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而前者原始的朴素思想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被不断地冶锻翻造；后者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其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起着稳定的作用，而前者形式与内容的分离是造成易学体系繁杂的主要原因之一。
《易经》的形式(本文特指它的卦爻象数系统)和内容(本文特指它的卦名爻辞
的
义蕴)，是在卜筮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起来的。卦爻辞的积累和编排，与卦爻象数 系统的形成各自经历了不尽相同的历程。严格地说，在卦爻辞定形以后，卦爻象 数系统还有过单独发展的历史。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倾向，源于卜筮书的特点， 即形式发展较之内容发展有着更为强烈的自我完善的倾向。这一本质性特征便成 了易学史上产生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两派六宗的客观基础。历代说《易》 者，不外乎义理，象数两途。简单均说，义理即是《易》的内容，象数即是《易》 的形式。它们两者之间虽然尚存有一些联系，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却是不很重要 的。说《易》者各持一端，尽情发挥，互相攻击，以致一些简单的东西变为复杂 了，一些明白的东西也模糊了，《易经》因之被种种哲理和筮术的云雾层叠包裹， 变成最难懂的一部书。
易学的发展史，是《易经》的形式与内容割裂分离的历史，也是它不断走向形 式化和抽象化的历史。对于探索研究整个易学史的读者来说，不厌其烦地分析研 究这一历史过程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才能不为一派一家之言所迷惑和束缚。 一部《易经》集卦辞，爻辞凡四百五十条，从形式上进行分析,依《周易探源》， 可分为六个类型：
1、纯粹定吉凶的辞。例如：《乾》，“元亨，利贞。” 2、单叙事而不示吉凶。例如：《坤》初六。“履霜，坚冰至。” 3、先叙述而后吉凶。例如：《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4、先吉凶而后叙述。例如：《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5、叙事，吉凶；又叙事，吉凶。例如：《讼》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
或从王事，无成”。
6．混合的：或先吉凶，叙事；又吉凶。或先叙事，吉凶，又叙事。例如：《复》、
“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易经》的卦辞、爻辞是古代长时期积累起来的临事卜占结果的记录。《周 礼·春官》说：“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就 是讲的这种情况。它涉及到祭祀、战争、生产、婚姻，天灾等方面的情况，具有 一定的史料价值。这些近乎原始的记录，有的在现在看来也是明明白白的。有些 则因为对当时社会状况不甚了解或因卦爻辞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与传说不了解，或 对求占的事情的具体背景不了解，而颇费猜详。本是零碎的材料，它经过长期的 积累而逐渐系统化，临时占断结果的抽象化，具体事物的哲理化，卜筮经验的的 形式化，在古人思辩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易经》也就步入了充满神秘云雾的 旅程。
以六十四卦为 内容的卦画系统是《易经》的外在形式。它的最小单位是爻： 一和--。爻画相叠而成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八卦交相叠 加而成为六十四卦。八卦互相排列，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来预测未来。数的变化 与八卦交相叠加而形成的错综相对的六十四卦，都折射出客观事物的关系及其变 化。在春秋以前，这一套卦画系统就具有复杂的象征意义，八卦分别代表天、地、 雷、风、水、火、山、泽这八种物质形态。以八种普通物质来代表天地万物，这 已经触及了世界的本源问题，复合卦象则反映出事物的矛盾关系和运动变化的性
质，具有辩证法的因素。
如乾第一：原文是：乾：元亨、利贞。 乾是卦名，也可以指天这种事物。 元亨、利贞是两个贞兆辞。卦爻辞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解释。大概可以归纳为三 种类型：一是贞事辞，它记录者占筮的具体事情；二是贞兆辞，它指占卜时神灵 感应的兆示，如吉、凶之类；三是象占辞，它记录着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异常现象， 比如梦境中的现象，用以向神灵卜问其吉凶。元，大。亨，通。利贞，《说文》 中说贞就是卜问，利贞就是吉利的卜问，是一个好卦。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品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 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 物，万国咸宁。
正如后人所说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象是十传之一，《易·乾》疏中说“圣人设卦以写万物之象，后人用文字以释万物之所象，故曰象。”其内容贯穿着儒家政治伦理思想。《象辞》释卦辞，通常将卦象所表示的自然现象与人的品德行为勉强地联系起来起来加以阐发。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天道刚健，运行不已。君子观此卦象，从而以天为法，自强不息。 又如：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象》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乾乾是勤奋努力，惕为警惕。厉，危险。无咎，没有灾难。意思是有才德的君
子始终是白天勤奋努力，夜晚戒惧反省，虽然处境艰难，但终究没有灾难。 《易经》思相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 1、关于矛盾对立的观念。《易经》书名曾被解释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说文解字》引《秘书》）。阴阳两字虽不见于《易经》，但在易传中大量出现，阴阳对立的观念很早就有了，人们在生产过程和社会分工中看到了矛盾和对立的现象，在生产中也要相其阴阳，观测天气的变化。 2、关于发展变化的观念。所谓《易经》，本义就是讲变易，承认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如《易经》中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 、“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等等，用龙这一变化奔腾的事物用比喻，人们说神龙见首不见尾，由潜、见到跃、飞，象征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同进也看到前进中的挫折，如“亢龙有悔”就是处于困境。用变易的思想来观察事物的发展，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3、关于矛盾转化思想的萌芽。
