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公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同治元年）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同治元年）
第宜束身圭璧，法王义之、陶渊明之襟韵潇洒则可，法嵇、阮之放荡名教则不可耳。 （同治元年）
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 （同治元年）
知不知，壹听之人；顺不顺，壹听之天而已。 （同治元年）
危急之际，惟有专靠自己，不靠他人为老实主意。 （同治元年）
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
之法莫精于此。 （同治二年）
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同治二年）
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 （同治二年）
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不特吾之言当细心寻绎，凡外间有逆耳之言，皆当平心考究一番。（同治二年）
俭以养廉，直而能忍。 （同治二年）
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功夫，第一莫著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同治二年）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同治三年）
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同治三年）
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 （同治三年）
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同治三年）
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亦日进，言亦日醇。 （同治三年）
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 （同治四年）
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 （同治五年）
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热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养生亦然，治天下亦然。 （同治五年）
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同治五年）
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
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 （同治六年）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 （同治六年）
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同治六年）
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 （同治六年）
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 （同治六年）
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而神钦。 （同治十年） 点评：
修身是《曾国藩家书》中所花笔墨非常多的一个部分。古代
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一直遵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可见修身是这一整个过程中的基础性环节，修身都未做好的话，其它的都无从谈起。
立志同样被置于一个很根本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在曾文正公看来，无论是求学，还是修身，立志都是一个大前提。人一旦立下了志向，对于真正的圣贤豪杰来讲，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更不用依赖于他人了。只有立下了远大志向，就开始自觉地发奋自强，办起事情来也能考虑周到，这就在修身方面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内在动力问题。自然而然也不会在行动中遇到挫折时就怨天尤人，而是更加约束自己的行为，守身如玉，加深修养，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自己。由于立下了志向，不会好高骛远，贪图名利。这反映到生活中去时，他也只会选择那些真正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可见，立志对于修身来讲，实乃一大根本也，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后生学子来讲，仍具指导意义。
曾国藩在修身方面讲了很多要点，这里不妨就其精华做一概括。首先，勤俭是个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作为一位君子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为此，曾文正公甚至还开出了具体的实践方法，诸如做到“勤”字，需讲求早起、有恒、重也；做到“俭”字，则需注意衣服俭朴、少用仆人等等。如此细致入微，真可谓谆谆教诲也！当然时至今日，如何做到“勤”“俭”二字，我想生活中的具体事项肯定有着更广泛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