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发行量和收视率的变化不是由媒体自己统计和发布，而是由独立的市场调查公司来进行。无论是发行量或收视率的下降，还是投资者对股票的抛售，都会令媒体公司的管理者和拥有者感到不安，这也使得管理者不可能放手进行新闻报道。
来自广告商的压力不容忽视。广告商既然是出钱人，他们便公开地将自己可以对新闻内容施加影响看作是一种“权利”。广告主在决定将他们的数百亿美元用到哪一家媒体上时，在很大程度上总是有思想偏好的。那些进步的出版物根本得不到广告商的赞助，财政经常透支，只能勉强惨淡经营。而能够吸引富有广告商的则多半是能维护现行体制的媒体。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媒体在一些事关大公司利益的报道上常常是浅尝辄止，而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又多多少少受到能源集团和军工集团的影响。
机构官僚化是美国媒体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如美国学者所言，全国性媒介机构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企事业机构，它们所拥有的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是按照等级关系、专业性质等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机构里，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许多官僚机构的特征，表现为政治敏感性强，特别注意平衡与政府及利益集团的关系。而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基层记者和编辑的创新意识和揭黑精神。事实上，即便是在水门事件中表现抢眼的《华盛顿邮报》，如今也一改黑幕揭发先锋的面目，讨伐精神明显减弱，调查性和倡导性报道受到限制。在这种氛围下，“采访记者们”更多地只是被指派到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去采访，并且把获得信息的基本来源寄托在有关部门上，这就便利了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这一点在政治新闻报道中尤为明显。由于全国性的新闻媒介都定期派遣负责政治版和国际版的记者到联邦政府的重要部门进行采访，如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国会和最高法院，并把这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这使得大部分有关政治和国际问题的新闻报道都围绕着政府进行。这不仅有利于政府“策划”议题、引导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记者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并在一些敏感的报道上笔下留情，因为他们一旦得罪政府，就很有可能失去饭碗。
白宫记者团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数目的变化看，1945年的白宫记者团只有25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数字已上升到惊人的1700人。这一数字的变化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使得大量记者必须尽力在同样的时限内报道近乎相同的事件，“不漏报重大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各媒体的竞争点，而为了不漏报，就必须与“重大新闻”的提供者（往往是政府）搞好关系，至少是达成某种默契。二是白宫记者是被派来专门报道总统的，他们几乎整天在白宫打发时光，与总统及其身边人接触频繁，这也使得他们在感情上比较接近白宫，而且长期的白宫生活也使得他们逐渐养成了从“大局”看问题的习惯，与白宫的思维习惯逐渐接近。
同样重要的是，媒体的所有者，往往与政界尤其是白宫和国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互相需要。因此，他们往往比旗下的记者和编辑们要保守得多，更加不愿意冒犯政府与国会。不仅如此，一些前政府职员在离开政府后进入了新闻圈，他们深谙政治运作，更能清楚地看清政府的立场，这也在无形中拉近了媒体与政府的“心理距离”。这些人业务方面轻车熟路，但他们同时也带给了自己的同事更强烈的“风险规避意识”。
四、美国媒体与国会、利益集团的共生关系
媒体可以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观点和立法活动来间接影响外交决策。一般来说，国会影响外交政策，是通过授权和拨款，而宪法赋予的权利则使得国会在影响外交政策方面与政府保持了相对平衡。在国会与政府的这种平衡中，美国媒体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的报道，对其中一方占据上风，或者促成双方妥协与合作，都有着重要影响。
美国媒体对国会事务的报道，首先是使议员们受益。由于国会议员会不断提出新的议案，在诸多问题上做出表态，他们就难免要与媒体频繁接触。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报道不仅会帮助他们传播自己的主张，而且也会在事实上提高他们的知名度，从而为今后的重新当选打下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会议员与媒体有着彼此呼应和共生的关系。对美国媒体来说，就影响对外政策而言，在白宫之外，国会山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而基于国会对政府的影响力，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外交主张，进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是媒体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对国会议员们来说，这也是广泛宣传自己外交主张的重要机会，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声望。
利益集团也不会放过通过新闻媒介来制造舆论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机会。正如戴维·杜鲁门所言，任何一个正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宣传活动，尽管很少标榜，但其目的就是要影响涉及其权益的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政治就是一场社会上和政府里不同的个人和集团竞相通过大众传播过程来对其思想、形象和信条施加影响的激烈竞争。”（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页）这其中，利益集团是试图影响外交政策的最活跃的角色之一。
据统计，目前有大约160个国家雇佣美国的公关公司和游说组织致力于加强与媒体、政府和公众的联系，以期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而这些利益集团通过美国媒体影响美国外交决策最简单也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大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宣传，引起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利益集团深知，对政客们来说，媒体是最无法忽视的因素。因此，利益集团在游说之外，还试图通过媒体来影响议员，进而影响美国外交决策。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磨合，媒体、利益集团、国会乃至政府，如今已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生物链：媒体通过对国会施压讨好了利益集团（这样会吸引利益集团和大企业给他们投资和做广告，而这在美国媒体经营状态不佳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利益集团通过媒体影响议员，进而提出一些对它们有利的议案或者做出有益的表态；而国会议员则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负责任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益集团的支持，为将来获得更长远的收益打下基础。
事实证明，在美国，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对外政策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太多的力量参与其中。正如查尔斯·A·比尔德所说：“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公民和团体在忙着制定和讨论关于治理世界的宏伟计划。”（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1页》）而这种复杂性，也体现在媒体、国会与政府联动的过程中。
由于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媒体在直接影响政府之外，也会将重点放在国会上，一方面是通过推动议程设定来推进议案的通过，另一方面是通过引导国会议员的表态，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这一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表现十分突出。
媒体在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折射出政府与国会的微妙关系。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科茨所言，由于双方在外交决策中扮演着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角色，彼此都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力量局限”，而政府与国会双方又都很清楚媒体的功用，因而在利用媒体方面也是各显神通。与白宫能够系统地影响媒体不同的是，国会更侧重于个人和小组对媒体的影响，侧重于议题的影响，这也使得国会议员们较白宫更热衷于发表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即便是不十分成熟，也至少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五、美国公众舆论的驱动与新媒体的崛起
媒体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执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对政府施加影响。由于多数美国人对国外缺乏直观的认识，很难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因而在外交事务上缺乏自信，这使得他们更依赖于媒体的报道和专家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民众在外交问题上看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显而易见的。
一个对媒体有利的事实是，美国人对媒体的依赖性非常大，而美国媒体显然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在。根据传播学家的描述，媒体对什么报道得多，公众就可能对什么感兴趣，而公众（也可以说是选民）感兴趣的事，政府就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无形之中，媒体就可以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换句话说，决定什么是新闻，即“新闻制造”是媒体的日常工作，这使得它较改变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而这种新的民意常常会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越南战争是媒体影响民意进而影响对外政策最显著的例子。在媒体的报道下，越战的真相赤裸裸地显露在美国亿万民众的面前。结果，一位“雄心勃勃”的总统被越战泥潭所淹没，一场令美国人羞耻的战争被不情愿地结束，而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电视网通过对战争的报道确立了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而且《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表现也获得了公众的空前好评。
