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大片地区，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北朝鲜军被烧得焦头烂额，后卫排得以顺利撤退，几乎没有什么伤亡。
北朝鲜军在攻击开始时，将C连与该营其它部队割裂。午夜后不久，敌军将C连彻底打垮。C连残部33人设法逃到詹森少校刚建立的交换台阵地，连长和大多数士兵在战斗中失踪。
在C连阵地陷落的同时，A连南翼也遭到攻击。营长克莱尔·E·哈金（Claire E. Hutchin）中校命令他们依托左翼固守阵地。哈金是在第23团参战时才接任营长。由于他以前担任参谋，到作战部队只有一年，手下军官都有些担心。不过，该营参谋能力很强，哈金也从善如流。在此次防御战的表现，使他赢得在朝战期间的首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18] 经过一夜艰苦战斗，哈金中校命A连于7时30分向“交换台阵地”撤退。下午，第1营的残部在此建立了阵地。几个相连山头为营部提供了掩护，对建立环形防御圈十分有利。[19]威廉·R·古斯瑞（William R. Guthrie）上尉是重武器连即D连连长。他对这个环形防御圈有如下回忆：
哈金中校命我返回后方，在两辆坦克掩护下，带着伤员和[缴获的]秘密文件，再运回弹药、食品和水。去团部的路上很有意思。我们看见北朝鲜人民军的一个营正向第1营后方挺进，经过正以最快速率开火的第555中型炮兵营，最后挺进到了第23团团部附近。我向弗里曼上校报到，搜集了弹药、食品和水，准备返回第1营阵地。恰在此时，北朝鲜人的自行火炮击毁了头一辆卡车的轮胎。弗里曼上校命我在环形防线上找个空位协助防守。我还没走开，弗里曼上校便打电话，批准哈金中校可以撤退。哈金中校答道：“不，我宁愿呆在原地不动。”弗里曼上校表示同意。 9月1日早晨，弗里曼所在的团部，在只有一个指挥部连保卫的情况下，经受住了约400名北朝鲜人持续3小时的进攻。最后，团部后撤至数百米外的第2营营部。
下午，哈金中校派A连的一个排，在一个坦克排的掩护下，对后方情况进行侦察，看东面的山头是否安全。不久，这支部队返回后报告，至少一个营的北朝鲜军占领了重要山口，可能是昨晚夜战时渗透过来的部队。鉴此，哈金中校认为坚守不动才是上策，并通过电话报告了弗里曼上校，后者再次表示同意。哈金中校遂指挥部队，利用白天余下时间大挖工事，拼命加固环形防御圈，准备迎击北朝鲜人的再次进攻。[20]
当天下午，凯瑟将军组织了一支特遣部队，以便巩固并守住阵地，防止敌军切断第23团后方主补给线。这支部队由师炮兵指挥官罗亚尔·M·海恩斯（LoyalM.Haynes）准将指挥，所以称作“海恩斯特遣部队”，包括第38团和第23团，还有师属炮兵分队和一个坦克连。特遣部队立即开始着手建立防御阵地。当晚有消息传来，麦克阿瑟和沃克将军命令，驻朝鲜各部队“不得再放弃一寸土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21]
弗里曼和海恩斯之间磨擦不断。弗里曼后来回忆道：
