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统治，他和固始汗是西藏政权的主要控制力量。与此同时，在中央的支持下，达赖喇嘛作为神圣的宗教领袖，他的地位是无可非议的。对藏族来讲，这两种统治业已合二为一，并集中在达赖喇嘛一人手中，然而在西藏，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任何一个达赖喇嘛，一经转世至成年期间，需要接受严格的宗教和政治上的训练，有了宗教知识的积累和年龄的增长，他才能成为实际统治者。毫无疑问，在漫长的达赖喇嘛成长期间，摄政成了令人羡慕的重要职务，而摄政的不断更新，使西藏行政的实际控制权常常成为贵族们的盘中餐。
从理论上讲，摄政是代理达赖喇嘛暂时管理西藏政权者。当他处理政务时，应向达赖喇嘛请示并与噶伦等高级官员进行商议。然而在现实中很难保持这种高度的协调以及相互的信任，迫使达赖喇嘛、摄政与高级官员之间长期形成了复杂而又矛盾的权力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在达赖喇嘛未成年的这段时期，西藏的政治运行充满了阴谋、联盟、行贿、背叛等虚与委蛇的现象。事实证明，无论哪一派贵族势力得势，都会依靠宗教，并以宗教或达赖喇嘛为幌子来维护自己，打击对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段时期里，达赖喇嘛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很少的。
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虽然被扶上了布达拉宫宝座，但他还是个孩子，还需要接受绝对宗教政治意义上的固定教育。这段时间的西藏行政权力实际上被大贵族们所垄断。由于权力本身的拥有并不是很固定的，所以自然地导致权力的不平衡以及西藏贵族内部之间的权力之争。1720年七世达赖喇嘛初抵藏时，西藏的行政暂由护送清军管理。1721年，清中央政府废除第巴职位，另设四噶伦管理西藏地方事务。当时首席噶伦是康济鼐，其余三人为阿尔布巴、扎尔鼐、隆布鼐。此时刚晋升为新贵族的亚溪·桑颇在西藏上层社会上颇为引人瞩目，以致原为拉藏汗孜本的隆布鼐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亚溪·桑颇的男主人索南达杰（七世达赖喇嘛之父）为妻。“亚溪”尊贵的地位与噶伦隆布鼐的联姻，直接给新的“亚溪”家庭创造了参与政务的机会。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精明能干，得以进入管理西藏事务的高层。副都统鄂齐上奏清廷的奏稿曰：“臣至西藏，审视情形。首领办事之人，互相不睦，每每见于辞色……康济鼐为人甚好，但恃伊勋绩，轻视众噶伦，为众所恨。阿尔布巴赋性阴险，行事异于康济鼐。而索诺木达尔扎（即索南达杰）因娶隆布鼐二女，三人合为一党。若挑唆达赖喇嘛与康济鼐不睦，必致争竞生事”。⑨可见索南达杰当时已居高位，是与噶伦平起平坐的“首领办事之人”，亚溪·桑颇家庭参与政事的不只索南达杰一人，据《清实录》载雍正帝曾下旨：“达赖喇嘛母舅衮都喇木巴既诚心守护，应给马达尔汉之号，赏缎六匹”。这说明达赖喇嘛的舅父当时也在西藏地方政府为官。
清政府采取4个噶伦来管理西藏事务的组织形式，是沿用了拉藏汗以来西藏政教分权的体制，但不再是由蒙古汗王和藏族第巴为上司，所以在任用康济鼐为首席噶伦的时候，为了照顾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才把达赖喇嘛的强佐扎尔鼐也任命为噶伦。由于当时的西藏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世俗贵族占优势的局面，这更加剧了大贵族之间潜在的权力之争。阿尔布巴、隆布鼐看不起康济鼐，与索南达杰沆瀣一气，而扎尔鼐原为达赖喇嘛属员，自然听命于达赖喇嘛之父，几人结成一党与康济鼐争权。而每有争执，诉述达赖喇嘛，都是三位噶伦占上风，这使他们更加有恃无恐。“达赖喇嘛虽甚聪敏，但年纪尚幼，未免有偏向伊父索诺木达尔扎之处”。⑩由此可见，亚
