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成功的作战领导艺术而言，比领导风格更重要的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者之间、追随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重要的是，团队内部应相互信任。领导者必须在团队成员之间营造积极的氛围。这种积极的氛围不但使各级指挥官之间相互信任，而且使下级指挥官和士兵们之间也相互信任。有时对于指挥官的热爱会激发这种信任，当然这并非指挥官获得士兵信任的必要条件。经常会听到某位老兵说道：“琼斯上尉是我在部队里见过的最混蛋的狗崽子，但他也是我所见过的最能干的连长。”当然也可能会说：“琼斯上尉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连长，我爱他就象爱父亲一样。” 无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在最优秀的部队中双方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领导者以自己的行动承诺，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维护部下的利益。反过来，被领导者也同意将尽最大努力，去完成领导者分派给他们的任务。虽然这仅仅是双方之间达成的默契，但上述契约关系如同道德准则一样具有极强的约束力。
军事部门拥有一套自上而下的指挥链条，由最高指挥官通过下级指挥官，一直延伸到最低级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根据军衔和职位，往往亲自行使指挥权。然而，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非正式”的领导者，他们依赖天赋才能、人格魅力或其它因素行使职权。一支部队对它的正规指挥体系越有信心，这种非正式的领导者就越有可能与正式指定的领导者合而为一。例如，在朝鲜战争初期，高级指挥官发现极有必要将许多优秀士官提升为尉官。陆军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根据这些士官的表现授予其相应的军衔，从而加强了部队内部的相互信任。 在一支优秀部队中，领导者相信士兵们会执行任何指定的任务。必要时，士兵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反过来，士兵们也相信领导者不会拿他们的生命去轻易冒险，只要另有办法就决不会让他们去执行危险的任务。士兵们深信，他们的领导者永远不会因自私目的或个人荣誉而牺牲部下的生命。
虽然领导者也许会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活条件，但他们必须关心部下的福利待遇。成功的领导者常常刻意与部下同甘共苦，拒绝接受因军衔和地位而应享的待遇。
领导者和追随者之所以能够相互信任对方维护自身的利益，是由于共同奋斗产生凝聚力的结果，特别是共同经历患难并闯过危险境地。甚至仅仅是共同经历的艰苦训练，也可以培养起很强的凝聚力。另外，一支部队处于压力下的时间越长，其内部凝聚力就越牢固。在优秀的部队中，高昂的士气会进一步增强这种凝聚力。美军里著名的步兵、骑兵、伞兵和装甲兵部队，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外籍军团中的精锐部队，都拥有令人骄傲的过去和足以自豪的光辉历史。部队的成就和荣誉，令士兵们引以为豪。他们主动寻求艰巨的使命，以忍受艰难险阻为荣，形成与众不同的特性。这些王牌部队往往喜欢孤芳自赏，自认为高人一头。甚至上级未能提供有效支援，也能增强部队官兵的自豪感，因为他们觉得在没有外援时，自己也能坚持战斗。
最后，一位个性突出、极具号召力的领导者，将成为使部队超出一般“优秀”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这位领导者倒不一定要象麦克阿瑟那样叼着玉米芯烟斗，或象巴顿那样佩带象牙柄左轮手枪。但是，他必须能够“站出来”，使士兵们感觉到领导者在直接与自己交流。 当一支具有凝聚力的部队万事俱备，既有优秀领导者又有忠实追随者时，人们会发现这支部队能够完成常人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领导者对他们的追随者有着很高的期望，而追随者也决不会辜负对自己的信任。追随者同样相信他们的领导者无所不能，而这些领导者也的确如此，至少在追随者的眼中是如此。这一现象反复发生，不断巩固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军事行动时，如何衡量并确定战斗是否成功是个难题。历史学家需要特别注意，不要在事后对当事人指手划脚。指挥官们必须在战场上，面对肉体、精神、时间和物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在现场作出决策。当然，在研究历史时也别无选择，应该尝试深入探索可能还有与历史记录不同的其它结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确定战斗是否成功，最简单也是最明显的决定性因素，无疑是看其是否完成任务。