海恩斯对来到决死肉搏的前沿毫无兴趣—这是往好听了说。我和海恩斯的头一次冲突，是他要求我到后方几英里的指挥部报到。当时我们正在击退敌军的猛烈进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连打两次电话。我不仅需要离开指挥部，而且需要冲过敌军渗透部队的阻击阵地，才能到达海恩斯的指挥所。最后，我十分“尊重地”告诉他，在激战中将指挥官召回后方的做法极其不妥；并且，建议他派一名参谋到我的指挥部来，如果他本人不愿意来的话。此外，他还调走了一个原本要增援我们的坦克连，去保卫他自己的指挥所。[22]
双方的关系急剧恶化，海恩斯打算撤销弗里曼的职务。他破天荒地跑到第23团团部，命令弗里曼去师部报到。弗里曼气呼呼地驱车前往师部，刚到那里便疲惫地倒在地上睡着了。凯瑟少将曾是弗里曼在西点军校的战术教官，后者几度在其手下服役。在弗里曼呼呼大睡时，凯瑟派作战参谋莫里斯·霍登（MauriceHolden）上校到前沿调查。在听取了第23团军官的汇报后，霍登上校建议凯瑟少将不要撤销弗里曼的职务。师长表示同意。[23]
正是在洛东江畔，第23团的士兵们成长为真正的老兵。道格·格雷尼中士回忆了E连连长佩里·萨戈尔（Perry Sager）上尉在洛东江战斗中接管该连的原委。当时，由于上级无法及时了解前沿战斗，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连长]是个好军官。我是他的报务员。他带着这个连从路易斯堡来到朝鲜。他是那种思维严密的人。他知道连里大多数人的名字，如果一件任务完成得好，他会毫不犹豫地公开表扬。我们连的防线位于距洛东江约1000码的山头上，我们在那儿挨了顿胖揍。我们被打垮了，丢失了山头。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夺回山头。
我们组织了突击排??眼前的这座山头，与丢掉的山头很像，有着刀锋般的山脊，伸向我们连的右侧。北朝鲜人有一挺机枪，封锁了正面的山坡。我们打算冲过山脊，跑到反斜面，以避开那挺机枪。攻击部队翻越山脊时，遇到了麻烦。反斜面被另一挺机枪封锁，我们当场损失两人。
[连长]研究了地图，取消了这次进攻。我们使用的是日本人绘制的地图，上面未标出反斜面上的一块巨石，北朝鲜人的机枪阵地就设在那里。[他]试图向爱德华兹中校解释此事。谈话通过我负责的电台进行。最后，爱德华兹中校下令，必须立即拿下山头，否则[上尉]将被撤职。[他]选择了被撤职。副连长奉命接替指挥，并下令继续发动攻击。士兵们冲了没几步，便被机枪打死两人。副连长精神崩溃，哭了起来。一名中士赶忙取消了进攻。 爱德华兹中校通过电台告诉我们，萨戈尔上尉正前来接管E连。直到萨戈尔赶到，爱德华兹中校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萨戈尔建议，应命令位于机枪阵地上方的F连压制其火力—F连这么做了，我们没费什么劲，便顺顺当当走了过去。我听说[前连长]被称作懦夫—他当然不是。这事儿其实很简单，就是地图、联络和信任方面出了乱子。
萨戈尔上尉是我见过的最优秀军官??他有幽默感，总能在最危急的时刻，使部队保持高昂士气。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在开始攻击前仔细指出敌军的部署、可能会遭遇的情况。他身高6英尺，脸色红润。即使子弹飞舞，身板总是挺得笔直，在战士们眼中显得更为高大。他从未流露过对敌军或对死亡的丝毫恐惧??
