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冻伤还要注意防风。寒冷消耗了人体的能量储备，使思维变得迟钝，判断力水平下降。部队指挥官必须集中全力完成看似简单的任务，那就是让士兵们以尽量少的代价熬过严寒天气。
如同敌军的子弹一样，严寒也会造成伤亡，各级指挥官必须时时防备这一威胁。卫生员可对轻微冻伤作处理，但如果伤势比较严重，就要通过医疗渠道撤往后方。北方兵往往知道如何对付寒冷天气，而在热带长大的士兵则必须学习如何防冻。一名从未经历过严寒天气的士兵，在感到疼痛时会以为正常反应，而意识不到这是冻伤的先兆而已。士兵们必须经常活动手脚，以保持全身血液流通。[7]
唯一可以抵御严寒的是防寒服或掩蔽所，但在朝鲜战争头一个可怕的冬季里，联合国军司令部两样装备都没有。士兵们没有厚实的羊毛服装，只好依靠棉质法兰绒衬衫和外套应付严寒，最多时会穿7层之多。典型的服装包括：下身服装包括棉质或羊毛内衣、羊毛裤子和吊带野战军裤；上身服装包括一件内衣、一件或更多的羊毛衬衫、羊毛背心、野战夹克和带活动衬里的派克短大衣。身穿多层服装当然会严重影响人体活动，特别是他们处于敌火下的时候，许多朝战老兵都清楚地记得这一点。直到1951年，手套都是很罕见的装备，大多数士兵宁愿不要普通手套，而要那种拇指、食指与其它三指分开的连指手套，虽然后者在操纵武器时要笨拙一些。军棉帽十分短缺，从来不能保证所有人都有，没有的人只好用羊毛围巾包住头。无论棉帽或头巾都会影响戴钢盔，士兵们经常会将帽子或头巾干脆扔掉。 为解决脚部防寒问题，陆军配发了既保暖又防潮的军靴。它类似于缅因狩猎靴（L. L. Bean），靴面是皮质，靴底是橡胶。士兵们穿靴子时要穿羊毛袜子，出汗后应将湿透的袜子换下。但在作战时，士兵们往往既没干净袜子也没时间去换。结果就会导致双脚受潮并被冻伤，严重时甚至会切除脚趾甚至整只脚。当气温高于冰点时，湿脚则会导致“战壕足”。在冰点至华氏50度间，由于橡胶靴底不透气，可能导致“浸水脚”或“军靴足”。患者的脚后跟会变得象浸透水的厚纸板。士兵们往往不愿穿这种军靴，而是在他们普通皮鞋外再套上橡胶长筒靴。
一般而言，士兵们只有在活动时，比如行军或挖壕时，才会感到暖和。当活动量够大时，他们会出汗甚至感到很舒服。但一旦停下汗湿的衣服会迅速变得冰凉，使他们感到更加寒冷且冻伤的可能性也加大。上述防冻措施并不会使士兵们真正暖和，只能防止严寒造成严重的冻伤。
在食物和掩蔽所方面也存在困难。前沿附近无法生火，所以不能取暖、做饭。在吃饭时，士兵们经常得用刺刀将C口粮罐头切成小块再吃下去。连队炊事班长经常会作出超人的努力，将热腾腾的饭菜送上前沿阵地。但往往还未分发完毕，饭菜便都变得冰凉。热咖啡几分钟后便会结冰，士兵们都学会了迅速喝光。当他们的饭盒结冰后，必须用加热燃料片化开，才能喝上一口饮料。[8]
前线附近的掩蔽所十分稀少。当离村子较近时，士兵们尤其是指挥部人员，可以搬到屋子里住。一般来讲，士兵们只能依靠在坚硬的冻土上挖出的散兵坑。有时，他们使用锤头和钢钎，先在冻土上凿个洞，再继续挖宽挖深。一般情况下，每个散兵坑里会安排两名士兵挤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让一名士兵裹着两条军毯睡觉，另一名士兵则在此期间担任警戒任务。哨兵决不会玩忽职守，严寒会使他保持足够警惕。而对其他士兵而言，即使寒风呼啸也能安然入睡。除了繁重的日常活动外，严寒也非常消耗体力。当回忆朝鲜之旅时，老兵们都会记得总是感到疲惫不堪。直到1951年1月份，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美军才向作战部队下发了极地睡袋NND！。首次配发睡袋时，每个散兵坑只发一个，以防止两名士兵同时睡觉。过