如果一名指挥官接受了任务并如期完成，那就没有任何人能说他是失败的。然而，人们可能仍然可以认为这一成功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或指责指挥官没有谨慎行事以尽量减少伤亡。作战任务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完成不太重要的任务时，应避免付出巨大的牺牲。但为实现某一重要目标，可能又需要冒着巨大风险去完成所谓的“自杀性任务”或“敢死队使命”。尽管如此，类似任务不应成为一种常态，其目的性必须十分明确。高级指挥官应负责确定为了成功，付出多少牺牲是合理的和可接受的。如果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下级指挥官必须就此寻求专门指示。
本书进行的是历史性研究，其主旨并非是要僵死地、科学实验般精确地记录历史，或是指望在其它情况下可以如法应对。作战行动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混乱而无序的现象。没有哪两次作战行动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在时间、空间上十分接近的两次行动也会存在诸多差异。关于双洞和砥平里战斗的记录，往往会有半打左右的说法可供选择。甚至官方公报、战后报告都尽可能地揽功推过，对犯下的错误、丧失的战机轻描淡写，极力推卸自己对失败应负的责任。目击者的报告很少有意作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下意识地修改记忆中的所谓“真相”。鉴此，历史学家唯一能做的，是对各种记录进行分析，重视距事件发生更为切近的记录，并就事件发生的真实进程，独立地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
历史学无法提供极其明确的“结论”，如几何学里求出直角三角形的面积、化学里描述氢原子的结构或物理学里确定靛青色的波长。那么，如此详尽地研究一个团在1951年2月份两周内的作战行动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追求的是绝对科学的、无可辨驳的公理，那么本书对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不过，如果人们一心寻求那样的公理，那么对任何领域进行历史性研究都将一无所获。从历史中所获取的决不仅仅是肤浅的知识，或教会人们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如何行动。准确的说，学习历史可以磨砺人们的智力，训练人们的判断力，最终达到在特定环境下作出合理决策的目的。
要研究作战行动，就是研究在充满暴力和死亡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现象。由于它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因此既无法预测又具有普遍性。尽管如此，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性，而这些相同与差异可能会具有启发意义。正如普通的历史研究一样，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在未来变得更加聪明，而且是为了总结出适用于所有环境的经验教训。一般而言，一个人一生中难得有几年实战经验，但人们可以通过学习他人的经验间接地丰富自己。如果希望这种间接地吸取战斗经验更为深刻，不但能够触动感情而且能够提高认识，读者就应该努力去体会人在战斗中所感觉到的狂喜和绝望之情，甚至也要能够想象得到老兵们所描述的战场上那浓浓的恶臭。
《百炼成钢》一书的开端，是195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西北部一个绿树成荫的军营，第23步兵团在那里进行和平时期的日常训练。朝鲜战争爆发后，新指挥官保罗·弗里曼上校率领该团前往远东。洛东江防线上的绝望形势，很快便使该团官兵都获得了战斗经验，并使这支凝聚力很强的部队更加团结。仁川登陆成功后，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联合国军其它部队一道，该团向中朝边境迅猛推进。但在“感恩节”后，中共军队又迫使联合国军迅速后撤。
1951年，第8集团军迎来了一位新指挥官，即马修·B·李奇微中将。法国也派出一个步兵营，由颇具传奇色彩的拉尔夫·蒙克拉尔中校率领，来到了朝鲜战场。在短短两个月里，
法国营和第23团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在朝鲜战争中几乎无与伦比。1月底，这两支部队在双洞地区与中共军队进行了一场激烈而艰险的战斗。2月中旬，约两个军的中共军队在砥平里包围了第23团和法国营，对他们进行了三天的猛烈进攻，直到一支坦克特遣部队突破包围圈。
这两支部队及其战斗故事，主要是关于成功或不成功的指挥官们的领导艺术。它还是关于那些在艰苦环境中共同生活和战斗者的故事，其中许多人得以幸存，而更多的人则已死去。他们将人类的忍耐力发挥到了极限，他们的故事才是这部著作的关键所在。
注释：