二战时，萨戈尔曾在第1骑兵师—我记得他是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如果所有指挥官都象他那样，我们就会有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当士兵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当众臭骂其指挥官。对此我们都很理解。他在火线上极其冷静—总是如此—我从未见到他犹豫或紧张。这当然也是他成为一名优秀军官的原因之一??他精通步兵战术，非常熟悉地图。
9月2日，各营都进行了空投补给。现在，弗里曼实际上已完全无视海恩斯的存在，而是直接指挥这支特遣部队。他派出一支巡逻队，为第1营寻找撤退路线。巡逻队发现了未设防的一条小道，弗里曼从第38团抽调了一个营，前去增援被围的第1营。在随后3天里，特遣部队击退了北朝鲜人不分昼夜的进攻。8月3日，第1营及第38团的部队终于撤至特遣部队阵地。两个团随即大修工事，建立起强固的防御阵地。
大约就在此时，士兵们开始了解到对手的残暴无情。北朝鲜人在进攻时，往往驱赶平民冲在前头，迫使美国兵朝着他们开枪。命令士兵向平民开火需要极大的决心，但如果不开枪便会被紧随其后的人民军冲垮。另外，在洛东江防线的其它地区，美军发现北朝鲜人枪杀了数十名双手反绑的战俘。[24]
9月6日，弗里曼信心十足地下令反攻，夺回先前丢失的阵地。当晚，第23团重新返回洛东江畔的阵地。次日，该团接收了374名南朝鲜补充兵。这些士兵被戏称为“卡秋莎（KATUSAs）”，即“美国军队的朝鲜补充兵”的缩写。在战争头一年，这些南朝鲜士兵不过是穿军装的老百姓而已。实际上，他们未受任何训练，没有武器装备，大多不懂英语。第23团将他们分配给美军士兵，由后者以手势教他们如何打仗。虽然“卡秋莎”们从未真正融入该团，但大多数都忠诚于自己的美国战友。反过来也是如此。不少美国兵充满感情地回忆自己的南朝鲜战友，深信在必要时他们都会为援救对方而牺牲性命。[25]
9月7日，第23团发现敌军正在阵地前集结，立即以榴弹炮进行了猛烈炮击。次日凌晨，北朝鲜人民军对该团发起了凶猛的攻击，由重炮和自行火炮提供火力支援。不久，他们便在F连阵地上冲开了口子。缺口不断扩大，敌军士兵开始涌入。如果不能堵住缺口，整个阵地都将陷入危机。弗里曼从第1营抽调援兵去堵缺口。在漆黑的夜晚，援兵冒着敌火，冲到了缺口处，成功地挡住了敌军，坚守阵地直到天亮。最后，敌军的进攻被击退。增援部队重新编组并深挖工事，准备迎接下一轮进攻。[26]
北朝鲜人如期而至。虽然当天凌晨没有形成突破，但B连、F连和G连都遭到了猛烈攻击。伤亡十分惨重，天亮后不久，所有前沿部队都呼叫增援。弗里曼只好从未遭进攻的地点抽调兵力，以便增援压力最大的地点。局势不断恶化，弗里曼动员了所有非战斗人员，包括文书、厨子、司机和机械兵。最后，几乎全团官兵都上了前线。有那么一阵子，弗里曼的预备队仅剩6人。形势已经绝望，如果北朝鲜人继续进攻，第23团肯定会崩溃。幸运的是，午后不久攻势逐渐平息，前线重新恢复了平静。[27]如果进攻部队在通讯和协同方面更好一些，他们可以很轻松地打垮美军防御部队。在朝鲜战场上，敌军经常暴露出这一弱点，而且从未真正弥补这方面的缺陷（认识决定了死活，指挥啊！）。 在上述战斗中，第23团官兵将忍耐力发挥到了极限，而弗里曼亲临前线对他们而言无异于一针兴奋剂。有位老兵对这位团长作了如下描述：
当战斗开始时，他让营长们全权负责指挥，让他们按照自己认为适宜的方式，安排各步兵连的战斗。他总是能够及时赶到杀戮场，从一个散兵坑到另一个散兵坑，在敌军冲锋时站得笔直。他希望部下看到自己，知道团长冒着同样的风险。一次，他乘吉普车行驶在山路上，不断有迫击炮弹从天而降。他告诉司机，立即把时速减到5英里。
