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教案
导言
一、思想与思想史。中国思想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思想一词来源于中国古典的
语言文字。最早见于三国时曹植的《磐石篇》诗：“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本义是思量、想念的意思。（《辞源》1988年版）它们都有心在字里,说明古代人们认识的误区，也说明中国人认识到意识和生理之间的关系，认为思想是由心完成的，现在人们还说心想事成。而且人的思想与心的活动也有关，如心跳速度等。 《辞海》1989年版的解释是思维活动的结果，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的解释更为完善：“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思想的内容为社会制度的性质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中，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代的事情。葛兆光认为思想史是几千年来人们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多少代人苦苦追寻的宇宙和人生的意义，多少代人费尽心思寻找的有关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观念和方法，影响着今天的思路，使今天的人依然常常常沿着这些思路思索这些难解的问题，它的历史是有很多的重复。张岂之认为思想史是人们社会意识的发展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
二、 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中国近代研究思想史的人远没有研究哲学史的人为
多。即使现在，要找一本合适的思想史教材也不很容易。而走进图书馆，哲学史的著作比比皆是。以往的思想史的著作并不多，有名的有：
蔡尚思《中国思想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常乃德《中国思想小史》（1938）钱穆的《中国思想史》（1952）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1979年）何兆武的《中国思想发展史》、褚柏思的《中国思想史话》，张岂之的《中国思想史》等等。其中部头最大，影响最大的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为精简起见他还编缩了《中国思想史纲》），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内统治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依然是影响巨大。值得推荐的在形式上比较好的是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三卷），在理论上比较新颖的是葛兆光所写的《中国思想史》，后面这几部在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得到，还可以适当看一些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如胡适、冯友兰、萧捷父、任继愈的哲学史，它们在很多方面是大同小异的。 三、 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思想史和哲学史是有区别的，但现在所写的多大
同小异。因为思想史的范围太过宽泛，所以人类的一切思想都可以纳入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现在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哲学史是由精英的思想构成的，而思想史可以是包括大众的普通思想的；二是思想史带有明显的世俗性，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而哲学史则相对要抽象一些，理性一些，现在看来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此。 四、中国思想史的特点：
1、重伦理和政治思想，自然哲学的份量较少，思想家们在论述自然哲学时，有不少是道德伦理思想的扩大和延伸。
2、重辩证思维而短于逻辑思维。所以中国思想史上辩证思维很活跃，而逻
辑思维较滞后。
3、中国思想史重视天人合一。尽管天人合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
但注重天人相通则是共同的特点，尤其是儒道两家最为明显，如儒学力求把人间的道德律令扩大为天的道德律令，如 “替天行道”顺乎天而应人，在个人行为上主张发乎情而至乎礼。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中医学。处决罪犯多在秋季以符合节令。并试图说明以人为中心的天、地、人的社会和自然的结构模式都被道德律令所支配。
五、 学习中国思想史的要求。
1、课堂上的形式要求，要往前坐，不能坐在后面开小差。
2、要多看多思。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怡，要达到能与老师进行交流至少要领会的程度。这是一门难学的课程，需要长期的思考与学习。对原著也要经常按要求阅读，以求温故知新。每次上完都有一定进行思考的时间，可以交流或解答问题。
3、 思想史的学习研究与社会史的学习研究想结合。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
思想体系的产生，都有其社会历史原因，不是凭空出现的。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要 注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4、 注意社会思潮的研究。所谓思潮，就是一个历史时期思想领域内的主要倾向，它往往反映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的相互联系。
5、学习思想史应注意科学技术史的成果。中国科学史的一些特有的范畴、
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科学技术成果的概括，又是人类思想升华的结晶。如道（各家有各家的道）、气、阴、阳这些概念，就是在当时天文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概念和范畴又推动了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发展。
6、思想史应研究思想源流的演变。各个思想学派的兴衰变化，学派间的相互辩论和承袭融合，前代思想家对于后世的影响，以用后代思想家对于前代的继承和发展，这些都是思想史中的重要内容。