1.摘自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Howard）和彼得·帕雷特（PeterParet）编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P119。
2.参见汤姆·沃尔夫（TomWolfe）著《紫手套和疯子，混乱和葡萄酒》（MauveGloves&Madmen,Clutter&Vine）中“最真实的竞赛：与‘萨姆’和‘查理’的决斗”（TheTruestSport:JoustingwithSamandCharlie）P26—P65，纽约：费勒、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Farrar，Straus，andGiroux），1976年版。 3.在美国军事史上，除了极少数特例外，只有男人参加作战。当然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几乎可以肯定部队也将招收女兵。在双洞和砥平里战斗中，联合国军方面并无妇女参战，但在敌军尸体中发现有女兵。为如实反映历史事件，本书一般避免使用“人类”或“人们”等中性字眼。
一、第23步兵团和保罗·弗里曼中校
一条至高无上的原则需谨记在心：永远不要虚伪地对待自己的士兵。士兵们一眼就会看穿你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
——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
谁要认为以武力建立的权威，要比以感情铸就的权威更为有效，那他就犯了大错。 ——泰伦斯（古罗马剧作家）
纪律必须强迫，忠诚只能争取——只有上下级相互忠诚，才会有真正可靠的纪律。 ——奥布雷·“雷德”·纽曼少将
在1950年炎热的夏季，第23步兵团的官兵们，还根本想象不到将在朝鲜遭际的命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该团将连续两次荣获“总统部队嘉奖”。这是美国授予作战部队的最高荣誉，所有官兵都将获得政府授予战斗英雄的全套勋章。不幸的是，许多人都是在死后被追授这一最高荣誉。战争的恐怖和荣耀，永远地改变了第23团全体官兵的命运。
第23步兵团
二战欧洲战事结束后，第23团返回美国，进驻德克萨斯州斯威夫特兵营，位于奥斯汀
市以东约40英里。该团在那里一直呆到1947年，随后迁往华盛顿的路易斯堡。第23团隶属于第2步兵师，后者是战后美军第一个整编步兵师。尽管如此，第23团也面临着战后所有步兵团都存在的问题。兵员很不充实，装备皆剩余物资，大多数需要修理。该团还需要应付日常杂役等任务，各步兵连往往只剩少数人可以训练。战后陆军高度重视体育竞赛，其要求往往达到半职业水准。无论在哪一方面，第23团大概都可视作1950年6月时美军步兵团的典型代表。不过，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该团还有许多独特之处。[1]
第23团驻扎在北路易斯堡，距路易斯堡主营区很远。部队住在战争动员时建造的木屋里，躲开了师部参谋们的日常检查，后者则住在主营区的砖房里。按照陆军的俚语，第23团的官兵们“离旗杆很远”。这意味着在安排日常活动时，他们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独立状态，似乎有利于培养第23团官兵的团队精神，因为他们很自然地觉得自己有别于其它团队。在北路易斯堡，第23团拥有自己的军官俱乐部、士官俱乐部和士兵俱乐部，都以食物精美和娱乐高档著称。
第23团与“普通”步兵团最大的差异，即它是第2步兵师的一部分，而该师是美国大陆唯一常备步兵师。美国大陆上驻扎的其它步兵师，只是用于训练新兵的所谓“训练师”。1948年前，第2师也一直在做这种工作。二战中，陆军在作战部队之外设立了专门机构，以便对新兵进行军事基础训练。二战后，陆军大幅裁减兵员，作战部队以外的机构都被认为纯属浪费。为解决军训问题，使用现役陆军师训练新兵，被认为是个不错的办法，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在这些训练师中的士兵，可以进行队列、单兵和班组武器等基本军事训练。执行训练任务的部队，并非是要将士兵们训练成一支具有内在凝聚力、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作战部队。对大多数军人而言，这项任务没有什么吸引力。许多职业军士从欧洲、日本回国后，为避免去训练师便都申请到第2师。大多数士兵都宁愿呆在一支进行集体军事训练的部队。士兵们在紧张的高级军事科目训练中，可以建立起极其牢固的战友情谊。
第23团的另一特点，是拥有大量身经百战的军士，许多人都在二战中积累了丰富战斗经验。许多步兵排的军士曾在战场上被任命为预备军官，至少有一个排拥有多达7名此类军士，至少有一名军士曾获得“荣誉勋章”。在战后裁军时，这些“火线军官”为留在现役部队，大多数又都降为士官军衔。第23团堪称人才和经验的宝库，这一点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团拥有大量“士兵领袖”，知道如何使新兵融入部队，并将生存技巧传授给他们。此外，这还意味着该团拥有许多有望成为顶尖职业军官的优秀士兵。
