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能源政策解读
总第1011期 2012年2月16日星期四
能源配额指标的综合。电网企业再将指标分解到省级电网公司和区域电网公司。
有专家测算，以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50亿吨标煤计，2015年发电企业（500万千瓦及以上）发电量中10%要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电力；2020年配额指标是15%.
对电网企业而言，2015年底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内蒙古电网可再生能源电量最低比例分别是6%、3%、15%；2020年最低配额是10%、6%、20%。
另有专家建议：“配额指标的确定应与国家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宏观目标相协调，同时应确保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发电产业均衡发展。”
为调动地方消纳可再生能源积极性，可以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抵减本地区能源总消耗和排放量。
配额制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新政，但仍以行政考核手段。“具有计划导向性，配额制度可否完全落地，仍有诸多不确定性。可再生能源法虽然规定，电网企业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但弃风等现象仍然很频繁。”华电集团一位政策研究人士说。
国务院高层已对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做出批示
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已被纳入国务院重要议事日程。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告诉记者，国务院高层已对“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做出专门批示，要求发改委等部门开展专项研究，提出保障能源安全的措施和方法。
根据记者了解，国家发改委已经组织油气等领域专家从战略高度研究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完善国家能源安全政策框架。
国务院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冯飞说：“广义的能源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源供应持续连续，二是能源价格合理稳定。”
从狭义上讲，能源安全则是油气安全，即保证油气长期、稳定、安全供应。 国家能源局高层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对能源安全问题最为担心。 2月8日，国家发改委提高国内汽柴油价格。在就提高成品油价格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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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改委负责人称：“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较为复杂，伊朗核危机可能引发国际石油市场震荡和油价飙升的事件不能排除，我国石油供应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自1993年开始，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进口量逐年攀升。2003年，我国石油净进口超过1亿吨，2010年我国原油加成品油净进口量为2.49亿吨，进口依存度已达到55.6%。国家发改委方面数据显示，2011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6%。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石化原副总裁曹湘洪此前预测，2015年、2020年国内石油需求将达5.5亿吨、6.5亿吨，对外依存度为62%、68%。
根据行业统计，2011年全年进口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2.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20%。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
有能源专家预判，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增加的趋势很难改变，无法控制，到消费高峰期可能达到70%。
反观我国资源禀赋，我国人均化石能源资源储量低。石油、天然气人均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的6%。
曹湘洪说：“未来，国内石油产量将维持在2亿吨左右水平，增加的石油消费主要靠国际市场获得。而国际市场可增加的原油供应以含硫、含酸重质原油为主，优质石油资源已经不多。”
为保证石油供应多元化，国家高层不断开展“能源外交”，启动西北、东北、西南、海上进口油气战略通道建设，铺设中亚、俄罗斯到中国的油气管道。
根据海关统计，沙特、安哥拉、伊朗、阿曼、苏丹等仍是我国石油进口最主要的国家。这些国家集中在中东和非洲。近年来，这些地方地缘政治风险大，石油供应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此外，我国石油进口通道对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依赖性大，直接关乎国内资源供应。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高级顾问周凤起不无担忧地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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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石油进口通道，就可以阻断我国能源供应，威胁能源安全。”
国内能源专家建议，我国应加大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加强技术攻关，加大资金投入，争取在油气资源开发上取得突破；坚持“走出去”战略，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不足，增加油气供应多元化。同时，完善油气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制度，保障国内供应。
在天然气的供应上，冯飞的建议是，应控制对外依存度，借鉴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经验，减少对某一两个国家的依赖。
? 节能环保
? 节能减排
当前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应注意几个问题
中国政府近年来采用了一系列节能减排、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政策，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中国的减排政策体系尚不完善，导致了“拉闸限电”等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现阶段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作进一步探讨。