了一段时间，才给全体官兵都配发了睡袋。士兵们常会坐在睡袋里，上半身露在外面，因为害怕遭到袭击时出不来。如果士兵们幸运地呆在地堡里，就会在两脚之间点燃鲸油蜡烛，将披风象帐篷一样蒙在头顶，以尽可能地保存热量。
严寒对士兵们的武器影响很大。在严寒天气里，无论自动步枪还是卡宾枪，都会冻住并无法使用。在战场上，应急的办法是往枪机上撒尿，再打出几发子弹以彻底解冻。当气温降至一定程度时，火炮润滑油会冻住，后座装置将失效。迫击炮座钣、榴弹炮大架等铸铁件都会变脆，一旦开炮便会震裂。柴油变得浓稠，车辆难以行驶。甚至在不太冷时，铅酸电池就会失效，必须从车上取下并保持一定温度。而在严寒条件下，铅酸电池会彻底冻住，蓄电池外壳甚至可能撑破并彻底报废。
许多士兵都记得，在朝鲜头一个冬天里，最令人难忘的便是那无所不在的严寒。
中国人来了！
对于谨慎的指挥官而言，中国在可能参战的问题上已经给予了足够的警告。从这一点来看，麦克阿瑟无论如何算不上谨慎小心。他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拒绝相信中国军队干涉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军队早些时候参战，才会取得预期效果，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他安慰华盛顿，如果中国人胆敢轻举妄动，远东空军将大肆屠杀他们。然而，大量情报表明，中国军事干涉不是“可能”，而是“很可能”。这些情报包括来自外交渠道的警告、中国军队在满州的集结、毫无疑问来自不同部队的中国战俘、10月下旬与大批中国军队的血腥苦战。尽管如此，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只会溜须拍马，竟然对所有迹象都作出了解释，有时费尽心机亦难自圆其说，而几乎所有解释都大错特错。例如，关于外交渠道传来的警告，他们认为都来自不可靠的共产党国家或中立国家；关于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他们声称远东空军的报告表明，朝鲜境内没有中共军大部队；虽然发现了许多部队番号，但在情报分析人员看来，这只不过证明朝鲜境内的中国志愿兵来自不同部队；关于10月份南朝鲜军某部被消灭和美军一个团惨败，他们声称这并非由于中国人伏击行动的巧妙，而是由于这两支部队鲁莽地闯进中国人的阵地。[9]
但是，在中国军事干预问题上，确实有一个美国人不抱任何幻想，那就是保罗·弗里曼上校。10月初，中国人将第8骑兵团歼灭大半，迅速结束战争的希望立成泡影，第8集团军命令第2师由海州港迅速北进。11月底，弗里曼率第23团进至鸭绿江以南约60英里处。11月23日，他带着部下吃了顿传统火鸡大餐，庆祝感恩节。麦克阿瑟命令沃克将军，于11月24日发动“最后的攻势”。 11月25日，星期六，弗里曼的第23团部署在第9团和第38团后方，位于清川江（Chong chon）岸边，担任师预备队。次日，该团计划超越第9团，发起攻势。稍早些时候，第23团抓了几名中国战俘。弗里曼亲自进行审讯，用他们各自的方言进行交谈。精通中国各地方言，对弗里曼而言始终是笔巨大的财富。审讯结果令人满意。弗里曼断定，大批中国军队已经进入北朝鲜，并且打算进行军事干预。他将研判结果上报师部，但后者根本不予置理。尽管如此，弗里曼仍向所有指挥官发出了警告，并使全团官兵都明白了中国人参战迫在眉睫。第23团的巡逻队发现了更多中国兵。士兵们都提高了警惕，心里惴惴不安。[10]
第23团部署在第2师主补给线两旁。第1营位于西侧，与团属坦克连和重迫击炮连在一起，恰好位于第1骑兵师第61野炮营后方。弗里曼警告哈金中校，要做好准备以防意外