“如果当兵的看见时速超过5英里，他们会以为我害怕了，”他叫道。 作战参谋约翰·杜梅因（JohnDumaine）少校，当时正和弗里曼在一起。 “您不怕吗？”他天真地问道。
“你疯了吗？我当然怕得要死，”弗里曼答道。
??当巡逻队出动执行危险的任务，或者某个营遭到敌军猛攻时，他会不吃不睡，直到巡逻队脱险，或那个营摆脱困境。
他会说道：“我要去那儿，看看那些家伙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儿。”然后，便跳上吉普出发。团部里会显得十分紧张，所有人都会担心团长的安危，直到他安全归来。
“如果有消息传来，说老保罗在某个地方被朝鲜佬围住了，”[中校弗兰克·]梅斯扎尔说道，“团部所有人，包括厨子们，都会拿起枪，冲出去救他。”[28] 弗里曼有能力战胜或至少是掩饰恐惧心理，能够在前沿部队面前表现得英勇无畏，是许多优秀作战指挥官共有的特点。他们知道，在可以安全地呆在后方指挥部时，亲临险境与官兵们同甘共苦，对于保持高昂士气至关重要。一名指挥官在前沿阵地可能没什么用，但至少他体验了自己要求部下忍受的艰苦环境，同时也表达了对士兵们的慈父般的关怀。 随后几天，第23团遭到了连续不断的进攻，但其程度已经不那么猛烈。该团召唤炮兵和空军火力，对前沿敌军进行打击。如果北朝鲜人能够继续发动9月8、9日那样猛烈的进攻，第23团将很难坚持下去。作战实力已经下降到38%，预备队已经完全用光。[29]在9月11日，一名空中观察员报告，第23团阵地前约有1500具敌军尸体；第23团对敌军的惩罚性打击，耗光了攻击部队，也几乎耗光自己。[30]
不少老兵在回忆空袭行动时，一般都会对空军的援救表示感激。不过，他们有时也会悲痛于空袭造成的误伤，并反思应如何提高空袭效率。中士道格·格雷尼记得有一次空袭因缺少地面联络而造成误伤：
“野马”式战斗机对敌军阵地前沿的山坡进行了扫射，但似乎只是浪费弹药而已。空军能使敌军迫击炮和榴弹炮暂时平息，但只要它们一离开便又立刻开火。当E连攻击俯瞰洛东江的山头时，两架“野马”式战斗机打死打伤了许多人。当时，我就在突击排，通过电台要求营部取消[空袭]，但却被告知那里没有空军联络官，因此空袭便继续进行。我能将这些事儿写给你纯属运气。突击排的大部分人都无辜受戮。没有掩蔽。我们只是坐在那儿，看着飞机向我们扫射，随后又投掷了凝固汽油弹。最后，他们才得知正在屠杀自己人。 这会给人们留下痛苦的回忆，但毫无疑问空中支援极其必要。不过，空军和步兵应该进行联合作战训练—就象海军陆战队那样。
官僚机构间的争权夺利，使空军不太关心近距离空中支援，并导致空地协同作战效率不高。下士詹姆斯·卡迪纳（James Cardinal）对此有着更为惨痛的回忆：
空军和海军为争夺地盘和预算而尖酸刻薄地争吵不休，陆军要求更好地支援地面部队以赢得战争的呼吁则无人过问。朝鲜战争前，陆军默认空军带着所有装备脱离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
由于陆军的疏忽大意和空军的玩忽职守，步兵在朝鲜战争头几个月付出了惨重代价。由于空中支援不足，数以百计的官兵毫无意义的死去。空军花了几个月时间，才重新掌握二战后便荒疏了的战术，其代价则是大量官兵的生命，有些人是死于机枪扫射或被凝固汽油弹烧死。有一次，我看到8名士兵的残骸。由于飞机瞄错了目标，他们都被烧成了一小块焦炭。 海军陆战队非常明智，坚持完全掌控自己的空中支援力量。在向地面部队尤其是陆战队员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方面，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受过非常全面的训练。这也是陆战队航空兵能够保留至今的主要原因。
联合国军反攻
第8集团军在洛东江畔的形势岌岌可危，不过官兵们至少在某些方面还拥有优势。虽然