一、客观看待现阶段中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现实，不宜采取过激的碳排放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手段。
客观看待我国在现阶段能源消费总量刚性增长的趋势，充分考虑减排目标设定本身，以及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现阶段应谨慎运用碳排放总量以及“更加激进”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手段。原因如下：
第一，我国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呈刚性增长。根据多个权威机构的研究，我国能源消费总量高峰在2030－2040年左右。在能源消费峰值来临之前，能源消费在现阶段处在“不可控”的阶段。
第二，从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应用国际经验来看，没有国家在碳排放高峰出现前，采用国家层面的总量控制手段。欧盟采用了碳税、碳市场等“高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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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而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呈下降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伞形国家集团，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仍处于上升态势，均没有采用基于国家层面的总量控制手段。
第三，国内相关的碳减排目标的争议很大。2020年单位GDP碳强度降低40%～45%的减排目标争议很大，部分对减排持“激进”态度的学者认为，该目标并不高，中国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也有学者及相关研究指出，这个目标很难完成。关于减排目标的分歧意味着减排目标的完成情况或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强度控制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如果认为发展问题和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应该兼顾，或者发展问题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的话，那么强度减排确定的排放额度是更具灵活性的。在经济增长面临不确定的情况下，强度限制可以使减排保持相对平稳的减排效果。
二、择机推进与减排相关的深层次改革，稳步推进市场化政策工具的应用，逐步完善碳减排长效机制。
各国在选择温室气体减排重点领域和主要政策工具时，都充分考虑了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当前，碳税和碳市场成为当前政策决策的焦点。但我国在近期，碳税、碳市场等市场化手段发挥作用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考虑到碳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广泛影响，以及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在现阶段应谨慎推出碳税，全国性配额碳市场建设应当循序进行。
当前比较紧迫的是进行能源领域垄断行业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干部考核机制改革等。若这些深层次的改革得不到推进，仅片面通过碳（或能源）强度控制或总量控制，形成所谓“倒逼机制”来实现减排任务，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至少在“十二五”期间，碳排放（以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尚不成熟。
标准和管制为代表的“传统”政策工具仍是中国现阶段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政策工具。对工业、能源部门的存量部分，可作为“交易机制”覆盖的优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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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温室气体监管能力建设，完善温室气体减排考核机制。 建立减排目标的事后调节机制。充分考虑中长期减排目标的可达性，统筹衔接好国内气候政策目标与国际承诺合理设定国内减排（能源强度以及碳强度）目标；考虑到减排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和可达性问题，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在评估政策工具效果时不宜以数量的目标作为重要评判标准。改进（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决策机制，建立“灵活的”减排目标事后调节机制。
建立“灵活的”减排指标管理机制。在减排指标的分解时要充分考虑行业和地区的“历史排放”。应更多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去考虑减排指标设定和分解的合理性和可达性以及减排政策的时滞性。在减排政策的评价和考核上，不宜过分强调量化的减排指标完成情况。建立减排指标的调整机制，从制度设计上杜绝“拉闸限电”情况。比如，可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2010）对国内指标的分解方法，对各地区的减排指标进行灵活的管理。要逐步建立“灵活的”减排指标调整和管理机制，对各省建立碳排放账户，并允许指标在省级间“以交易的形式”进行调整。
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监管能力建设。加快节能减排监测、认证评估与核查机构建设。从能源统计、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入手，构建以“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为特征的具有公信力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在统计机构成立相关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统计部门，适度增加人员编制和经费。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体系，增加节能减排领域第三方认证机构的数量。尽快研究和制定涵盖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领域的碳排放标准和评价制度。加强温室气体统计核查基础建设？熏重点完善能源消费的监测、统计体系建设，加强交通、建筑、公共机构领域的能源统计，改进能源调查方法和核算方法。建立和完善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和能源审计制度。
四、统筹各政策工具的实施，切实提高政策绩效。
从政策工具的种类来看，中国已采取了包括标准管制政策、财政政策（不含碳税）、自愿协议、信息工具、研发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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