溪·桑颇家庭在地方政府争权夺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1727年，噶伦发生内讧，阿尔布巴和隆布鼐刺杀了康济鼐，而后藏的颇罗鼐领兵，同三噶伦叛军作战，大胜，将原属达赖喇嘛之父索南达杰的达木地方蒙古军收为己有。1728年，颇罗鼐占领拉萨，同年，阿尔布巴、隆布鼐被凌迟处死，皇帝把西藏的政权交给颇罗鼐台吉。［11］ 清政府在平定阿尔布巴等人的武装冲突中，对亚溪·桑颇家庭是分别对待，实施保护的。“清廷鉴于康济鼐之死，七世达赖喇嘛父亲索南达杰实预其谋”，［12］将索南达杰移往理塘居住。1729年，“雍正皇帝曾召达赖之父索南达杰自理塘进京，面斥其干预藏事”。［13］但雍正帝为了安抚达赖喇嘛，不仅未对索南达杰予以惩处，反而加封索南达杰为“辅国公”。《清实录》卷82载：雍正帝圣旨曰“索诺木达尔扎乃达赖喇嘛之父，指教达赖喇嘛学习经典，保护达赖喇嘛，勤劳多年。西藏之事毫无干预，甚属可嘉。著封为辅国公”。按清朝官职，辅国公为宗室封爵之第八级。宗室就是皇亲国戚，同一祖宗之贵族。雍正帝对索南达杰按宗室例赐封爵位，无疑是对达赖喇嘛家庭贵族化的一种认可。对其贵族身份的一种界定，强化了“亚溪”家庭本身已拥有的优势。所以亚溪家庭尊贵地位的形成是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封赐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后历世达赖父亲或兄均援例受清廷封辅国公”。［14］
清朝中央政府吸取三噶伦作乱一事的教训，在封赐索南达杰为辅国公的同时，对他参与西藏政事一事作出了限制。“索南达杰奉命常住桑耶寺，每年只许到拉萨一次，看视达赖住一个月，以防其干预藏政”。［13］从此后竟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历世当政达赖喇嘛的亚溪家庭不再干预西藏政事。
尽管这一规定限制了当政达赖喇嘛家庭干预西藏政事的活动，但并没有对其家庭的声誉带来大的影响。亚溪家庭的成员作为神圣达赖喇嘛的家庭，仍然可以参加典礼、巡游等诸如此类的大型活动，“亚溪家庭”的神圣地位在社会公众心目中仍享有不变和固定印象。
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生于1758年，系后藏托布加拉日岗人。以七世达赖喇嘛家庭、为例，西藏政府把布达拉宫后面的拉鲁庄园作为八世达赖喇嘛的“亚溪”，并给了大量土地和众多农奴，新的“亚溪”家庭遂成为大贵族。
从八世达赖喇嘛开始到十二世达赖喇嘛，都是年轻早逝，可以说他们对西藏的政治和宗教都没有起到过重要的作用。通过他们而建立的“亚溪家庭”仅仅是贵族家庭的增值数。 三
当我们试图对亚溪家庭作出明白解释的时候，我们应该正视佛教可能给西藏社会带来的一切影响。对于信仰佛教的藏族人来讲，佛教无疑是所有事务的源头，佛教同样也是生活的重心，每一个藏族人通过佛教明白功德轮回的思想，也接受了死后赏罚和天堂地狱的观念。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曾造成了藏族人对于达赖喇嘛无条件的忠诚；也正因为如此，使得藏族人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一种似乎可以预知的世
界里而感到安全。
说到亚溪家庭，因为它与达赖喇嘛有着血与肉的联系，自然它和达赖喇嘛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最为密切、最为亲近的。虽然在西藏很少有人自由地谈论达赖喇嘛幼年时期与他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但是在一个亲情关系尚未受到外界制约的家庭里，所有的人情都会得到保障并能够顺应人应具有的情感来相互感应。达赖喇嘛的转世述没有被认定的时候，灵童和所有的藏族儿童一样，能够与自己的母亲同睡在一张床上，不时地得到母亲的抚爱，也像其他儿童一样有时遭到父亲的责驾。但是由于灵童身份的突然界定，普通的亲情就开始受到干扰甚至破坏，个人、家庭的命运在顷刻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巨大的变化中值得注意的是灵童父母的切身感受，这种感受在某种意义上还反映了西藏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理念。在过去的西藏，人们往往沉酒于一种神圣而崇高的宗教设想，把所有的力量和精神倾注于宗教信仰，对于活佛的转世表现得异常热诚和崇奉。而达赖喇嘛高居众活佛之首，没有任何一个灵童的发现能够达到达赖喇嘛转世那样的声威显赫。正因为如此，达赖喇嘛灵童的被界定，自然给当事家庭带来极大的震撼。突如其来的身份变化和界定，灵童的父母会感到信仰的力量和命运把自己毫无准备地推进了一个近似虚幻与不可置信的环境——成为达赖喇嘛的父母。当意想不到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可能会失去了作为普通人应该有的勇气和自信，像个需要指点的小孩一样，面对突然出现的巨大裂缝可能会感到无比恐惧。