7、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中，要加强对各种思想学派和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的理解，实事求是的进行分析。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是相当复杂的。对一位思想家来说，早期的思想有可能和晚期的思想不同（很多人是有一个晚年的倒退或保守），即使在同一时期，他自己的言论也可能会有不少矛盾之处，这些都要进行全面的研究。
第一讲 思想的产生
一、 思想产生的条件。思想当然比意识要进步不少，思想的产生有三个条件，
1、不是说人类意识中的任何活动都是思想，只有当思想脱离了实用性即超
越了实际生活与生产的具体意味时才成之为思想。
2、这种思想中形成了某些共识，即被共同认可的观念，思想活动有了一定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形成了一些至少在一批人中共同认可的，而且可以说明不止一个事实的观念时才是思想。
3、思想必须有符号记载或图像显示，困为没有符号或图像，思想不仅不能
交流，也无法传下来为我们所研究，只有古人把他们的思绪与心情留在了他们的文字、图饰、器物等等之中，传达给他人，留给后人，思想才真正进入了历史。
二、 夏商时期思想的萌芽
1、 绝地天通”的神权垄断——从自然崇拜到上帝崇拜
天命神权是夏商统治者尊奉的宗教世界观，这种宗教世界观民一切宗教意识 一样，“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不过，这种超人间的力量在原始社会只不过是自然力量的化身。夏商奴隶主贵族的天命神权论不是突然产生的，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人们无法控制和解释各种自然现象，首先出现了自然宗教的意识。最初人们所崇拜的是自然的异已力量，后来又幻想到各种自然现象背后都有神灵在支配(如人对于死亡的认识，有一天人睡下会起不来了)，产生万物有灵的观点，如人们认为日月山川都有自己的神灵在主宰，如山神，土神，河神等等，在原始社会还出现过图腾崇拜（让学生解释图腾）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共性。如洪水、生病、生育、风、雨、电，至今不经常是人们幼年认识社会的必经之路。这些自然现象反复刺激人类的大脑皮层，人类从无数次的观察中终于总结出了一些规律。
恩格斯曾把原始社会的宗教称为“自发的宗教”，把阶级社会的宗教称为“人 为的宗教” 中国古代也是有自发的宗教，几乎每个人群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 在向阶级社会过渡过程中，奴隶主贵族曾经进行过两次大的宗教改革。第一次传 说发生在帝颛顼时，他借口古者民神不杂，由于“九黎乱德”，致使“民神杂糅” “民神同位”，使神灵无有威严，于是他“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 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浸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第二次据 说发生在帝尧时，他是以“苗民弗用灵”为借口，出兵征伐三苗，所谓“报虐以 威，遏绝苗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 这两次绝地天通可能是 一个部族征服另一个部族后强令被征服者放弃自己的宗教，剥夺被统治者与神相 通的权力面进行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宗教改革。本来原始社会人人平等，人人 可以沟通天神，有的书上甚至说“夫人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情况。所以享有特 权的氏族贵族不能容忍这种现状，借口古者民神不杂而垄断了与天神沟通的特 权，要求天上的神灵也与地上的统治关系相适应，于是上帝神的观念逐步形成。 原始的平等宗教被否定，人人可以沟通天神的时代结束了，原始宗教中的平等民 主意识逐渐消亡，神权开始为贵族所垄断，由自发的宗教变为人为的宗教，从自 然的多神崇拜变为上帝的一神崇拜。
随着文明时代的迫近，奴隶制的普遍化，神权的垄断与王权的形成几乎同时 进行。王权日益强化和集中，在宗教思想上多神向一神过渡，卜辞中有上帝能主 宰风雨变化、年成好坏、战争胜负、行动吉凶，为日月山川的主宰，奴隶主贵族 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上天之子，生前死后都能代表天意，所以相传秦始皇的 传国玉玺上刻的是“受命于天，既受永昌”。这说明中国古代皇帝无论是自己深 信不疑自己是受上天眷顾“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还是故意用这种神圣的光环 来愚弄百姓，自欺欺人。列祖列宗也可以死后与天地同在，同享祭祀，祖宗神与 上帝神合二为一了。（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这种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 世界观，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以血缘纽带来维护宗族统治的历史特征。 2、“治水平土”的经验总结——从征服自然的神话幻想到认识自然的哲学萌芽 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所以产生了崇拜自然的原始宗教，
这
是一方面的情况；另方面，人们又不愿意完全屈服于自然，因而又出现了“用想 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壮丽神话。如传说中的盘古手执双
斧开天劈地，还有女娲补天、夸父追日（旱灾）、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精卫填
海
（水灾）等神话故事，就反映了原始人类要求征服自然的幻想。可是这些神话故 事虽是壮丽动人，但并不是现实的科学反映。人类要想真正征服自然，首先要认 识自然，这只有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斗争中，才能逐步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因此我 们认为，古史中关于大禹“治水平土”这一场伟大的生产斗争，对产生认识自然 的哲学萌芽，有着重要的关系。
根据地质学者的研究，在“新冰期”后，由于冰雪融解，全世界很多地方曾普遍遭受洪水之灾，这在犹太，印度、希腊等地古史神话传说中均有所反映。我国古代以华夏族为中心，长期生活在黄河流域，传说也遭受过“浩浩滔天”(《尚书·尧典》)的洪水之灾。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的祖先曾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据《尚书·洪范》篇记载，箕子在回答周武王时曾讲过一段治水的史影。
?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这段话既强调了上帝的权威作用，但在神权说教 的外衣下又表明了人的作用， 同时也说明五行思想产生于治水的生产斗争之中。箕子在这段话中表明了古代人 们对于原始五行思想的认识：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
