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届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余价值的理论。但这些廉价劳动力虽然依然存在，但是赖以支撑富士康盈利模式的新生代打工者的心理和生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新生代打工者他们更加娇嫩但有着更丰富的向往和追求，他们自信却脆弱，叛逆却缺乏交流沟通，这就要求富士康必须改变简单粗暴的军事化管理方式，实行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提高待遇，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导致富士康牺牲部分效率和利润，甚至可能导致亏损。这些新生代工人总是要求涨工资，客户却老吵着要降价，这就使以低廉劳力及铁血管理的富士康必然会产生危机，从而毕竟发生一幕幕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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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成：从富士康事件看企业人力资源风险管理
第4章 富士康事件透出的人力资源风险
4.1富士康人力资源风险的主要表现
4.1.1 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
从富士康“连跳”事件的记录中，不难发现这些跳楼者均是年龄在18到24岁之间的，我们所称的第二代农民工。首先，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农民工（很多学者指出农民工是中国的一“特色的群体”，即是中国独有的一个群体），农民工阶层是怎样形成的？农民工从表面就可以看出是从农村出来的打工人员。农民工是一个很难划分并且难定义的阶级。如果把整个中国的社会看成一块三明治的话，那么农民工毕竟是中间的一层，他们的身份很模糊，这些人既是工人却又不是工人，既是农民然而却已不再是纯粹的农民，这样尴尬模糊的身份使得他们在寄居的城市得不到最基本的政策保障。然而工厂雇佣这些廉价的农民工，需要的并不是这些劳动者，而是他们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农民工就像机器一样被利用来获取最大的利润，然而一旦利益有所下降，工厂变会把这些廉价的“机器人”扔掉。就如《资本论》1卷所言“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健康和寿命，一点也不关心。除非社会强迫他去关心。关心劳动者生理退化和精神退化的问题，关心劳动者早死的问题。关于劳苦致死的问题，资本家会说，这种痛苦既然能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为什么要费神去管它！”我们暂且先把富士康的管理者称作资本家，因为他们的赚钱方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几乎如出一辙，就如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潘毅老师所言：甚至随便走进中国的一个工厂，我们就会感到剥削这个词，没有尊严等等这些词汇根不是什么陌生的词汇。
但为什么改革开放初的那些老一代农民工在条件更恶劣的那个年代给人们留下的始终是一个硬汉的形象，而到了生活还算比较富裕的第二代农民工身上却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而且还如此的频繁？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正确认识一下新一代劳动者的新变化。
以“80、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有着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们参加工作不再简单地只为求生存，而转变为在生存基础上追求个人事业的发展，他们不仅看重良好的经济报酬，更看重个人工作能力的的锻练与提高，但是在富士康连基本的生存基础都保障不了，何谈发展自己的个人事业从而难以避免产生种种的消极情绪；二是新一代农民工大多都受过教育，他们不再满足于流水线上的本能机械劳动，而是更偏爱有激情创造性地工作，这也体现了他们不仅看重群体价值，更加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但在富士康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流水在作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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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也无处谈激情。三是他们对自身的权益更了解更关注，对军事化的工厂生活和粗暴的管理方式非常排斥，对于管理者不再盲目服从而是转向了追求人格尊严与平等。
据统计现在80 后90 后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6 成以上，已经成为了中国劳动力的主力军，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23 岁左右，近8成未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法律意识都已经比第一代农民工有了明显的提高，接受适应新事物的能力更强，同时在城市中已经形成了比较高的心理需求，他们不会满足社会地位低下并且极低的工资水平，迫切要求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但因其学历低、能力差而多在城市从事基础制造、低端服务业，从而被城市边缘化，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面前迷茫着、观望着、等待着。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进入现实工作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让这些心理尚未成熟的打工者难以适从。他们会觉得怀才不遇，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逐渐对学习和生活丧失兴趣，产生厌世感，加上工作难以适应、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一些人就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
这些新一代农民工进入富士康公司工作，迎接他们的是极其单调的流水线作业、紧张的工作节奏，经常的加班加点，难以承受的工作压力，这样单调的工作把他们一个个变成了只会动的活机器。他们不知道这样单调的工作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才是出路。对于过少的接触社会，富士康中冷漠的人际关系，稍微的工作疏忽而招致的严厉的惩处和责备，都容易使这些年轻的员工产生抑郁和绝望情绪。然而富士康公司没有及时认识和应对员工的这些本质变化，仍然沿用老一套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来进行管理，矛盾冲突就在所难免，接连的跳楼事件也就“顺理成章”。 4.1.2 两代农民工的异变
对于两代农民工的最大不同是新一代农民工的抗压力明显的较弱，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代农民工做一下对比，从而更清楚的看到第二代农民的异变。