军官们来自于陆军规定的各种渠道。少数军官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大多数来自各大学“预备军官训练团”，或是各兵种的“候补军官学校”。另外，还有极少数军官是被特许保留其军衔的“火线军官”。 1949年夏，第2师不再训练新兵，被定为常备步兵师。当年秋季，该师开始代号为“米基行动”的军事训练，即对夏威夷进行两栖攻击演习。准备和实施此次演习的过程，成为将第2师锻成纯钢的催化剂，同时使官兵们得以专心进行实战训练。虽然无法逼真地模仿实战行动的高强度和紧急性，但那种24小时不间断的团队训练、艰苦工作与协同行动，与敌我两军真实交战倒也相距不远。这次演习对于提高多兵种联合作战能力特别有效，即步兵、坦克和炮兵在近距离空中支援配合下协同作战。另外，士兵和军官之间也增进了了解，明白什么人可以完全信赖，什么人需要加强监督。虽然在赴朝作战前，第23团的义务兵大都离队，但军官和军士骨干都保留了下来。
1950年春，第23步兵团进行了班、排、连训练，包括与炮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训练。此次艰苦训练为军官和军士们打下了坚实基础，使他们可以作为一支多兵种团队协同作战。
无论是在夏威夷演习中，还是在协同作战训练中，共同经历近似实战的巨大压力，对于官兵之间形成牢固纽带无疑是一种最好的体验。这样做有助于使该师官兵团结紧密，大大增强了团队精神。这一点意义极其重大。因为第23团的普通士兵虽然优秀，但大多出身贫寒且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少人之所以参军，是因为法官让他们在坐牢与参军之间作出抉择。（译注：暗指他们是轻罪犯。）一名军官回忆，他指挥的士兵中只有1%是高中毕业生。 当士兵们集体艰苦训练时，相互间形成了牢固纽带，使其合力超过了简单相加的总和。他们不再只是一群身着军装的单个士兵，而是形成了一支似乎具有生命力的作战部队，可以协同动作以完成任务。最终，激烈的战斗使他们形成为一个整体。一位颇具洞察力的学者曾就人们在战斗中的体验提出过如下看法：
在战斗中，领导者应明白，战友情谊产生于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的过程。一支士气高昂的作战部队，就是官兵们都有共同的想法和决心，自觉自愿地为实现共同目标，克制个人的欲望??
在极端情况下，战友情谊会表现为一种狂热??大多数人本能地渴望与其他人沟通和交流，但在实现过程中经常会感到尴尬和无助。一些极端性的经验—如死亡的威胁或毁灭的危险—却会使我们同战友们融为一体，或者说能够满足我们本能的渴望。当然这非常遗憾，因为只要人们愿意去寻找，应该是存在更为积极且不那么恐怖的其它途径。自古至今，战争之所以富有魅力，正是由于我们在那可怕的死亡深渊中，能够体验到集体性欢悦的神秘力量。战斗可以培养钢铁般牢不可破的战友情谊。[2]
虽然演习风险小，胜负无关大局，但上述效果也很突出，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因此，通过野外演习来培养团队精神，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50年时，步兵团的编制是3781人。每团辖3个步兵营，每营编制919人。此外，其建制中还包括一个指挥部连、一个重迫击炮连、一个中型坦克连和一个卫生连。[3]在二战中，美军认识到，在一个基本作战单位中，要善于使用各种地面作战武器协同作战。1950年，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提出了团级战斗群的概念。高级指挥部，往往是师部，可根据任务需要，对步兵团进行编组，为其配属额外作战部队，以组成团级战斗群。指挥和控制则由该团负责。配属部队一般包括一个野炮营、一个高炮连和一个战斗工兵连。当执行特殊任务时，还可配属额外的步兵、坦克、重炮、通信、宪兵和游骑兵。经过加强的团级战斗群，一般要比普通步兵团多两千人。这种组织形式可使各部队相互了解彼此的能力、技术和缺点，士兵和指挥官之间也可相互熟悉并产生信任感。
团级战斗群是支“自力更生”的作战部队，拥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它的任务是，“通过火力和机动接近敌军，以便俘虏或摧毁对方；或者通过火力和近战，击退敌军的进攻。”它的功能包括建立一个火力基地，随后向其它部队所在位置机动；夺取并坚守某地；在任何地形或天气条件下进行机动；提供反坦克防护和支援；提供自身所需的通讯、侦察和医疗服务，进行自我补给和维修保养。另外，团级战斗群在必要时可脱离上级指挥部单独行动。[4] 1950年6月，当杜鲁门总统决定美国将保卫南朝鲜时，决定第23步兵团命运的骰子便已掷下。1950年7月9日即周日清晨，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被任命为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后的次日，五角大楼命令第2步兵师转归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指挥。没有经历过这种突然变动的人可能会认为，参战通知会使部队士气下降。但对第23团而言绝非如此。相反，该团许多职业士兵的士气极度高涨。当官兵们积极准备启程前，违纪事件也下降到令人惊讶的水平。为准备启程，士兵们24小时不停地作着装备和人员方面的准备。师里谣传说，此次行动不会比演习更紧张。不过是与外国军队进行的实弹演习，而且对方顶多算支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