现在有句话叫做否极泰来，就是出自《易经》。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由难转易，转危为安。在不利的情况下，顺利也可以转为危亡，所以教育人们要有治不忘乱、居安思危。《易经》提出了否、泰、治、乱等矛盾转化的观念，显示了原始辩证法的光辉。 4、关于矛盾转化与人的能动性的关系。
《易》作者还看到了事物矛盾的双方虽然可以转化，但转化的条件和结果却涉及到人为的努力。比如人碰到老虎，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履虎尾，不咥人，亨。??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 这是在人履虎尾的情况下，出现吉凶的结果与人的态度和行动有很大关系。如果 敢于克服困难，老虎咬不死人。但如果腿吓软了，既不会跑，又不敢打，必然会 给老虎吃掉。这说明吉凶这对矛盾的转化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努力， 从而把现实矛盾的转化与人的能动性思想联系了起来。《易》的作者十分重视人
的能动性的发挥，这比原始的五行学说进步了很多，说明古代人的辩证思维水平 有了提高。同时这也来源于对现实社会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如周之代商就是由于 人民的因素。此外，《周易》还提出了一些“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之类的哲学概念。《易经》系辞是对经的进一步解说和发挥，相传是孔子写 的，写得比较明白，而且与现实很多事物相联系，是应该认真阅读的内容。 第二讲 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
一、怨天、尤人思潮的兴起
从西周末年开始，政局相对动荡，私田出现，奴隶逃亡，国人谤王，周厉王命卫巫临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导致国人的反对。这时新兴势力崛起，地主、平民、奴隶渴望变革，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天命神权思想也受到冲击。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思潮。 1、揭露社会矛盾。
《诗经》中记载了大量的奴隶平民以及新兴地主对现实不满的诗句。 ?彼何人斯，居河之湄？无拳无勇，职为乱阶。”（《诗经·大雅·巧言》）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
（《诗经·小雅·正月》）
这些诗篇描述了西周末年社会上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诗经·魏风·伐檀》） 这是对尸位素餐的老爷们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的谴责，为后人对当时人们对于社会矛盾的认识，提供了思想资料。 2、议论转化。
在动荡时代里所产生的富有哲理的诗篇，蕴含着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 “百川沸腾，山冢摧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不仅日月山川在变化，矛盾的对立面也在变化，人们的社会地位在变化。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诗经·大雅·瞻仰》）
“于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 （《诗经·秦风·权舆》）
新兴地主有了土地和劳动力，变得有房屋、粮食，每顿有酒菜，而没落贵族却失去土地和奴隶，饭也吃不饱了，沦为庶人和皂隶。 3、怀疑天命，向往乐土。
西周初年，一些现实的政治家如周武王、周公等人本对天命已有所怀疑，但由于其所处的地位，还对这个神圣的光环进行修补和维护。西周晚期，周天子权威下降，而上帝这个地上王权在天上的投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光彩，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怨天、骂天的思潮，奴隶主的天命神权受到冲击，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诗经》中有许多篇章是人们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发泄，而且集中在上帝身上。大骂上帝不均、不平、残暴、缺德，甚至成为众恶之源，从而否定了上帝的道德属性，否定了这个最高神的神圣地位。从不满转而怀疑，为什么上帝不顾我的死活？从而否定了上帝具有主宰一切的智慧和能力。从怀疑而觉醒： “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诗经·小雅·雨无正》）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尊沓背
憎，职兑由人。?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为什么在君子之间也各不相畏呢？那不是对天威也不感到害怕吗？一个人勤恳 做事，没有什么过失，还不免众口非议。可见人民遭到的苦难，并不是由于上天 降灾，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这是对夏商周以来奴隶主贵族苦心经营的天命 神权的大胆否定，是从有神论、怀疑论进而趋于无神论，在天人关系上具有天人 相分的观点的萌芽，是我国古代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
诗人们不仅怨天，而且还尤人，把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人间的批判。“百尔君 子，不知德行。”（《诗经·邶风·雄雉》）君子们是无德缺德的，剥去了君子们漂 亮的道德外衣，露出了他们的丑恶原形。
“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黄鸟黄 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诗经·小雅·黄鸟》）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
（《诗经·魏风·硕鼠》）
君子们成了贪吃的大老鼠。诗中还提出了“言旋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逝 将去汝，适彼乐土。”这反映出下层人民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憧憬，虽然他
们
的前景是不清楚的，但也透露出一点古代乌托邦的微光。 二、阴阳五行思想的发展
继民间诗人写出骂天怨天的诗篇之后，以周太史史伯等人为代表的开明政治家 和思想家，提出了“和实生物”和阴阳之序的观点，进一步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矛盾现象作了理论上的探索和解释，有力地冲击了天命神权思想。 1、和实生物——对原始五行学说的发展
原始的阴阳五行学说虽然对五材之间的差异有所认识，但只是注意其外部特征，对于五材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没有揭示。到西周末年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才把我国古代哲学认识水平真正提高了一步。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王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该极。?