但是这种感觉并不能说明他们单纯幼稚到一点也不清楚宗教，也不能说明他们在虔诚的信仰行为下从不去幻想。［16］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他们可能会在内心深处涌动着迷茫，因为他们不再是普通的一对夫妇，他们和与他们有关的所有的人都要重新审视他们自己和“达赖喇嘛的灵童”，而家里的人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无所顾忌地看待这位不同寻常的“灵童”。尽管这个灵童仍然是儿子、仍然是家里的成员，但他已经高高在上，今非昔比。灵童的母亲和家里人的言行很快就变得谨慎而有礼貌。父母和家里人的态度自然会使这个作为灵童的孩子意识到自己与别的孩子开始有了区别，他可能不安地用稚气的心狐疑地看着周围，孩子的心不会因为宗教的神圣而脱去稚嫩与困惑；然而整个环节由于被宗教的光环所笼罩，并且宗教的光环始终折射着突如其来的个人感情变化，何况这种宗教的光环还通过每个信仰者的认识而无限夸大，因此使得灵童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原有的亲密感情变化而带来的痛苦被宗教的神圣所掩盖。
尽管“宗教感情”对于藏族人是重要的，但是宗教感情代替不了父子母子间的亲情。而每一个亚溪家庭出现伊始，它原来所具有的普通的亲情感情就已经被宗教限量了尺度，这种不近人情的限量尺度即使在宗教的解释下也显得有些残忍。 一个普通的男孩被界定为达赖喇嘛的投胎转世，按照宗教的规定，其父母要把自己的儿子放在宝座上，毕恭毕敬地向他献上哈达。这种时候，无论年幼的灵童是否愿意，他都要高高在上地接受这种亲情的隔离。这以后他要开始接受既定的教育，并且把大部分时间从父母家庭转移到一个他不熟悉的陌生的环境中。事实上对于一个孩子来讲，父母是他的天地，是他所有的幻想世界。他的天地和世界在寻访团认定他为达赖喇嘛的真正化身时，被彻底破坏。一个应该游戏的男孩突然被宗教的概念所限定，他很快会产生被剥夺幼儿快意的感觉。他的父母不再整天守候在他的左
右，他自己也不能像原来一样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剩下的时间里，灵童会被置身于陌生的新环境之中，尽管左右有人伺候着，但是孩子的孤独感不会因此而减少。［17］同样的感觉还会出现在灵童的父母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上。灵童的父母可能在内心深处混揉了优虑与期待，未来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可知的。他们将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去应付环境变化和人际关系上的变化。灵童父母被周围的人称之为“加亚”（王父）、“加雍”（王母），他们原有的名字会随着他们身份的改变而消失，这一连串的变化不能不给亚溪家庭的成员带来心灵上的震撼。
亚溪家庭一进入拉萨，会有更大的不安等着他们。他们要学会上层社会的礼仪，因为他们将要不断面临各种庆典活动。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学会适应各种礼仪上的应酬。，虽然家庭地位的变迁，给适应应酬提供了条件，但是学会礼仪和应酬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何况在没有人提醒和没人引导下，他们内心的惶恐不安是可以想见的。
在欢迎达赖喇嘛灵童以及新亚溪家庭时，地方政府按照习俗在靠近拉萨入口处的一块平原上，置立一座巨大的天幕营帐，营帐中心是饰以“玛恰钦莫”（大孔雀）的蓝白相间的大帐篷，里面放置着木雕的宝座，这是专为达赖喇嘛准备的。之后，政府办事人员把灵童及其家庭成员迎接到罗布林卡。此时的罗布林卡内已有许多僧俗官员、贵族家庭内的成员以及三大寺的堪布等人在恭候灵童及其家庭成员的到来。灵童一行人坐定后，开始依等级呈献最为高级的哈达和礼品，礼品主要包括古董瓷器和丝绸锦缎等。西藏地方政府会在这一天里举行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对所有参加欢迎的人提供酥油茶和“卓玛哲斯”（人参果油饭），并为灵童及其新亚溪家庭成员献上传统戏“噶尔”。这些仪式结束后，灵童被迎请到他个人的寝宫，而新亚溪家庭成员则被迎请到政府专门为他们准备的住处（由于新亚溪家庭的亚溪府第需要建立，故在新的亚溪府第落成前家庭成员暂时住在罗布林卡院内）。欢迎达赖喇嘛灵童的庆典活动，对于亚澳家庭成员来讲是第一次接触达官贵人，也是第一次遇到的而且一定满要应付的大的庆典活动。［18］
