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理论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即使在今天，这种理论也 并没有完全失去它对现实的阐释能力。因为，在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中， 当市场行为不只是作为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方式存在，而且也作为 人们的精神需要的生产、交换方式而存在时，这意味着市场对社会的 操纵已达到极限，连人的意识和无意识领域也不放过。这无疑是一种 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只不过，这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已不再具 有对抗式的特征，而是表现为更加复杂和隐蔽的形式。这就是说，在 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没有“终结”，而是其形态模式发生了转型， 即以商业消费为机制的文化吞没了具有对立意味的意识形态。如果 说，具有对抗意味的意识形态由其信仰的内容决定其性质，而转型了 的新式意识形态则不问信仰，消费就是一切。
“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当代资产阶级文化时的一个特 殊用语，它有着十分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语境，那就是，“文化工业” 是指资本家控制下的文化生产，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资本这只无形之 手在背后的操纵和扩张。这是“文化工业”的一个基本要义，也是认 识“文化工业”的出发点。 相关链接：
批判学派(Critical Theory)，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大 众文化(Mass Culture)。 参考阅读：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等译：《快感：文化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
由成立于1923年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一些成员组成。1933年希特勒上台，德国掀起“排犹”浪潮，社会研究所迁往美哥伦比亚大学。1953年，社会研究所在法兰克福重建。虽然1933年后社会研究所被等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但其作为一个学派的概念则形成于 20世纪 60年代。
法兰克福学派分为两代：
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等 第二代则以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
社会研究所初拟名“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后也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个特点决定了“法兰克福学派” 的基本思路。它以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整合了精神分析、存在哲学（后期还包括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等现代 思想，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批判；以对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工业文明的批判为核心，以非压抑性文明和交往合理性重建为目标；其研究范围涵盖哲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心理学、政治学、美学等领域。它是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其影响力超出了学术领域，甚至引发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各国的激进运动。
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理论又称“批判理论”（critcal theory），是一种介于社会理论与哲学话语之间的批判理论，是一种对待现代性的哲学立场，结合了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和康德的批判哲学。该派学者通过对其他思想家和传统哲学的一系列批判来表述他们的观点。
该学派的发展是对话式的，起源是辩证的，这也是它运用到社会现象上去的方法。它一开始就拒绝采取一种标准的或学说式的立论基础，而是不拘一格地阐发其独立的理论见解，具有巨大的开放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哲学，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与重建为主题，其首要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著作揭示阶级社会的潜在矛盾，以引发进步而积极的社会发展。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没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他们都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并相信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避免危机和对付因无产阶级革命而可能引起衰亡的策略，工人阶级已经陷入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致性倾向中，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机会减少了。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新的研究方法应该与传统的哲学理想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哲学的任务必须是一个“不断解释的过程”。对阿多尔诺来说，解释就是从社会世界的文本中构建历史的真实，而不是误倒或停留在表面。为了认清真实，仔细分析，人们有必要退后一步，不断加以批判，动摇已被接受的概念系统，以便从被压抑和束缚的科学理性中破除概念化的思想，在通往似乎无法避免的资本主义“进步”道路上找到裂缝和出口，这就是批判理论家的任务。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在各自的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别，但都强调批评的力量，认为通过批评的意识形态，有助于形成对打破现有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的认识。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最重要，也是影响最为深广的组成部分，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理论基点。在他们看来，文化产业是众多观念的大众化和由此形成的文化同一的结果，它使得建设性的政治行动很难展开。从总体上说，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持坚决批判的态度，而且这一批判传统对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社会和战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分析提供了两个最为典型的语境。在他们看来，普遍的、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是成功获得垄断资本的主要手段。霍克海默认为，艺术作为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产品，具有一种乌托邦性质，它能够唤起人对自由的回忆，而使流行的标准显得偏狭和粗俗。大众文化使人丧失了对艺术的理解能力，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性与艺术生产的具体内容和真理没有任何联系。法兰克福学派中对大众文化批判最为激烈，影响也最为深广的是阿多尔诺，“文化工业”正是阿多尔诺用得最多的术语。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文化工业”基本上是大众文化的代名词，理由是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种大杂烩，它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所以是一种文化工业。 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它是民主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不民主。他们认为，大众文化观念是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支配着一种非自然的、异化的、假的文化而不是真实的东西，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之间原有的区别在大众文化“风格化的野蛮主义”中全部消除，甚至古典艺术中最“否定”的典范也被吸收进马尔库塞后来称之为“单向度”的外表中。
