当时，正值17世纪中叶格鲁派的势力急剧发展时期，也是西藏地方行政制度发生一系列变化时期。五世达赖喇嘛自正式受清朝中央王朝册封后，声威势力在西藏社会上就愈益隆盛。不仅卫藏税收全归达赖喇嘛支配，执掌卫藏具体行政事物的第巴也是达赖的属下亲信。因此达赖喇嘛的权威逐渐深入到卫藏世俗管理中，而固始汗及其子孙只执掌了军事权。他们拥兵坐镇拉萨，给予五世达赖喇嘛有力的支持与辅助。当时西藏在政治上出现了卫藏全区统属于一个地方行政机构之下的局面，使得达赖喇嘛和第巴得以实施一系列的行政管理措施。“首先没收并分配了藏巴汗和他属下贵族的土地和农奴，其中一部分分给有功的新贵族，作为世袭庄园；一部分留作新政权中官员们的职分田；另一部分则拨给各地黄教寺院作为寺属庄园，以加强黄教的实力”。当时，格鲁派在西藏各教派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强迫其他教派寺院改宗，并新建寺院六十余座。这样，格鲁派在“西藏社会中形成了一个主属寺院的分布网”，它的势力“更是逐渐膨胀起来”。⑥这一切给了五世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宗教、政治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原卫藏地区领主们的庄园、土地和大量的社会财富都开始集中在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甘丹颇章政权之下。这无疑给后世的达赖喇嘛家族享有特殊的地位和“亚溪”家庭的产生莫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丰厚的物质基础。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于1683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里。1697年被选定为
转世灵童。六世达赖喇嘛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达赖喇嘛。很多史料记载：他平日耽于酒色，不守宗教清规，等等。在西藏历史上，仓映嘉措留下来的文学价值远远超过了其政治价值。虽然仓央嘉措的言行违背了宗教教理，但是藏族人对他的信仰并没有为此而减少。六世达赖喇嘛在藏生活时期，西藏地方政府第一次为转世达赖喇嘛的父母修建了一所名为“卓康”（乐园）的住所。虽然“卓康”没有形成家族体系，但“卓康”的出现，至少说明达赖喇嘛的家庭开始被重视、被尊祟，也许这可以看作是“亚溪”家庭的雏形。
1705年，阴谋、行贿、争权构成了这一时期西藏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六世达赖喇嘛被废黜，而他所属的家庭也因此成为平民。 二
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于1708年出生在多朵康下部理塘图钦强巴林（简称理塘寺）所属的洛雪村。1815年，8岁的格桑嘉措在理塘寺出家。1716年，被青海和硕特首领们迎到塔尔寺供养。西藏地方政府在此设宴礼见。与此同时，康熙皇帝特使图岗藏主仆近千人和塔尔寺的堪布、僧人设灶迎接。在皇帝的圣旨上写首：“达赖喇嘛之化身抵塔尔寺，朕心甚安，彼实为达赖喇嘛之转世，朕和持教法王之后裔皆为其施主。朕3年内，赏赐134名僧人冬夏着用之衣服”。⑦1719年，12岁的格桑嘉措被康熙帝册封为七世达赖喇嘛。为了抵御准噶尔军队，使达赖喇嘛的灵童安全进藏，康熙于1720年派延信率陕甘满汉官兵护送。有皇帝作为依靠，1720年9月15日，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非常顺利地抵达拉萨并参加了在布达拉宫内为他举行的坐床典礼，同时还拜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嘉措为经师，受了沙弥戒，在哲蚌寺学经。 从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到1720年七世达赖喇嘛坐床，近40年的时光，西藏历史正值多事之秋：第司·桑结嘉措匿丧、六世达赖喇嘛废黜、拉藏汗所立“七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遭到西藏三大寺反对、准噶尔军队侵扰，拉藏汗被杀……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僧俗各界、广大民众都太需要有一个展摄各方、执掌政教权柄的统帅；太需要一个能抚慰众生心灵的精神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就在人们热切的期盼中来到了拉萨，所以西藏上下持着最大的热情、最高的崇敬，以盛大的仪式迎接了他。与七世达赖喇嘛一起进藏的还有他的父母和家人。为了表示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和尊祟，西藏地方政府按照贵族的标准，对达赖喇嘛的父亲及其家庭成员给予了特殊的安排，即奉送庄园、土地和农奴，并在拉萨为其修建了府第。这个特殊的家庭被冠名为“亚溪·桑珠颇章”（简称桑颇），新贵族“桑颇”成为“亚溪家庭”的开端。由于达赖喇嘛和“亚溪家庭”的这种血缘关系，使得西藏社会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并对“亚溪家庭”表现出极大的尊敬。“桑珠颇章，这座宫殿是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固始汗丹津法王筹资修建的……西藏地方政府把山南扎囊和桑日划给亚溪，扩大了庄园的范围，后来亚溪庄园主进入大代本的行列，这是达赖喇嘛亚溪中形成最早的一个庄园”。⑧亚溪家庭的出现使得西藏贵族阶层内部的权力有了新的分配。亚溪家庭一经产生，就在贵族家庭当中开始扮演“决策中心”的特殊角色。当然，亚溪家庭的地位和影响是与达赖喇嘛掌握的实际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五世达赖喇嘛执政以来，在中央统领下，达赖喇嘛开始实施着西藏行政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