应该说，在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媒体与公众舆论是存在着共生和互动关系的。一般来说，公众关心和热切谈论的外交话题，也往往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使得公众舆论可以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在美军虐囚丑闻中，美国公众对媒体的高要求就对媒体产生了影响，也成为了媒体必须有所作为的重要推动力。
互联网在表达民意、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博客特别是微博的兴起格外引人注目。博客作为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的传播形式，一种内容不断更新的新闻出版方式，在互联网上兴起后，成为了一种越过传统新闻出版部门直接与广大受众见面的新的传播形式。1998年，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案；2001年，“9.11”事件使得博客成为重要的新闻之源；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博客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让传统媒体汗颜。
近年来，微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和它潜在的文化号召力，也为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和学者所认知。在美国，许多学者一方面通过定期更新博客以求更广泛、更直接地与世界各地受众交流，从而起到公众外交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不断通过微博及社交网站与各界进行更为及时、互动性更强的交流，茶党的崛起就与此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客以及微博
在影响外交政策方面，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们是一种公众舆论的表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传播方式，具有准媒体的效应。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指导方针
——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的体会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总结我们党90年来的发展历程，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目标任务，阐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时候，反复论述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指导方针。
回顾我们党9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能够保持先进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90年来，我们党所推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这三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都是紧紧依靠人民完成的，都是我们党同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接续奋斗的结果。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党面临复杂多变的严峻考验，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然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为此就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胡锦涛同志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而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种种考验和危险中，有一种危险就是“脱离群众的危险”。
其所以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是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
首先，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和发展着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这四个方面的多样化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向我们党执政和领导的各项事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四个方面的多样化、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影响，也使党的建设遇到前所未有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例如，当前，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表现上都发生了变化，对财产性资产的追求要比以前来得高，民主法制意识和公平尊严意识日益强烈，政治参与热情也越来越高；由于我们党是掌握着公权力的执政党，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上，人民群众自然要把我们党作为其利益需求倾诉的主要对象，而在征地、拆迁等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上，群众更把矛盾追溯到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身上。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在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中反映出来。
然而，另一方面，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党员干部不断的新老交替，群众工作面临着不少新问题。如有的党员干部宗旨意识不强、群众观念淡薄，不依靠、不相信群众，甚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有的党员干部群众立场不坚定，一事当前只为自己、而不为群众考虑，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甚至见利忘义，以权谋私；有的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方法简单，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不了解、不熟悉，习惯于发号施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如此等等，这些新问题是与我们党做好新形势
下群众工作的要求相违背的。
正是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系统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党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指导方针。
一、从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上重申和强调党的群众观点、群众立场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90年来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这种群众观点、群众立场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和指导思想所决定的，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和人民的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而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上，之所以始终坚持这种群众观点，也是因为群众观点是指导我们思想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去看待党的群众工作，才能牢固地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等等。与过去相比，我们现在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了，我们所掌握的各个方面的资源大大增加了，我们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大大丰富了，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问题，我们必须真正在思想上弄清楚：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群众观点、群众立场都不能丢、不能忘。
二、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奉为“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在我们党由夺取政权的党发展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以后，显然更应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奉为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这里所涉及的，首先是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问题。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首先意味着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与此同时，又要坚持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兼顾好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引导群众摆正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办好顺民心、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
这里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正确看待和对待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要坚持党的群众观点、群众立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牢记住：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用权力去谋一己之私。在这个问题上，正如胡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