诚然，对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家庭，突然间常常面对盛大的仪式和列队恭迎，不能不说是个措手不及的事情。为此，新亚溪家庭的成员为适应新环境所作出的努力是非常大的，而使新亚澳家庭成员感到安慰的是贵族社会显示出来的“宽容”。［19］为了取悦新的亚溪家庭，旧贵族收起了平日的傲慢情绪，对亚溪家庭成员所表现出来的不符贵族之言行，不会表现出任何埋怨的情绪，他们通过与亚溪家庭成员之间的聊天来营造一种充满微笑的轻松气氛。这种气氛使新亚溪家庭成员在新环境中不会因自己言行的不得体而感到羞愧。而贵族们所表现出的轻松温和与豁达确也包含了许多人际交往中的真诚。［20］
既然现任亚溪家庭成员不能干预政治，那么他们只能去充分体验因达赖喇嘛而获得的特殊的荣誉和享受舒适的生活。政府为新亚溪家庭准备“堆积如山的礼物，有一袋袋米、面粉、酥油和茶叶，丝、锦缎、地毯”等，同样政府为新亚溪家庭提供“强佐”（管理新亚溪家庭内的财务）、“涅巴”（司库）及其男女不同分工的仆人。［21］新亚溪家庭的成员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学会与贵族社会的人际交往和社交活动方面
的模式，学会西藏贵族们的生活方式，适应阔气的消费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22］既然已经有了生活方式的标准，新的亚溪家庭就要逐步修正自己原来所熟悉的生活。当然，亚溪家庭自身找不出什么明确的参照物，但是无论在住宅、家具，或类似服装以及贵重物品的使用和消费上，亚溪家庭的成员应该学会模仿旧有的贵族，并且作为神圣家庭，在某些方面还要与其他贵族有所区别。
新亚溪家庭的生活活动往往与当政达赖喇嘛的生活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每逢新年，新亚溪家庭成员都要到布达拉宫给当政达赖喇嘛拜年，这对生活在庄严、堂皇环境内但远离人群的达赖喇嘛和他的家庭成员来讲是一个激动的日子，全家成员的欢聚多少带来些温馨的亲情，会冲淡政治和宗教所形成的复杂关系。新年当天，新亚溪家庭的成员会在凌晨一点左右起床，给家中供奉的神坛上香，然后坐在客厅排好的位置上，接受管家与仆役们的新年札。之后会立刻赶往布达拉宫参加凌晨两点的仪式；一般来讲，凌晨一点达赖喇嘛会在布达拉宫的阳台举行简短的析祷仪式；祈祷仪式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寝宫，这时亚溪家庭的成员会在他的寝宫里等着他。［23］此外，新年对于新亚溪家庭来讲还标志着一个重要日子就要到来，即当桃树开花带来了春天的魅力时，当政达赖喇嘛会在这个时候从布达拉宫迁移到夏宫罗布林卡；这个时候新亚溪家庭会有机会同达赖喇嘛一起迁居，家庭欢聚的日子也就比平常多了许多。当然，对于新亚溪家庭来讲有许多值得欢乐的典礼和聚会。在他们接受这些礼仪的时候，逐渐开始积累对贵族社会的认识和对贵族生活的熟悉，并且在逐渐积累的过程中使自己也趋于贵族化。
新亚溪家庭一旦被认可，自然会在贵族们为利益所设立的人际关系中成为中心。对于这一点，聪明的摄政以及贵族官僚们并不想回避主子与自己的利益均等问题，所以，亚溪家庭一开始活动便会成为贵族人际社交舞台上的主角。
亚溪家庭的产生，似乎松动了以土地、血缘为基础的西藏贵族网，但厦，亚溪家庭的产生对西藏贵族整体性并没有构成威胁。亚溪家庭的尊贵源于达赖喇嘛，也源于中央王朝的册封，又因亚溪家庭不能干预西藏政务，所以他的贵族家族标签不会引起贵族内部的嫉妒。由于达赖喇嘛的原因，一个普通的家庭一跃成为大贵族。这种突变，使新的亚溪家庭在人际交往中仍然会保留着淳朴的乡村式的轻松，它不同于那些背负着沉重家族包袱的旧贵族家庭。这无形中减少了贵族社会的戒备心理，而趋于一种新的平衡。
达赖喇嘛的产生造就了亚溪家庭，这似乎是一种固定的形态，也似乎是一种静止的结构。但是，中央政府在封赐达赖喇嘛的同时可能也会废止达赖喇嘛，同样贵族集团也可能会在极大的权限范围内控制当政的达赖喇嘛及其家庭。毫无疑问，达赖喇嘛的家庭必须适应贵族社会的利益需求。所以在很大意义上，亚溪家庭的产生犹如游戏，仅仅说明了一种宗教可以解释的神话，而这一神话在一定程度上使特权和头街的适用得以充分生效。
在西藏，每一个亚溪家庭的产生都是一次重大的事件。上至大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会关心这件事。每一世达赖喇嘛的圆寂和灵童的寻找认定都会给西藏停滞的政治带来不少活跃。西藏广大民众对达赖喇嘛及其亚溪家庭神圣的认知源于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