第8集团军也存在物资短缺问题，但毕竟比对手要强得多。北朝鲜人民军处于其后勤供应系统的末端，其运输线在汉城至北朝鲜之间存在“瓶颈”。在白天，麦克阿瑟的远东空军不断对运输线进行轰炸扫射。除了搬运工所能背运的少量物资，没有多少可通过南朝鲜糟糕的公路运上前线。不过，最重要的是，麦克阿瑟正准备采取行动，美军的命运将一夜间戏剧性地改变。
只要军史专家们还喜欢说“如果??就会??”，那么仁川登陆便永远会是人们争论的话题。这次行动困难重重，令人担忧。海军陆战队认为，成功可能性为1/5000。然而，仁川登陆却取得了成功。洛东江防线的压力顿然减轻，守军甚至可以向北挺进，在几天内便与登陆部队会师。在短短几周内，联合国军便插入北朝鲜境内纵深。
9月15日，凯瑟将军解散了海恩斯特遣部队。第23团第3营也由第1骑兵师归建，使第23团战斗群恢复了正常作战实力。第8集团军计划向洛东江对岸发起攻势，以配合150英里以外的仁川登陆。兵力相对充实的第3营充当本团先锋，在洛东江上占领桥头阵地。 9月16日，北朝鲜人民军对第23团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凌晨时分，敌军发动攻击，冲进了C连阵地。经过残酷的肉搏战，该连收复了阵地，但损失极为惨重。C连的几乎全体军官，以及配属该连的D连重武器排排长，都在战斗中阵亡，仅有一名军官幸存。7时15分，在击退北朝鲜人的进攻后，第3营在第72坦克营C连支援下，从第2营的阵地发起进攻，一路狂奔冲向洛东江。与此同时，损失惨重的第1营，也对第23团左翼的山脊发起进攻。第3营遭遇到一些抵抗，但都迅速予以清除。10时许，弗里曼报告师部，由于第9团行动缓慢，其当面敌军对突前的第23团左翼形成威胁。16时许，第23团当面敌军终于崩溃，该团在洛东江东岸建立防御阵地。他们估计，北朝鲜人民军当天损失约1200人。同时，第23团准备渡过洛东江，官兵自到朝鲜后便一直在这条江边呆着。
由于缺少架桥器材，弗里曼必须采取应急措施。士兵们用沙袋垒成渡口，供车辆驶过清浅的江水。他们计划使用冲锋舟，将首批士兵运过江。[31]9月20日凌晨，第37野炮营停止对敌军的骚扰性炮击。3时30分，第3营官兵乘坐冲锋舟，静悄悄地滑过江面。 由于冲锋舟数量有限，不少士兵抓着船舷渡江。突击行动出敌不意，取得了彻底的成功。L连进至目标时，发现一名敌军中校和参谋们正呼呼大睡。当晚，第23团其余部队全部渡过了洛东江。次日，该团在西岸建立了巩固的桥头阵地。[32]
不幸的是，在随后4天里，高级军官之间的磨擦，要比美朝两军之间的战斗多得多。凯瑟将军为了向汉城挺进，仿效此前的海恩斯特遣部队，又组织了一支特遣部队。这次，他派师长助理斯拉登·布雷德利（Sladen Bradley）准将，负责指挥第23团和第38团。 弗里曼将他的第3营“机械化”，以使整个部队的前进速度，不再受限于步兵的速度。为达此目的，他动用了团属坦克连和一个配属坦克连，机动火力也得到了大大加强。同时，他还为该营配属了更多车辆，以便在未与敌军接触时，可以提高推进速度。这意味着，步兵在行军结束时不至于太累，因为沿途都是乘车行军。弗里曼提高第3营的机动能力，也使该团在朝下一个目标高敞（Kochang）村前进时，远远地超过了第38团。但是，布雷德利准将命第23团的坦克让路，让第38团的部队优先通过，从而获得攻占该村的荣誉。弗里曼愤怒之极，并将此事归咎于第38团战斗群指挥官乔治·派普洛（George Peploe）上校的嫉妒。第23团的士兵们听到了上校和将军们的争论，都认为特遣部队指挥官出卖了自己。正如第3营营长罗伯特·施拉德（Robert Sherrard）中校所说：“保罗·弗里曼是位出类拔萃的士兵领袖；我们都觉得，斯拉登·布雷德利的命令是对他的叛卖。对士气的打击太大了，‘高贵的第23步兵团’的全体官兵都十分沮丧。这个傲慢无礼、爱慕虚荣的暴发户，在士兵们拼