法派批判大众媒体内容浅薄、标准化。造成受众缺乏批判精神，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顺民。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一直是其特别重要的部分。他们把主要注意力指向如何理解世界中否定的、批判的力量的消失上，集中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处于第二位的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建设方面。因此，它重点关心两个问题：权威的结构与形成，大众文化的出现和扩散。这导致了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压迫性结构的大众传播与媒体产生了极浓的兴趣，其传播思想集中在对“媒介控制”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不仅是维护意识形态的工具，甚至已成为意识形态。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对媒介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大众媒介即使只作为传播信息和娱乐群众的过程出现，它也是国家权力对受众进行灌输和操纵的过程。大众媒介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
的工具，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
哈贝马斯认为，传播与社会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的交往行为是以符号或语言为媒介，并通过这一媒介来协调的，因而语言成为交往的根本手段。语言“是为建立和改善人际关系服务的”；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通过对话以求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因此，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导向的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权力会导致传播的扭曲，而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传播必须是开放的，它对“解放”至关重要。理想的状况是公共与私人利益应该平衡，而且公共利益应该有足够的力量提供一种自由表达思想和争论的气氛，传播能成为有效地参与决策的必要条件。 相关链接：
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霸权(Hegemony)，意识形态 （Ideology)。
霸权（Hegemony）
“霸权”又译“领导权”，是安东尼奥·葛兰西于20世纪30年
代形成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用来说明统治阶 级维持其对社会控制的复杂方式。霸权描绘了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总 体占支配地位的特殊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强调了意识形态对 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他反思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中的经济决 定论，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的结果。
霸权定位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间，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在某一历 史时期行使社会和文化领导权的能力。统治阶级不是直接压服从属阶 级，而是通过这种能力来维持他们在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 领导权。这一概念的关键之处在于，霸权的运作不是以强力迫使人民 放弃自己的意志或良知，而是解释事物实际上具有的意义，建构公众 舆论，赢得人民对这些解释方式的赞同。这些方式也正好符合霸权阶 级联盟或权力集团的利益，而人民则“心甘情愿”地把权力让与现行 统治力量，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或者说霸权中来。因此，“霸 权”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 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是在它所面对的群体的常识态度和行为 之中确立自身的。
赢得赞同的观念使霸权的概念超越了阶级分析。在文化分析中， 这个概念被用于显示人们怎样组织和理解日常意义、表述及行为，其 方式是以符合每一个人要求为由，把统治集团的利益变成一种明显是 自然而然、无可争议，甚至是唯一正常的普遍利益。这样一来，关注 文化中霸权一面的研究就集中在通常被认为是公正与中立的那些形 式和制度。它们“代表”每一个人，与阶级、种族和性别显然没有关 系。这些制度跨越了公共和私人领域，包含国家、法律、教育体系、 媒介和家庭，它们大批量地生产感觉、知识和意义。除了它们的外在 功能，其文化上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是担负着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的
组织者与生产者。尽管它们彼此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不同专业技能和 意识形态的人员组成不同的人群，一起构建了确立和行使霸权的平 台，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和人类文明，并 被当作实践来体验，谁反对它就成了同整个人类作对。因此，霸权也 是在社会中制造常识和“理所当然”的现实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人们 广泛接受的一系列实际观念中。
霸权是在意识和表述领域里发挥作用的，当社会、文化和个人的 整体都用权力集团解释、确立和传播的术语进行感知时，它就极有可 能获得成功。简而言之，霸权使一个阶级历史地形成的意识形态看上 去是自然而然的结果，通过说服而非强制达成一种共识。这样，权力 不是作为强权而是“权威”来行使，生活中的“文化”内容便不含有 政治的意义了。被支配和被“领导”的社会集团对自身的理解，它同 社会乃至世界发生的关系，莫不是身不由己屈从了统治集团的话语权 威，是与统治集团意识形态同流合谋的产物。
霸权不是一种永恒的状态，总是必须由统治阶级来主动争取并加 以巩固的。因此，它同样也可能丧失，霸权是那些不稳定均势的一系 列持续不断的形成和替代的过程。工业生产组织和所有制的不同形 式，源源不断地再生产着阶级利益冲突，这就使霸权永远无法牢牢坐 稳，一统天下。由于有可能不断出现反霸权的意识和表征形式，意识 形态之中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不断需要更新、 需要继续谈判，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系列的让步和妥协。故此，文化 便是围绕意义的控制权的一块不断冲突、斗争及有限度的让步、妥协 的领地，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话语和实践，盘根错节地纠结着各种社 会权力。统治集团重建霸权的努力，都被表现为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 形式。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是通过市民社会涵盖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 种种机制，来为霸权的生产、再生产和转化服务的。大众文化既不是 大众的文化扭曲，也不是他们文化的自身肯定，或者说他们自己的自 我创造；相反，它是一块角力场，体现的是那些互为冲突的压力和倾 向形构而成的关系。
霸权概念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葛兰西认为霸权主要是知识分子
所作所为的结果。就此而言，大众传媒文化的生产者、传输者以及阐 释者都是在市民社会的机制内部，参与霸权创建和霸权斗争的知识分 子。而机制本身的运转，也取决于知识分子出演的角色。有些知识分 子直接生产霸权观念，有些可能是对之进行阐发加工，还有一些则是 将上方权威下派的使命付诸实行。
霸权概念被广泛地用于媒介分析和媒介批判。要理解大众文化和 意识形态的传播，就应该从社会秩序或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了 解。大众传媒是葛兰西所定义的“市民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是意识形态交锋、冲突的场所。统治集团对媒介的控制方式及程度， 大众传媒生产的基本功效和认识媒介意识形态的社会功效都可以从 这一角度来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遍赞同的舆论”是由媒介 或部分由媒介生产出来的，这种生产过程是异常复杂的。媒介不会围 着权力的指挥棒转，也不会有意识地使自己对世界的描述符合统治集 团的规定，而是在普遍的范围之内或“大家都赞同”的一致舆论的框 架内生存下来，使自己适应于这种一致的舆论。同时，媒介也受统治 集团的控制并帮助它控制社会其他人，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整 个社会的统治思想。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媒介霸权”。
“霸权”概念为文化与阶级、文化与性别以及文化与国家的关系， 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和阐释的整合性框架，开拓了作为一系列实践的文 化分析的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的建构、大众文化的生产与媒介机制的运作提供了一个独特而重要 的角度。 相关链接：
权力话语(Power Discourse)。 参考阅读：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0。
[法]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 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