情况。第1营建立了牢固的防御工事。A、B、D（重武器）连面对清川江掘壕固守，与团坦克连、重迫击炮连保持密切联系。团部位于中国帽山（因形状而得名）下的一个小山包上。这里易受中国帽山方向的威胁，但当时山上并无敌军活动。
第2营充当师预备队位于南面，第3营临时配属给第38团。直到次日清晨进攻开始后，这两个营才归还第23团建制。弗里曼认为，这两个营归建时间太晚。另外，第23团配属的野炮营也有变动。由于第9团团长和配属野炮营营长发生矛盾，师炮兵指挥官下令进行调整。第23团的火力支援改由第15野炮营负责。[11]
入夜后，天气酷寒，一片寂静。22时许，中国王牌军之一即第40军，进至第23团西北侧的清川江北岸并开始渡江。一些中国士兵脱光后，将衣服举过头顶，陡涉冰冷的清川江。江水在不少地方只有齐腰深，中国士兵只需脱掉胶鞋和棉裤便可过江。有些人登上东南岸后，甚至顾不上穿鞋和裤子，便冲上了A连阵地，从后方突入第61野炮营。不少敌军士兵手无寸铁，只使用炸药包进行战斗。炸药包大小类似公文包，中国人喜欢用其炸坦克和火炮。中国军队进攻时，信号弹四处乱飞，军号声、哨子声和叫喊声响成一片。有个号手模仿美军军号，甚至能模仿出敲门声，在深夜中形同鬼魅来临。
大群炮兵惊慌溃逃，具体数目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许多美国兵乱糟糟地冲过第23团阵地，嘴里喊着“美国兵、美国兵”，以免守军向他们开火。炮兵们愤怒之极，因为前进观察员早就发现敌军接近，但炮兵指挥所却拒不批准开炮。D连连长威廉·古斯瑞上尉和他的军士长都被枪声惊醒，只见惊慌失措的炮兵如万马奔腾溃退下来，将步兵工事顶盖踩得稀烂。
几分钟后，中国人对第1营左翼发起进攻。哈金中校的士兵和坦克猛烈开火，击退了攻击部队。A连部分阵地失陷，炊事班帐篷也落入敌手。班长率厨子们疯狂反扑，夺回了他的厨房。当晚，第1营击退了4次进攻，使攻击部队遭到可怕的损失。第23团抓了百余名中国俘虏，这也是开战以来最多的一次。弗里曼再次审问了战俘，发现“中国人极不愿意参战，他们害怕得要死，担心会遭到美军痛击。”[12] 中国人清楚首轮攻势已经失败，便将进攻方向转向C连，该连封锁着通向中国帽山的接近路。如果他们夺占这座山头，便可攻击山脚下的团部。C连击退了头几轮进攻，但天亮后终于被中国人赶下山头。弗里曼派A连协助C连夺回阵地，营长哈金负责指挥。 中士约翰·皮特曼（John Pittman）自愿率一个班领头冲锋。当他们前进时，皮特曼被迫击炮弹片击伤，但仍坚持冲锋。一枚手榴弹突然落到战斗队形中间，皮特曼扑了上去，用身体将其捂住（MLGBD，怎么美国鬼子也有这种牺牲精神啊）。当卫生员赶到时，皮特曼头一句话便是：“班里有几人受伤？”不久，他被授予“荣誉勋章”。[13] 敌军最后夺占了中国帽山，居高临下威胁着团指挥所。凯瑟将军得知第23团情况后，立即命令该团第2营归建，并加强以第72坦克营B连。
第2营抵达后，弗里曼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步兵，对中国帽山发动反攻。空军以火箭弹、凝固汽油弹扫荡了山头，第23团所有支援武器猛烈开火，E连和G连于黄昏时发起进攻。当美军接近目标时，敌军发射绿、白信号弹，并点燃鞭炮引诱美军射击。美国兵在陡峭山坡上缓慢推进，中国人抵抗得异常顽强。18时许，E连和G连都停止了前进。后来，当中共军队撤退时，释放了两名美国战俘。中国人为他们包扎了伤口，并派卫兵将其带到山脚下。当美军打回山脚附近时，一名中国人用英语告诉美国战俘，他们马上就要撤退。他给了战俘两枚手榴弹，并解释说“如果遇到北朝鲜人民军，你们可以用手榴弹自杀。绝不要落到