（《国语·郑
语》）
史伯通过对和同范畴的概括，提出了两个具有世界观意义的问题。 第一、世界起源问题。原始五行学说并未说明世界起源问题，史伯第一次提到物 与五行的关系，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即所说的百物、兆物是由五材这些物质原素结合而形成的，认识到了物质元素与具体实物之间的关系。和实生物的观点，就是以哲学命题的形式表达了物质元素的结合，产生了千差万别的具体实物的朴素唯物观点。但他还没有把世界的本源进一步概括成为物质性的气，还具有一些天命论的成份。
第二、矛盾关系问题。《易经》和《诗经》的作者对自然界和社会矛盾及其转化
现
象，都作过一些揭露和描述，史伯以这些感性材料为基础，第一次以理性形式提出有关矛盾统一性的问题。后来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就是以一种元素和另一种元素相配合，求得矛盾的均衡和统一。如悦耳动听的音乐是和六律的结果，香甜可口的美味是和五味的结果。（五味辛酸咸苦甘、五色
白青黑赤黄、五声宫商角徵羽。）所以聪明的先王要善于以他平他，致力于矛盾的均衡和统一。以此指导生产，就能“丰长而物归之”：以此来治理国家，就能“择臣取谏工”，倾听顺逆之言，从而求得和乐如一的局面。如果“去和而取同”，害怕对立面，那就“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此治国、奏乐、调味，都不会取得好的结果。如治国则成为独断专行，排斥异己，要想不出毛病就不可能了。 2、阴阳之序——对原始阴阳学说的发展
在原始五行说阶段，人们只能从百物抽象出五材，虽然也看到五材的各种性能差别，但还不能把五材的简单多样性抽象成为两端对立性。在《易经》形成阶段，人们已能从五材的简单多样性上升到认识否与泰、谦与豫、损与益、乾与坤的对立性。这种认识仍是感性而不是理性的。到两周之际，社会两极分化的矛盾激起了诗人的感情，也唤醒了哲人们的理性。如西周末年伯阳父以阴阳说来解释地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国语·周语》）
这是用自然而然灾变来论述社会矛盾的重要哲学政论文章，伯阳父对于地震的认识已超过了原始阴阳五行说的认识水平。第一，他不用感性知识来解释地震，而用天地之气的理性认识来解释，在他看来，充满于天地之间的不是民并用之废一不可的五材，而是矛盾着的运动着的阴阳二气。第二，阴阳二气处在斗争过程中。阳要出，阴却迫，这种对立趋势超过一定限度，就爆发为地震，这是把事物简单多样性抽象为本质的对立性。第三，同“和实生物”的观点强调和一样，阴阳之说的观点强调序。其共同的政治观点是提醒统治者致力于新旧矛盾的均衡与统一。这种现象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现在人们强调和谐社会，也说明了这种思想的现实价值。
阴阳学说一开始带有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理论色彩，到春秋时就被人们作为一种方法和武器来广泛使用。从此以后，同五行学说一样，阴阳学说也成为发展辩证思维、影响哲学斗争的又一重要思想成果。
三、无神论思潮的发展 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一些国家出现，思想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天命神权的思想动摇了，在天人关系、神民关系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无神论倾向的言论，季梁、史嚣、叔兴、子产等人是这方面的代表。 1、季梁、史嚣的无神论思想
西周初年统治者中就有人对于天命神权思想产生了怀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还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说法。东周时，由于政权的变化和政治地位的沉浮，这种思想更加明确，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这在民神关系上是一个突破。在奴隶社会里，神被作为最高的主宰而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人们对自身的作用很少去考虑，认为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都是由神决定的。但统治者也认识到人民的作用，只有民和才能神降之福，统治者的所谓治国之道就是“忠于民而信于神” ，如果“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
西周初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虽有重民思想，但天还是主宰，季梁则认为民是主，神是从，这种重民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民力量的壮大。鲁臣申儒说“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