曰曲直，金
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洪范》中的原始五行学说，就是我们的祖先通过治水平土的生产活动，最早对自然现象、性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初步观察总结而产生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古代人们的认识是从宗教中分离出科学，从神话中分离出哲学，从征服自然的幻想升华为解释自然的科学的重要过渡环节，其中蕴含着哲学思维的萌芽。
① 包含有差异思想的萌芽。虽然停留在认识的初级阶段，但认识到了事物的简单多样性，注意观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试图从联系和差别中去认识事物。 ② 包含有联系思想的萌芽。五种物质之间有一定的客观联系，但要对其联系进行认识，需要进行长期的实践。如鲧治水未能认识其特性而失败，传说中也有女娲氏积芦灰以止淫水的记载。 ③ 包含有能动性思想的萌芽。禹经过治水平土的生产斗争认识到了五行的各种性能，触类旁通，发挥了一些能动性。如认识到水曰润下的特点，益在卑湿的地方种植水稻，认识到火的性能，又令益掌火，“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滕文公上》）推行刀耕火种。认识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可以制造各种交通工具，做到“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史记·夏本纪》）特别是认识到金曰从革的特性，就令九牧贡金， “以铜为兵”。由于金要经过冶炼而成，故说金曰从革，表示金是人们变革的结果，金（铜）可以在人们的变革下成为各种工具。（这种解释有点牵强附会）这是对自学能动性这种人类特点所作的最早的朴素概括。
三、殷周之际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殷末政治由于纣王的残暴导致了政局的动荡，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平民骚乱，奴隶聚众起义，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如箕子、微子、比干等回
顾了商的历史，预感到纣王的行将灭亡。他们在观察和分析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多少看到了一点人民的力量，多少认识到统治者所谓 “有命在天”是靠不住的，要给人民一点照顾，只有君福民，才能民保君认为君民如父子，只有父母恩育子女，子女才能报答父母，用民心向背来解释国家的兴亡而商纣王至死还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这种观点为后来的统治者所吸收。箕子还说统治者不能作孤家寡人，要多对外界之事进行接触，要在貌、言、视、听、思等五事上多加注意： “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尚书·洪范》）
要求统治者要谦逊待人，要广见多闻，才能使自己变得聪明。周初的统治者更是从商亡的教训中认识了人民的作用，认识到人的主体作用，他们对天命神权思想进行了修正：
“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天有殷。”（《尚书·召诰》）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怀之。”（《尚书·蔡仲之命》） 周公认为“天惟时求民主”，天随时都在寻求适合于作人民君主的人，最初选中夏人，后来夏人“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惟虐于民”，所以上天抛弃了它，命令商“简代夏作民主”（《尚书·多方》）周公曾说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也要考虑老百姓的意愿，作为统治者应该敬德保民，明德慎罚，这样上天才会保佑，才会长治久安。 四、 《易经》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 《易经》又叫《周易》，包括《连山》《归藏》，相传是周文王在伏羲氏所画八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成于战国时的《易·系辞》解释八卦的制作时也说“（包牺氏曾）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并研究?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经过广泛考察，然后画成八卦，虽然是一种传说，但可以说明八卦的制作原是自然界物质现象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司马迁《史记》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相传由于孔子曾对它进行过删订，所以又叫《易经》。它是古代人们用蓍草进行占卜的结果的记录，所以其卦象的符号特别象蓍草。但它并不是一个所写成的，而是很多巫史把占卜的结果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而形成的，先秦的著作大多是如此成书的。《易经》是我国文化典籍里最难懂的著作之一。作为具有一定哲理内容的卜筮之书，它以独特的结构形式和思想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大观园里垒起一座神秘的宫殿。在以政治、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意识形态领域里，开辟了广阔的哲学天地。数千年来，属于不同思想和学术派别的学者，覃心竭力地对它进行解释和阐发，以致它的本来面目尽为神学的迷雾，释道的玄谈以及儒家的义理所笼罩，从而也形成了庞杂的易学体系。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曾有这样的简单说明：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尚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赣)，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瑷、程子(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易》者又援以入《易》，
故《易》说愈繁。? 在易学的历史演变中，《易经》的本来面目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成为一种借以发挥个人思想的工具。（如故事中说有三个秀才赶考，路过一寺，求高僧问结果，高僧以一指示意，无往而不成，这就是天机不可汇露。）《易经》与那些同列为“经”的其他文化典籍相比，后者大多以其固有的思想确定性制约着自身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