北朝鲜人手里，否则必会遭到残酷折磨”。次日，美军救回了这两名伤兵。
19时45分，中国人从山头上冲下来，攻占E连阵地和团指挥所。21时许，团部临时组织了部队，企图夺回指挥所。反攻遭到失败，带队少校阵亡。当晚形势混乱，士兵极其紧张。一个无座力炮小组看到前方影影绰绰，为防误伤自己人便命他们回答口令。
“我们是B连，”对方答道。
炮手们知道中国人会说英语，便问道：“谁赢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 对方骂道：“鬼才知道谁打的？”
尽管没答对问题，炮手们仍判断他们是美国兵，毕竟中国人不大可能会说俚语。 天亮后，中国人已经悄悄撤退，弗里曼率团部返回了指挥所。他惊讶地发现，指挥所纹丝未动，保持了仓惶撤退时的原样。地图和密码本原封不动地搁着，中国兵显然不清楚这些东西的情报价值。[14]
当第23团在本防区进行防御作战时，第9团和第38团正艰难地抵抗中国人的进攻。第9团伤亡尤其惨重。在向前开进的路上，第23团第2营的车队遇到了第9团停在路边的一支运输队。一名K连的士兵问卡车上的一名士兵，第9团打得怎么样？这名士兵没有回答，只是握起拳头，大拇指朝下，指向后方。没人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直到第2营的车队继续向前开进。K连官兵目瞪口呆，只见所有卡车的车厢里都堆满了担架，每副担架上都放着一具美国兵的尸体。这些尸体使第23团官兵首次感受到，自从中国人参战后战斗伤亡有多么惨重。[15]
29日7时，师长命令各部队向南撤退。由于第23团损失较小，他指定该团配属第9团一个营担任后卫，迟滞中国人的追击，直到各团撤退完毕。第23团建立了收容站，接收南撤各团掉队人员，并向敌军阵地猛烈开火。
第9团和第38团撤完后，弗里曼决定本团也开始撤退。他命令各营，以“蛙跳式”动作逐次后撤。詹姆斯·爱德华兹中校的第2营担任本团后卫。第1营在南面几英里的路口球场洞（Kujang-Dong）设立路障，确保公路畅通直至其它各营撤退完毕。但当第1营抵达目标后，即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哈金中校不得不让部队在球场洞以北设立路障。[16]
第8集团军撤退
当军官们通知士兵们南撤时，许多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们觉得能够守住阵地。只是当得知侧翼各团损失惨重、位于第2师右翼的南朝鲜第2军无影无踪后，他们才开始明白战争已经发生决定性转折。A连连长召集起士兵，叫他们不必过于担心后路被切断甚至被包围。他向士兵们保证，可以建立环形防御圈，即使遭到更多敌军攻击，也完全能够顶得住。他充满军人气概地说道，很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就可以向你们证明，被包围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17] 第2营在中国帽山的后卫是G连。最后撤退的是罗伯特·寇蒂斯中尉率领的步兵排。他的任务是防止中国人追击，然后搜索附近地区，将所有伤员带走。在撤退之前，寇蒂斯接到电令，指示他在指挥所附近寻找一辆拖车，并将车牌号告诉了他。寇蒂斯找到了那辆拖车，