首先，两代农民工在身份的自我认同上不同，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在外打工，但他们清醒的意识到自己还是个农民，在农村还有一个“家”的归宿，第二代则不同，在农变城的飞速转型下，他们已经分不清自己在社会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工人还是农民，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如潘毅老师所言“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第二代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模糊从而导致了更加尴尬的生存境地。
其次，第一代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他们有着目标和一种美好的寄托。尽管压力很大，但他们心中始终想着挣了钱可以回家，挣了钱可以回去盖新房，让家里更体面，让生活活的更滋润。因此，再苦再累，也被自己的美好目标所稀释，哪里还会去自杀。 “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从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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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父母辈那样想过回家做农民，他们踏上的，是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潘毅：《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劳工》），他们想彻底摆脱农村，更多的追求是能够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一席安身之地，于是在这个他们根本不处于什么优势地位，甚至可以说他们处于下层的社会里，第二代农民工对自己抱得希望越大，失望也就会越大。
再次，就是第二代农民工之间绝对工资的增加与相对工资的减少上来分析。第一代农民工虽然每月工资只有几百块，但按照当时的物价及消费水平，足以使得他们在城市立足，甚至还可以把家人接到城市共同居住；然而现在，富士康平均工资（含加班费）可以达到1000－1500元，甚至可以达到2000元，但依据现在的房价物价等等，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相对少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这样的大城市租一间最起码使自己有“尊严”的立身之地，至少也得近千元，再加上平常自己日常所需，一个月的工资便所剩寥寥无几了，更不用谈上什么城市生活的基本的享受。他们的幸福指数便会很低很低，觉得自己活的没有多少尊严，从而他们产生消极情绪也日益增加最终而酿成跳楼的悲剧。
4.1.3员工之间的致命锁—薪酬
面对员工接连自杀事件，来自富士康员工的解释是富士康公司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员工关系冷漠，然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冷漠正是薪酬低的具体表现。 2010年05月17日《三湘都市报》采访的富士康员工小英叙述：就在上个星期六，她因丢了钱包，门卡和钱全部掉了，不能到食堂吃饭。她想问寝室的室友怎么补办，但所有人都对她爱理不理，更别提说借钱了。她又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担心，只好在里面饿了两天，一度在寝室里放肆哭，也没人管。她说“除了身体上的劳累，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工友间的冷漠。”这种冷漠，这种淡然皆因为富士康员工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关心其他人，因为富士康的薪酬太低，他们只能把所有的时间用到加班上去，这样他们才可以得到能维持生活的工资。从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淡然。薪酬也就成了员工之间的致命锁。
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在农村或在家族式小工厂，员工们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会有许多疏解渠道，那里有家人乡亲朋友和许多倾诉对象。然而在3平方公里的地域上聚集着40多万人，80%以上都是“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富士康企业精神的“严谨”，但企业文化对这些员工的精神生活却关注不够。富士康的一线员工接触到管理者就是线组长，这些人是从熟练工人中提升上来的，这些人的管理水平和素质不高，加之他们也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所以对下属粗暴管理、恶言相向的现象屡屡发生。这样一线员工上班时面对的是冷漠的机器和粗暴的管理者，下班后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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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是冷漠的同事。上班时不能说话，下班后无处说话，甚至也没有时间说话；在人的海洋中却没有可交流、交往的人，人人都是一座封闭的孤岛。这样的环境下富士康员工的心理不免会发生崎岖，这些员工也就会出现了像埃米尔·迪尔凯姆说的那样产生自杀现象。 4.1.4 薪酬风险
富士康存在的薪酬风险为什么会出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富士康工资待遇低，迫使员工加班来保证正常的生活水平。
虽然有很多人提到富士康的员工每月能拿到两千多元的工资并享有社保，但实际上这些员工如果没有加班费，他们每月只能拿到900元左右的当地最低标准工资，对于最低标准工资是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意味着生存的最低成本，即只能活命的钱。因此几乎所有准备进入富士康的打工者，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都希望多加班，因为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无法实现期望的收入，甚至连最低的保证正常生活的工资都拿不到，所以富士康员工唯有通过加班来实现。对于员工具体怎样的工作时间，对于一个月能拿到的工资，我们就以网上可查到的富士康公司规定的“作息与薪酬”为基准做一个简单计算：
作息时间：每周五天(40H)工作制；
月度收入情况：员工底薪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加班费：周一至周五按1.5倍 周六周日按2倍 法定节假日按3倍支付 据此计算底薪为900元的员工情况：
①员工每月正常工作小时为：22×8=176（天） ②小时薪酬为：900÷176=5.11（元小时）。
③假设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加班4小时，即工作12小时计，则每月的收入为：900+22×4×5.11×1.5+12×4×5.11×2=2065（元）。
但是在工作时间外，还有至少4小时的非工作但不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包括：起床、早餐1小时、中餐加休息1.5小时、晚餐加休息1.5小时）（见《三湘都市报》5.17）所以如果工作12小时，就有至少16小时是不能自由支配的，剩下8个小时除去睡眠，还能剩多少！所以虽然依据的900元底薪是最低的，但即使在此基础上再上浮50%，与员工繁重的劳动和长时间的加班相比也是极不相称的。因此工资低必定是是该类事件的一个主要诱因，员工连自己的支配时间都没有，为了保证正常的生活，每天面对着机器重复着机械运动通过，员工不得已通过加班来获取维持生活的工资，员工面对这样的压力，这样的环境，产生消极情绪，产生自杀念头也就并非是意想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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