发现上面装满了波旁威士忌。在寇蒂斯开始撤退前，一群中国军人挥舞白旗，走近美军防御阵地。这些人非常有礼貌，甚至会说纯正的英语。（译注：40军英语工作队。）他们表示，希望寇蒂斯能将伤员全部运走。他可以在任何时间离开，后方美军已被全歼，战争已经结束。美国兵问道，你们怎么会有美式军装和武器？他们解释说，这些都是美国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当寇蒂斯准备撤离时，就在中国人眼皮底下，命令士兵们爬上卡车。中国人喊着口号，向美国人挥手致意。寇蒂斯走上山头时，也向他们挥手告别。交战双方的这种骑士风范，在朝鲜战争中极其罕见（这是赢得尊重的理由之一吧）。 28日黄昏，第2营和第3营通过了路障。随后，第1营也开始撤退，A连负责掩护。经过3天的艰苦战斗，士兵们已经精疲力竭。哈金中校下令，当车队暂停前进时，每名军官都要下车走到下一名军官的汽车，检查两车之间的所有司机清醒与否，车队再次前进时再回到自己车上。哈金与后卫部队呆在一起。当第1营通过路障后，中国人向A连发起猛攻。A连在坦克掩护下后撤，并与装甲部队呆在一起。公路上挤满了南撤车辆，每当美军队伍暂停前进时，便会遭到约两营敌军步兵的攻击。哈金亲自率部发动了5次反击，在冲锋时脸部受重伤。22时30分，第1营通过了第9团第2营设下的路障，进至其后方区域。午夜时分，第1营得知刚刚路过的第9团部队陷入苦战。第1营奉命停止撤退，就地设立路障，以掩护第9团第2营脱离战斗并向南撤退。哈金率部控制了道路，不仅使第9团第2营得以撤退，而且使经第2师路线撤退的第24团也成功脱逃。
在一昼夜完美无缺的后卫行动中，哈金中校利用步坦联合部队的猛烈火力，击退了敌军多次攻击，竟未损失一名士兵。弗里曼再次请求授予其“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但是申请书又被上级否决。原因很简单：“我们不能因后撤行动授勋”。弗里曼亲自拿着申请书去师部申诉，才得到了批准。[18]
29日凌晨3、4点钟，凯瑟将军再次指定第23团担任后卫。此时，该团刚刚通过军隅里，距顺川约20英里。由于第9团和第38团伤亡惨重，第23团成为本师唯一还有战斗力的部队。该团要完成后卫任务，就必须守住军隅里的路口。当第2师其它各团都通过第23团阵地后，弗里曼命令部队开始向顺川撤退。在夜间的撤退行动中，第2师的人员、车辆将公路堵得水泄不通。下午，第23团第1营和第2营在军隅里以南占领阵地。第3营仍呆在军隅里以北，作为整个师的后卫部队。当晚，第23团击退了敌军的几次进攻并守住了阵地，其它各团川流不息地通过该团设立的路障。凌晨时分，仍有数以百计的联合国军掉队官兵—包括美国人、土耳其人和南朝鲜人—经过该团阵地，稀稀拉拉地向南走去。[19]
11月30日凌晨，约百名中国士兵进攻了位于军隅里西南山头上的B连。几名中国兵在山脚处架起一挺机枪，向第23团的坦克开火。坦克猛烈还击，但却瞄得太高，打到B连阵地，迫使不少人逃离山头。最终，共有20人被击毙，70人负伤。直到哈金中校出面制止，美军坦克才停止了对美军步兵的屠杀。在一片混乱中，中国人趁机夺取了山头。梅尔文·斯泰（Melvin Stai）上尉率A连反攻，天亮时又夺回了山头。被坦克火力赶下山头的B连伤亡惨重，还有19名士兵失踪。[20]
第2师官兵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正在朝着屠场前进。沃克将军得到麦克阿瑟的批准，决定将整个第8集团军撤到三八线以南。他指定第2师阻挡中国人的进攻，直到其余部队安全撤至南方。在弗里曼看来，麦克阿瑟“是在牺牲第2师，以拯救第8集团军”。前几天，在联合国军撤退纵队两翼，大批中国军队向南狂奔，占领了军隅里—顺川公路两侧高地。当第2师进入峡谷后，中国士兵居高临下，以火力“痛加鞭笞”，不少连队被全歼。11月30日凌晨后，在整整一天的战斗中，第2师阵亡、负伤或被俘官兵总数达到数千人。[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